老辰光

老辰光

当前位置: 首页 > 时代 > 史话 >

三个宋代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

时间:2016-11-15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余蔚 点击:
比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碎片化的所谓知识都是浮于表面的东西,和事实有明显距离,了解多一点少一点,差别不大,不外乎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多少。历史学的使命则是揭示真相,真正喜欢历史的人须有一颗追求真相的心。 不过,有一种历史观认为,真相是永远不可能被


        比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碎片化的所谓知识都是浮于表面的东西,和事实有明显距离,了解多一点少一点,差别不大,不外乎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多少。历史学的使命则是揭示真相,真正喜欢历史的人须有一颗追求真相的心。

  不过,有一种历史观认为,真相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揭示的。这句话有哲理,但对于历史学科甚至所有人文学科来说,只能算是“正确的废话”。真相固然不可能被完全揭示,但可以被无限接近。不然,历史学家的所有努力是不是就可以被无视了?至于有多接近,就是对学者和爱好者的考验了。下面,我们以宋史中的几个案例来细细说明。

  韩侂胄北伐

  为的是巩固个人地位?


  看宋史,先要有一个俯视的观察角度。随着镜头伸缩,大比例尺和小比例尺能够方便地转换,这通常适用于观察对象的空间范围。比如,我们比较习惯于在国家范围内观察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未必看得清。那就比例尺缩小一点,扩大观察的范围。

  在评价南宋中期宁宗朝韩侂胄的开禧北伐一事上,由于韩侂胄被道学家定位为奸臣,因此他的所有行为都被引导到个人权谋这条路上。即便他的北伐深合朱熹等道学家历来的呼吁,但其动机仍被指为“固位”——巩固个人地位。可是,视线越出国境的话,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开禧北伐,发生在公元1206年。这一年,草原上发生了一件影响极大的事:蒙古帝国建立,铁木真在斡难河之源被拥戴为成吉思汗。但是,1206年之前一段时间,华北边疆的动向,同样影响深远。从铁木真收拢本部乞颜部的力量,到最后击溃札木合的联盟,统一蒙古,这个过程延续了十几年。在此期间,部落战争把草原各部刺激得极其兴奋,金朝的羁縻政策完全失效。西北边境各部,以塔塔儿部为首,纠合起来频频入境侵掠。局部的摩擦迅速演变为全面的对抗。

  1195年,金国在西北投入十几万兵力,战争进行到1199年,金军最终取得北境战争的胜利,暂时止住了塔塔儿部的强势发展。然而,蒙古高原的风云变幻,已非金朝所能控制。1202年4月,札木合集团与乃蛮合力,会战铁木真集团,这场战争令金朝胆战心惊。自此,蒙古人在边界内外的活动,成为金朝的严重威胁。这比铁木真称汗要早4年,比蒙古全面入侵金朝要早9年。危机正在迅速积累,金朝身处其中,感到沉重的压力。

  这些情报辗转传入宋方,令韩侂胄认定“金国多难”,如果趁机北上的话,金国应该无力抵挡。正是这个判断促成了北伐。而在北伐失败之后,金国对宋的惩戒也不算严厉,除了索要韩侂胄的首级,其他条件基本上与战前持平。这样的“克己礼让”,也正是因为金国在北境承受到的压力,使其不敢对宋施加太大压力,以免陷入两线作战。所以,从大的局势来看,开禧北伐的背景里又哪是韩侂胄个人“固位”这样简单呢?他的时机、大势判断也许还不够精准,但绝非空穴来风、无风起浪。

  可见,若漠视宋朝边界以北的形势变化,就难免一叶障目。而打开了视野,尽量掌握“全景”,看问题就自然会真切得多。当然,取全景并不容易,至少要打破断代史之间的壁垒。对于宋史专家和爱好者来说,如果能掌握辽、金、蒙元史的基本脉络,会增进对宋代很多问题的理解。

  高宗禅位

  缘于深深的挫败感?


  平视,是看宋史的另一个重要角度。历史学本来最应该讲时间观念的,但往往不能免俗,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单独的事件上,忽视连续发展,忽视前后事件联系。以高宗禅位为例,就现有史料而言,看不到阴谋的迹象。但排除了阴谋论,还真不容易说出个所以然来。

  把观察的时间段拉长可以发现,高宗身上最大的底气,来自和议;同样,最大压力也来自和议。绍兴八年,宋金双方签订第一次和议,金把河南、陕西之地归还给宋,可是转头就撕毁了和议。绍兴十一年,再次签订和议,高宗费尽了力气、降低了底限,连河南陕西也不要了,只求划淮而守。

  这是一场豪赌。金朝的政局很不稳定,政变频频发生。而每次人事发生重大变动,前面那一套就会被新的当权者推翻,政策缺乏连续性。绍兴八年那次的和议被撕毁,就是因为金方主和派失势被杀,替代者兀术便悍然重新挑起战事。所以,和议的维系主要看金朝政局是否稳定。

  绍兴十九年,金朝再次发生政变。绍兴十一年和议的主持者金熙宗被谋杀,野心勃勃的完颜亮登上帝位。高宗心中的阴霾,便越来越重。等待完颜亮备战完成,果然百万大军汹汹而来,发誓要“立马吴山第一峰”。金朝第二次撕毁和议,让高宗深受打击。若是和议始终得以维持,那么他还能以“和平安宁”来告慰天下,合法性终归是在的。然则,临到老来,和平却化为泡影,他的基本政策必将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强烈质疑。深深的挫败感使得高宗无力承担,转而逃避到德寿宫自得其乐去了。

  王船山说高宗做“中兴之主”,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性格绝非刚毅,权力欲也不是很强,个人能力更是平平,中才之主而已。绍兴十一年之前,或许还有些高昂精神;可20年太平天子做下来,也就基本被磨灭殆尽了。于是我们看到,高宗在金军刚刚退却之后,就马上传位给孝宗。这导致宋军的反击,拖延了一年多,大大影响国事。他退居后台的迫切之心,能撑到完颜亮死后,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这样前后一看,把和议这条主线拉出来,事情的本来面目顿时清晰了许多。

  岳飞之死

  还有没有其他真相?


  最后,谈谈点题的一点,“理解”。这一点包括的面很广,我把它解释为“有代入感的理性”。现代史学强调客观,所以理性自然受到追捧。但在我看来,这种理性绝不是指科学主义的精神,其首要功用不是用来判断正误,而是用来解释动机与发展逻辑、后者与前者的区别,在于书写者是否存有一种先入之见、评判框架。理性,应该支持我们如实记下观察对象的行为,只按史料立论,不妄作推测;只说问题,不擅作价值判断。

  因此,澶渊之盟所开启的宋辽新关系,在我看来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完全不必与丧权辱国联系起来。神宗朝以后的新法旧党更替期间,政治人物关于强国的思路不同,以及“改新就是进步、守旧必然挨打”的思路,似乎也不必再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高调宣扬。

  但是,纯粹的理性,并不一定能与真相近距离接触。个人所处的时代,与他所关注的时代有数百上千年的时间差,怎么能理解观察对象所处的人际关系、社会、官场、国际环境?怎么能够与他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又怎么能明白他的性格和心情?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恐怕没有代入感的话,是无法切实把握的。而从“了解”走向“理解”,没有代入感的话,就难以做到。

  最反映代入感的例子,是高宗处死岳飞的理由。我提到的理由,包括岳飞不慎涉入储嗣问题、接手刘光世的部下未成却弃军而去、部将假传敌情犯了大忌讳,等等。这一解释,涉及宋朝的祖宗之制、绍兴初年的内外环境、高宗的经历和心理,都需要切身地体味。就此而言,没有代入感的话,仅凭爱国主义、卖国主义、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等观念来解释的话,说服力是有限的。

  另一个代入感很强的例子,是对宋理宗的分析。关于理宗的人品和成就,一般的评价都是比较负面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他在位时期,宋在蒙古大军的压力下江河日下;他的时代,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理宗难辞其咎。但比起盖棺定论,理解他和他的时代似乎更应该是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而要理解他,就不得不代入到历史场景中。

  理宗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宗室家庭,少时托庇于身为保长的外祖父家。出人意料地被选为亲王后嗣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准备作一个合格的王爷。可是,作为一场政变的后果,他突然继承了皇位。一个淳朴的少年,由于不断的意外,被抬到了意想不到的位置,让他身上具备了很多独特的品质。

  理宗26岁亲政之后,作风泼辣,雷厉风行,甚至还主动挑事,发动北伐。可是宰相史弥远当权时,代行天子政令,理宗却垂拱渊默,毫无不满的表示。在史弥远身后,还尽心尽力地保护他的后裔。面对诸多道学家的压力,理宗在这件事上却始终不肯退让。

  同时,理宗对道学家也表示充分的尊重,在后者无休无止的说教、咄咄逼人的质疑面前,始终保持温和的态度。不过,国事日棘,加之道学家的折磨,毕竟改变了他天性中的某一部分。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斗志,到了中年,逐渐消退了。一边表示服膺于道学,一边却热衷于享乐,甚至在宫中召妓,而后淡然地面对指责。究竟是怎样的内心,才容得下这样的格格不入?

  总结一下他的特征:感恩,想有所作为,谨小慎微到有点自卑的程度。宁可让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但始终认同伟大的人格:既要守护正常的人性,又要保持行为的正当性及地位的合法性。处在极其暴烈的国际、国内冲突中,可以想见他的情商是有多么高。而脱离了这一复杂、独特的具体环境,后人对他甚至对晚宋历史,又能有多少真切理解呢?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走进历史,读懂中国(第二季)”速记稿整理)
 



(责任编辑:日升)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推荐内容
  • 《沁园春·雪》的故事

    毛泽东和柳亚子(右) 木山英雄在《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一书中,以传记...

  • 生逢其时的莎士比亚

    英国戏剧的这一黄金时期,只持续了约75年。而莎士比亚,碰巧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