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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大逃港

时间:2016-08-23来源:网络 作者: 罗慰年编辑 点击:
两边收入相差一百倍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三十年。 据我掌握的资料,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逃

两边收入相差一百倍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三十年。

据我掌握的资料,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十二个省、六十二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和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一九七二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一九七九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三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一九七九年三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七角,而香港则有七十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我接触过一个舞蹈演员,那时在《红色娘子军》里演洪常青,逃港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一瓶养乐多。他告诉我,每当有香港人过这边来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总是跟着他们。有一次,一个香港人给了他的孩子一瓶养乐多,孩子喝完后还不肯扔瓶子,拼了命地想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吸出来。这个演员觉得让孩子吃别人的东西已经很没尊严,而那种吃相更让他心疼,于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决心——他游了五个小时,游过了深圳湾。

我还见过一个逃了十二次的人,都被抓回来,到了第十三次,边防战士都不好意思再抓了,他终于跑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说,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了。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

惨烈的逃港之路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一九六二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仅一九七八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近十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后来我看到陆续有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写到自己逃港的经历,比如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乘小船偷渡过去的;香港期货教父刘梦熊则走了六天六夜才到海边,从天黑游到天亮,最后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抵达了对岸……还有千千万万的逃港人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故事形形色色,却又大同小异。

香港近半富豪是逃港者

逃过去的人,最早还是比较受香港欢迎的。当时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急需劳动力,所以对逃港者既不抓,也不主动遣返,还出台了政策:只要抵达市区又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

逃港成功的农民大多做了工人,他们在楼房天台上搭建简易住所,在家庭作坊里粘纸盒、缝袜子、勾纱。刘梦熊曾说,香港老板最喜欢用逃过去的人做工,因为他们体力好、能吃苦、要求又低。这些逃港者为经济起飞阶段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我先后采访过几十位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曾有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一百位的富豪中,有四十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他是一九六二年逃港,当时只有十几岁。他的母亲在逃港途中被洪水冲走、淹死了,他含泪埋了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在香港,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干到了一家金融集团的总经理,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一次参加会议,他激动地说:今天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用血和泪创造出来的!

进入六十年代,逃港者越来越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够了,港英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实施即捕即遣政策。但许多逃港者与香港市民都有亲友、同乡的关系,很多香港人都对逃港者采取同情、帮助甚至庇护的态度。

七十年代的逃港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地知青。这批人跟之前的农民不同,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过去后直接带动了香港的文化发展,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早期的香港电影界没什么会作曲的人,配乐通常是用凤阳花鼓和黄梅戏的调子充数,罗文、梁立人这批人过去后,香港的音乐、影视才慢慢发展起来。

对于建国后逃港的总人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少则七十万,多则二百万。据我估算,应该在一百万以上,这是指在香港落了户口的,此外还有很多人迁到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一九四九年,香港人口是一百多万,一九八零年是五百万左右,现在是七百万。那三十年中,从大陆过去的人口数量可见一斑。仅从这一点上看,也不能忽视香港与大陆的关联。我在一次讲演时说,香港文化研究者要多研究一下逃港者,我们所说的香港精神——吃苦、拼搏、肯干,其实都是来自这些人。

从堵到疏再到改革开放

对于逃港者,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没有跑成的人中,大多数是被堵住、抓住的,还有一些是逃到香港又被警方遣返回来的。高峰时期对逃港者的打击异常严厉,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要收容,当地的收容站一度人满为患。

文革后政策有所松动,不再一味地堵,而是改用疏,比如说开会忆苦思甜,演革命样板戏,批判香港是人间地狱,学毛选……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演出《红灯记》,大幕一拉开,演李玉和的演员却不见了,原来他已经逃港了。

一九七八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习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习仲勋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八块钱,习仲勋很受触动。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九八零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人又陆续回来了。

前面提到的那个演洪常青的舞蹈演员,在香港学了制衣,改革开放后又回来办了服装加工厂。现在他退休了,定居蛇口,在一个艺术团里做领舞。再提及那段经历,他说就像过眼烟云一样。

如今,反而是大量香港人涌入内地。所以我总说,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变化,就是一个越来越实事求是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很多干部为治理逃港做出了贡献,甚至付出了代价。

看到大逃港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世人关注,那些曾经秘不外宣的事实被解密,我感到很欣慰。历史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三十年中,这些逃港者,他们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一九九零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习仲勋回深圳参加庆典。他接受采访时对我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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