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开篇记载“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即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司马光以此事为全书开端，并在其后以上千字“臣光曰”的形式加以评论，在历史编纂及历史解释两方面均有其深意。

孔子编《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左传》记事至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的晋国内部斗争。《通鉴》在记三家为诸侯之后，又追述了三家灭智伯之事。实为续《左传》而作，故胡三省说：“《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春秋时期，晋国在晋文公重耳的治理下一度强盛，国力在与楚国的“城濮之战”后达到高峰。晋文公主持的“践土之盟”，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不过，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去世后，晋国实力由强转弱。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政权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知、范、中行六大家族手里。到了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控制了晋国政权和绝大部分土地，国君只保有两小块土地，卑屈到“反朝韩、赵、魏之君”，晋国内部呈现君臣易位的格局。

公元前403年，仅在名义上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即周威烈王）将韩、赵、魏三家升为诸侯，成为三个诸侯国，原来的晋国名存实亡。晋国本是周王室最倚重的大国之一，此时竟被三家卿大夫瓜分，且瓜分者居然被周天子命为诸侯，这是周王朝开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大事，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宗法制和贵族政治，是具有区分时代的标志性事件。《通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并赋予此事深远的政治内涵。

在文字叙述上，《通鉴》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笔法，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史记·晋世家》亦载此事，书作“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与之相比，《通鉴》特别指出魏、赵、韩三家本来的身份——“晋大夫”，用辞意味深长。宋神宗在为《资治通鉴》所撰的《序》中说：“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司马光曾在《历年图》中标注此事，并说：“先是，大夫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王制”、“礼之纪纲”等同，《通鉴》以此为史事评价的准绳，批判三家“晋大夫”这种僭越的行为。

司马光记载“三家分晋”，还有另一层深意，即引出对“天子之职”的规谏，系统阐述自己“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其后的“臣光曰”中，司马光提出了“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的观点并加以论述。所谓“礼”，就是“纪纲”，就是“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政治秩序。“礼之大节”在于君臣之位不可乱，而维护君臣秩序的主要手段则是名器。春秋时，齐、卫两国曾战于新筑，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有功于卫，卫国国君赏之以邑，仲叔于奚却请求诸侯才能够用的器物。仲叔于奚身为大夫却要求享受僭越诸侯之礼，孔子以为不如多赏赐城邑。所谓“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认为，尽管西周后期以来国家处在“纲纪散坏”、“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的局面，但历代天子能坚守君臣名分秩序，故能历数百年仍为天下共主，春秋时期晋、楚、齐、秦这些强国也不敢陵越其上。可是，如果天子自己都不能自觉维护“礼之纪纲”，弃守最后一道防线，则“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专权已久，却不敢擅自逾越君臣秩序而自立为国，周天子不但不能诛讨，反而升之为诸侯，则“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自坏长城。

司马光从尚礼治、谨名分的视角观察“三家分晋”，赋予其划分时代的历史意义，又将“以礼治国”上升到天子之职的地位，强调礼治“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在当时显然具有合理性。当然，以现代的视角而言，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社会大转型的结果，西周的宗法制与贵族政治已步入历史的尽头，难以为继。韩、赵、魏三家分立后，为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也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