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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8.6万余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行进在队伍中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由此踏上了不同的人生新征途。南渡乌江，钱壮飞不幸牺牲，壮别天涯。进至松潘，胡底惨遭张国焘杀害，留下拄杖北望的身影。李克农历经艰险走到了长征胜利的终点。龙潭三杰悲喜不同的长征路，正是漫漫长征之艰苦卓绝的一个缩影。
同担重任，踏上漫漫长征路 李克农出任红军工作部部长，是走在中央纵队前列的开路大将，肩负着情报、锄奸、“借道”等多项关乎全军行动的重要任务。李克农一路随中央纵队先遣支队行动，指导各军团特别是前卫军团搜集情报，整理、研判各部上报来的敌情，从中甄选出中革军委所需情报，为军委制订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方案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李克农领导各部及时查获并清除敌人派来刺探红军行动的探子，尽力保证大军行动的隐蔽性。他还要与沿途形形色色的“地头蛇”们交涉“借道”，争取大军“和平”过境，避免硬碰硬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李克农
李克农还被任命为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安全，他每天精心组织行军设营，先行打前站，布置警戒，筹措安排食宿等工作，尽心竭力地完成好中央纵队驻地的安全与保障任务。 肩负着无线电侦察重任的军委二局，是长征路上最重要、最可靠的情报来源，被毛泽东誉为“走夜路的灯笼”。在苏区时，军委二局曾分为曾希圣领导的前方二局、钱壮飞领导的后方二局。1934年初前后方二局合并，曾希圣任局长，钱壮飞任副局长。 从事无线电侦察工作，钱壮飞有明显优势。正如杨敏瑞著《钱壮飞传》中所说，钱壮飞是我党较早从事专业无线电工作的行家之一。他早年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培训班接受过专业训练，对收发、译电、编码等业务都很精熟。他曾在敌特心脏担任机要秘书工作，对国民党军政机构往来电报的行文格式等非常了解。在红军政治保卫部门工作的经历又让他对周边主要敌军的番号建制、部队情况等了然于胸。这些都成为他领导无线电密码破译工作的独特优势。 前后方二局合并后，钱壮飞从局长改任副局长，他毫不计较，愉快服从曾希圣的领导，全力协助曾希圣做好全局各项工作，体现出过硬的党性原则和不为名利的高贵品质。 长征出发时，曾希圣和钱壮飞率领30多名工作人员携带5部电台，以及配属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饲养员数十人，跟随朱德、周恩来等军委总部首长战略转移。在苏区时，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看中钱壮飞的绘图能力，曾派他去前线给前方干部作示范。长征开始后，钱壮飞除了负责破译工作以外，还负责用德语将敌情标在地图上，以保障李德“图上指挥”的特殊需要。 胡底担任中革军委侦察科长，带领徒步侦察队前出接敌，查明当面敌情，摸清地貌地形、道路交通、社情民情、商品供应、食宿条件等各方面情况，为中革军委指挥大部队后续进占、展开行动提供情报保障。 徒步侦察所获上述情报大多是二局的无线电侦察难以获取的，随着长征的步步推进，徒步侦察的独特优势日渐突显。据杨敏瑞著《钱壮飞传》记述：“中央红军处于高速机动的急行军当中，无线电破译工作有时无法及时地破开当面之敌的密码，更无法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就会出现料敌不足、敌情不明等现象，中央就掌握不到及时、准确、全面的情报。为了弥补这一缺漏，中革军委加强了地面侦察工作，整编扩大了胡底领导的侦察科的人员力量，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领导。” 扩大后的徒步侦察队编成四个组，每组14人，配备精良武器。由胡底率领侦察队先于大部队出发，或化装成敌军前出侦察，或混入敌军刺探，或捕讯俘虏，或询问起义官兵，或深入群众走访，千方百计查明敌情，形成报告并绘制成图，每晚11时左右呈总参谋长参阅。 龙潭三杰肩负的不同任务，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情报链条。钱壮飞和胡底在这个链条的前端，负责获取情报。钱壮飞参与领导的二局是当面敌情的主要来源，胡底领导的徒步侦察在敌情方面是二局情报的重要补充，而在兵要地志方面则是主要侦察手段，两种手段互为补充，彼此印证。李克农在末端，根据前卫部队报来的情报，整理分析上报，并据此做好中央纵队的保卫工作。 各建其功，为长征保驾护航 攻克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身为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对会议的成功召开贡献了一份特殊的力量。他对会场内外的警戒安保工作布置得周密细致，并亲自督导检查。遵义城里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官邸，不仅见证了扭转革命危局的伟大转折，也留下了李克农进进出出、四周巡查的忙碌身影。 巧渡金沙江时，能否获取船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李克农提出，“抢船用大部队不行，要用小分队；不能正面进攻，要偷袭；组成精干的侦察组，化装成国民党兵。”他的方案得到了纵队司令刘伯承等人的赞同。胡底派侦察队长张明远带一个侦察组，化装成国民党兵，摸到乡公所，搞到了船。李克农一条妙计，解决了大军渡江的燃眉之急。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图谋分裂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北上。李克农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他粉碎了次日清晨一些追踪、阻挠的活动，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顺利北上。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后，为站稳脚跟，很快展开了对张学良所率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这项工作是从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取得突破的，而高福源的思想转变正是李克农细致入微的工作促成的。李克农是苏区话剧舞台的“老戏骨”，与钱壮飞、胡底编、演过许多广受欢迎的红色剧目。当他了解到高福源的身世和他被捕受到优待之后的思想变化后，当即以高福源为原型，亲笔赶写了话剧《你走错了路》，讲述了一位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悔过自新、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高福源，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了突破作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对张学良的劝说工作，坚定了张学良与红军洽谈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心。 随后，李克农受中央委派，作为红军代表单刀赴会张学良。这是中共与张学良的首次正式接触，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等四点口头协议，为下一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面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称赞说：“李克农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钱壮飞
钱壮飞的长征路，是与二局的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苏区建立的后方二局，就是钱壮飞领导一批骨干白手起家组建起来的。电台从一部增加到三部；破译有邹毕兆；校译有严重、邬一之、钟鼎兴、戴镜元、钟能俊等；侦收有王震、钱江、唐明、李行律、贺俊侦、刘少宏、萧蒲德、林仁贵、陈铭兴等。钱壮飞还利用业余时间给局里同志讲授天文、地理等知识，使大家的知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对侦收破译工作颇有助益。钱壮飞领导下的后方二局为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培养了技术骨干，增强了装备配置，锤炼了过硬作风，为合并后的二局在长征中发挥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容忽略的贡献。 1987年12月面世的《何长工回忆录》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中央红军长征前4天，即1934年10月6日，朱德、周恩来委派何长工、潘汉年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借道”，双方达成五项秘密协议。殊不知，这次秘密谈判的背后，还有一段与钱壮飞有关的更加鲜为人知的史实，这就是，为确保通联畅通无误，朱德、周恩来专门调来钱壮飞和伍云甫两位老无线电工作者担负机要通讯任务，他们俩人携带电台设备，随行保障了这次秘密谈判。周恩来如约发给何长工、潘汉年的那句暗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已决定战略转移），正是钱壮飞和伍云甫接收的。长征开始后，陈济棠部基本遵守了秘密协议，中央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设在陈济棠防区的三道封锁线，“不受惊扰”地行进了上千里。 长征行至通道，毛泽东建议放弃前往湘西的原定计划而转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因有二局情报支撑，他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著名的“通道转兵”得以实现。占领遵义后，二局侦获各路敌军距遵义尚远，展开新一轮围攻约需两周左右，中央据此下决心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转折。被毛泽东视为其军事指挥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同样靠的是二局的准确情报。对于二局在长征中的作用，毛泽东曾评价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获得这份至高荣誉，自然离不开钱壮飞作为二局工作创始人的一份艰辛付出。正如《钱壮飞传》所说，钱壮飞作为二局副局长，参与了二局的每一场战斗。 长征途中，平均每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这样的战斗强度，使战士们体力和精神极度疲乏，部队出现掉队和逃兵现象。钱壮飞深知，肩负重任的二局不容有失，他利用行军、宿营间隙鼓舞士气，稳定队伍。戴镜元回忆说，长征途中，组织上给钱壮飞配了一匹骡子，但他很少骑，多用来给局里驮设备、给同志们驮行李或者给有病的同志骑。译电员李德元过湘江后得了痢疾，医生出身的钱壮飞亲自给他看病开药方；见他行军走路困难，就把骡子给他骑。 宿营时，钱壮飞还将一同行军的胡底请来，两位苏区话剧的明星搭档联袂为大家演上一场生动的活报剧。翻越大山时，钱壮飞就带头唱歌，鼓舞同志们的情绪。平地休息时，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就给大家讲笑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顿时消除了疲劳。钱壮飞经常给大家讲天文地理在内的各类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能增长见识，消除疲劳。 胡底领导的侦察科在长征路上也是屡屡建功。据时任侦察队长张明远、侦察队指导员雷钦、侦察队技术书记刘琦等人回忆，中央红军进逼昆明时，龙云派一副官携带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地图，乘车送给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便于其驰援“进剿”，不料车子行至曲靖县境内时，被胡底派出的侦察队员截获。除地图外，还缴获大量红军急需的药品和物资。 陈云后来在化名“廉臣”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述了这次侦察行动：“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正如陈云所说，侦察队缴获的十万分之一云南地图，为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明确了行进方向和具体路线。李克农为巧渡金沙江献上妙计，而落实这条妙计的任务则落在了胡底的身上，他派张明远率领侦察分队化装前往渡口找船。张明远不负众望，率领4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中央军，一路穿插到团街以北的皎西乡公所，先是控制了南岸渡口仅有的2只船和14名艄公，之后又乘船过江，一枪未放解除了江北岸税警武装，夺得了江北渡口的2只船。加上其他部队找来的木船共7只小船，中央红军3万余人在6天内渡过金沙江，再次摆脱了敌重兵追堵。 与钱壮飞一样，胡底也十分关心部属。雷钦回忆说，四渡赤水期间他患了疟疾。那时缺医无药，伤病员跟随部队行军十分困难。胡底先是把马匹让给雷钦骑，自己拄着竹竿行进。后来见雷钦病重难以坚持，又派人找担架，请民夫，防止雷钦掉队。 胡底还运用自己的文艺天赋，以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寓教于娱乐之中。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长途行军生活艰苦，到了懋功县城，有了肉、面等好吃的东西，有人就大吃起来，不少人闹肚子。胡底在一场晚会上表演了小品《上茅房》，他语言幽默，动作逗人，教育大家注意节食，防止疾病。 徐向前元帅生前曾对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龙潭三杰在各自战斗岗位上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的奉献，代表着情报工作对长征胜利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途殊归，悲喜共载史册 据王树增所著《长征》记载，红一方面军出发长征时，总兵力8.6万人，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仅剩下不足十分之一的8000人。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钱壮飞和胡底在其中两个三百米的征途上洒尽一腔鲜血，走完了自己的长征路。李克农历尽艰险抵达陕北，成为十分之一幸存者中的一员。 1935年3月底，四渡赤水后的中央红军挥师南下二渡乌江后，大部队行军至贵州息烽县流长一带时，发现钱壮飞掉队失踪了。 钱壮飞是隐蔽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立过大功，又担任着二局副局长，掌握着党和红军的很多重要机密。毛泽东得知非常重视，指示负责后卫的红5军团一定要找到钱壮飞。5军团首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欧阳毅。欧阳毅迅即带领一支保卫部队，返回北岸四处寻找，没能找到钱壮飞的踪影。周恩来也派出两个警卫排回到北岸找了一天一夜，但依旧杳无踪迹。曾希圣听说钱壮飞在防空掩蔽时掉队，派人四处寻找未果，他凭经验感到凶多吉少，为失去朝夕相处的战友而痛心不已，也为没有照顾好战友而负疚。 当时在红军总部担任参谋的吕黎平回忆说：“这样一位卓越的情报人才失去了，中革军委首长都很痛心和不安，对我们参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因为没有保卫好这位局长的人身安全，使党的情报工作遭受了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曾派南方局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到贵州金沙一带多方寻找钱壮飞的下落，但都没有找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中央组织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将钱壮飞名字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但钱壮飞是如何牺牲的，牺牲在何时何地，则长期无法做出结论。建国后，经多次调查论证，直到80年代才确定钱壮飞掉队后被土顽分子杀害，而直到2000年至2001年的再一次调查中，才确定牺牲地点在“贵州省金沙县沙土的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 钱壮飞是在中央红军二渡乌江，即将摆脱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时候牺牲的。牺牲前不久，他刚获重用，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这一更高职务，由于情报工作需要，他暂未上任，仍坚持战斗在二局的岗位上。即将渡过长征路上最艰险的时期，即将走上更高职务，钱壮飞却在这时不幸牺牲，走完了自己的长征路，令人叹惋不已。 胡底得知钱壮飞失踪后非常难过，但心中始终抱着希望，经常自言自语地说：不会吧？不会！我相信他不会出事的。后来听说派去寻找钱壮飞的人均无果而返，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很长时间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他不会想到，仅仅5个月后，他也将走完自己的长征路。 
◆胡底
关于胡底牺牲的原因和过程，比较主流一致的说法是被张国焘下令杀害。1968年5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胡底在与张国焘会合时被杀了，因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演讲，胡底在台下说张像法西斯蒂，被张国焘的卫士报告张，后来就给杀了。” 朱德、聂荣臻、傅钟、李一氓及侦察科官兵等绝大多数知情人的说法均与周恩来上述讲话一致。胡底被杀的原因，是他痛恨张国焘分裂红军，多次公开抨击乃至怒骂高居红军总政委一职的张国焘。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给胡底强加上“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的罪名，将胡底撤职关押，后杀害于松潘地区。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 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背后骂张国焘是“什么东西”，常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当时刘伯承曾对胡底说：“老弟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胡说八道，要小心。”胡底说：“我怕个啥？我才不怕他呢！” 《朱德传》里写道：“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 刘琦在回忆文章中叹息：一个曾在敌特心脏活动的虎胆英雄，对革命忠心耿耿，坚决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这样牺牲于自己队伍里错误路线之下，令人殊为痛心！ 1981年12月，胡底的烈士身份得到正式追认，他的事迹逐渐传播开来。2018年11月6日，胡底革命烈士纪念广场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松岗镇落成。胡底的雕塑命名《北望》，他手拄木杖极目远眺，遥望着北上的党中央。 李克农胜利地走完了他的长征路，但提起长征，他总会心痛不已。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在隐蔽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建立起同生死、共患难的超凡友情，他对钱壮飞和胡底的牺牲万分悲痛，直到临终，他一直没有忘却这两位生死战友，常常叹惋，深深怀念。 逝世前一年，李克农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我们三个人，一个是钱壮飞已经死掉了，一个是胡底被张国焘搞掉了，就剩下我这么一个了。”他难过地说：“胡底的遗物没有什么东西了，钱壮飞的遗物在我的手里只有两件东西。”他拿出了钱壮飞的两张照片，其中钱壮飞年轻时坐在椅子上的一张，就是现在传播最广、公众最熟悉的那一张。 提起长征，李克农还有一桩憾事。长征路上，他是中央红军里唯一背着照相机的人，沿途拍摄了不少极其罕见的场面。后来在桂林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为防备国民党突袭，他把这些珍贵照片交人带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途经贵阳时爆发皖南事变，保险起见，这些照片被留在了贵阳通讯处。该处后被国民党查封，照片被搜走，从此下落不明。 1962年2月李克农去世，在罗瑞卿准备宣读的悼词里，周恩来特意加了一段话：“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长征路上永别的三位战友，在这一刻重新集结，“龙潭三杰”的威名将三个人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 长征并不是龙潭三杰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在各自战斗岗位上默默为长征的胜利奉献出自己的忠诚、才华乃至生命。像绝大多数红军官兵一样，长征路上那些惊天动地的战斗中看不到龙潭三杰的名字，然而，缺少了他们的名字，长征史册将残缺不全。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