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交往，如同行云流水，匆匆而过；有些却能沉淀下来，在岁月的长河里留下深深的印记。而我和黄鼎业、陈铁迪夫妇的相识相交，就属于后者，想起来，心里总是暖暖的。 在我书架上，有一本《广厦万千——黄鼎业教授从教48周年纪念》的画册，里面还夹着一张纸，一张已经泛黄、边角都有些磨损的白色餐巾纸。这餐巾纸里头，小心翼翼地包着1000块钱。 那是在十几年前的事了，有一次，在丁香花园的咖啡室，我和黄鼎业、陈铁迪夫妇喝茶聊天，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临走的时候，陈铁迪坚持要付钱，我怎么推辞都不行，她硬是把这钱塞给了我。本来，我和他们夫妇约好了，等有空了，请他们来我书房坐坐，我好顺便把这钱还给她。可谁曾想，先是疫情，后来又是2024年这格外漫长的高温天，加上老两口年纪大了，前不久身体又不大好，住了院，这事就这么一拖再拖，成了我心里一个未了的念想，春节期间，原来我要去给她拜年，说她住院，哪知噩耗传来，她于今年3月7日与世长辞了。 说起陈铁迪，上海人都知道她。1935年12月出生，1952年就入了党，1957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来当过同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历任市委常委、教卫工作党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还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基金会会长这些职务。官是当得不小了，可你要是和她接触，就会发现，她身上真没什么官架子。她嘴边常挂着一句话：“我是一个教书的，是党培养了我。”你要是喊她“陈主任”或者“陈书记”时，她保管马上笑着纠正你：“就叫我陈老师吧，我本来就是教书的嘛。”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和她见面，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会儿。她来东湖宾馆会客，我在大厅里碰见了她。我恭恭敬敬地称呼她“陈主任”，她立马就笑着说：“就叫我陈老师吧，我本来就是教书的。”就这么几句话，彼此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 那次见面，我们印象都挺好。她说我：“人看上去蛮老实、厚道的。”我也觉得她：“没有官架子，大耳垂，看着就像菩萨，蛮善良，蛮好打交道的。”就是从那次起的认识，到了解，慢慢熟悉起来，成了忘年交。她比我年长整整20岁，算起来，也是隔了一代人了。 交往的时间长了，她晓得我喜欢看书，就常给我带些书和杂志来，尤其她到年底，到东湖宾馆，还会把印有她名字的日记本送给我，说她年纪大了，用不着这些了。她知道我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就说：“这些本子，你拿去记日记，或者做读书笔记吧。”我看着那些封面上印着“陈铁迪”三个字的笔记本，心里觉得沉甸甸的，这对我来说太珍贵了。直到今天，这些本子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崭新得跟刚拿到时一样，真舍不得用。 那是在2002年的时候，我正好在负责集团公司在法华镇路开发“东湖名苑”的房产项目。有一次，她看见我，就把我叫过去，在大堂的酒吧找了个位子坐下，跟我聊了起来。她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一定要廉洁自律。还说：“你造房子，除了给集团赚钱，更要多替职工的福利想想。” 她虽然是女同志，但身上有股子湖南人的爽快劲儿，很仗义，也乐于助人。有时候，她听到哪个员工家里碰到了难处，了解了情况后，还会帮着向有关部门反映。有些员工住房困难，她也很上心。她身上那种朴实、务实，敢干的劲头，让人印象深刻。 偶尔，她也会跟我聊起她的同学，谁生病了，谁不在了，言语间满是惋惜，感叹岁月不饶人。有时候，她还会跟我拉拉家常，就像邻家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老教师一样，让人觉得亲切、踏实。 她在当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那几年，每年3月初都要去北京开会。她知道我喜欢集邮，就连续五年，把开会用的很珍贵的首日封，特地从北京寄给我，有时还有上海慈善基金会的首日封什么的，也想着我。 那段时间，连我们小区门口的门卫都觉得奇怪，拿着信问我：“这信封上签名的陈铁迪，是不是上海那个陈主任啊？”我心里头也挺美的，只是笑了笑，没多说。她对我们这些普通的接待人员能这么真心，其实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肯定和信任，这更是她一贯待人处事的风格。 有几次，我在报纸，杂志或者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些小文章，她看到了，就告诉我：“你写的那些文章，我和黄校长都看了，有时是他先看，看好了再给我看。写得蛮好的。”她还鼓励我：“要多写点东西，写点对历史负责、有价值的东西。” 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陈国栋当年怎么培养青年干部的文章，她看了以后，也很有感触，深情地回忆起陈国栋等市委老领导，当年是怎样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选拔干部的。她还跟我讲起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选拔第一批中青年干部时候的一些事，说起像吴邦国、黄菊他们，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个个都是好样的。 她还特别叮嘱我：“写文章，一定要真实，千万不能瞎编。要写，就要写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年轻人有帮助、有教育意义的真东西。”这些话，像种子一样落在我心里，一直激励着我，要写就写点有意义的好文章。 每次和陈铁迪见面，都觉得很放松，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没什么拘束。天南海北，家长里短，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她会关心地问我父母身体怎么样，孩子工作顺不顺利。有一次聊天，说起罗世谦，我说罗书记说他常骑自行车去菜场买菜，说是体察民情。陈铁迪听了，马上用老大姐那种关切的口吻说：“年纪这么大了，骑自行车不安全了。”还叫我下次见到罗世谦，就跟他说，是她叫他别再骑车了。 后来，我写了几篇回忆罗世谦的文章发表了，她看了说写得好，又感叹道：“罗世谦是好人啊。”说起罗世谦遭遇车祸，她去医院看望时的情景，她说罗世谦正在抢救，身上插满了管子，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看着心里难受，用上海话连连跟我说：“真难过，真难过。”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 陈铁迪和王力平是邻居，平时也经常能碰到，见个面，互相问候一下，祝对方身体健康，有时也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各自家里的难处。后来，孙贵璋、王力平、罗世谦等这些老同事、老朋友一个个都走了，她心里挺伤感的。她跟我说起这些昔日并肩工作的老战友、老邻居，一个个都离开了，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有时，她见到我，也会感叹人生苦短，岁月无情。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她对我说，碰到挫折、困难，不能躲，要面对，要去解决。抱怨没用，只会让事情更糟。要在有生之年，尽力为党多做点工作。不管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都要坦然面对，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2007年6月，黄菊同志逝世后，社会上有些风言风语，陈铁迪却说：“黄菊是好同志！”她跟我说起黄菊生前工作的一些事，说他工作思路清晰，而且特别认真。有时要去一个地方调研，他会提前自己先去走一遍，甚至深更半夜去。这样，第二天再去调研的时候，心里就有数，说话就有底气。 他工作尽心尽力，非常辛苦，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在上海干部群众里威信很高。到了北京后，工作压力更大了，觉也睡不好，长期这样操劳过度，身体就垮了，得了胰腺癌，才69岁就走了，真是太可惜了。她和黄菊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起被选拔到市领导岗位上的，感情很深厚。 2024年10月8日，吴邦国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她也十分悲痛。她回忆起和吴邦国共事的那些日子，还说起有一次在北京开第十届全国人代会时，吴邦国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来参加上海代表团的审议。大家都是从上海来的，乡音乡情，气氛特别亲切。吴邦国还挺幽默的，他一坐下，就先朝陈铁迪这边看了看，然后开口对大家说：“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们到基层去调研，忙得忘了时间，回来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也没地方吃饭。”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又朝陈铁迪看了看，接着就用上海话说：“阿拉就到铁迪喔里去蹭饭吃，侬姆妈烧的咸菜肉丝面，老好吃，米道老嗲额！”（我们当时就去铁迪家里蹭饭吃，她妈妈烧的咸菜肉丝面，非常好吃，味道好极了。）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如今，人已经不在了，想起来让人伤感…… 陈铁迪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老地下党员，解放后还担任过上海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投身革命，1925年就入了党。“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她家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下放劳动，吃了不少苦。但她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什么，或者对过去耿耿于怀。她总是说，要吸取教训，要向前看，要更努力地为党工作。 有些上海的同志要调到外地去当领导了，临走前来看她，跟她告别，她总是叮嘱道：“要深入基层，多搞调查研究，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好好工作，一定要清正廉洁。”也有一些新调来上海工作的领导干部，想来看望她，她又总是劝人家别来，说：“你们工作那么忙，不用来了。” 2009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次她来宾馆会客，从包里拿出一本画册送给我，是《半个世纪的回响——黄鼎业、陈铁迪金婚纪念》。递给我的时候，她脸上笑得像个小姑娘，告诉我：“这本纪念册，总共就印了100本，我特地给你留了一本。”那感觉，真把我当自家人了。 画册里，有她和黄校长从年轻时在同济大学相识、相恋，到后来结婚成家，经历“动荡岁月”，迎来“春回大地”的许多生活照片，每一张都那么珍贵。在画册的扉页上，她还特意签了名，写着：“根发，月珍惠存。” 大概是2009年6月吧，我调到丁香花园去做服务离休老干部的工作，一直干到2015年4月退休。就在我办退休手续那阵子，发生了一件事。上百位离休老干部联名给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领导写信，希望能把我留下来，再干几年，陪他们安度晚年。 陈铁迪知道了这件事，特别高兴，跟我说：“你给我争气了！”她认识我多年，了解我，也是一直看好我。现在看到我做出了点成绩，得到了老干部们的认可，她觉得，她没有看错人。有一次，她碰到原来上海市民进的常务副主委王慧敏老师，她是我中学时候的班主任，还跟王老师说，她培养了一个好学生。 我和陈铁迪相处这么多年，她很少麻烦我办什么事。偶尔有点小事，她也特别注意分寸。记得有一次，她的亲家在丁香花园附近办事，想过来停会儿车，找个地方歇歇脚。这本来是再小不过的事了。她见到我，跟我说：“小邱，找个地方，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就行了。”还叫我去忙自己的工作，不用陪着。她甚至还写了张小纸条给我，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几点钟来，几点钟离开。 说起来，我和陈铁迪的丈夫黄鼎业校长的相识，还挺有意思，有点戏剧性。有一次，我在宾馆大厅里，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穿着很朴素的老先生，正站在总服务台前面，聚精会神地看着墙上的外汇兑换牌价表，好像在等什么人，也没去打扰别人。我就主动走上前去，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忙。一聊才知道，他是在等陈铁迪。后来我才晓得，这位老先生就是陈铁迪的丈夫，曾经担任过同济大学副校长、上海高校专家组组长的黄鼎业教授。他是我们国家著名的钢结构专家，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为人特别好，很多学生都非常敬重他。后来，我们渐渐熟悉了。 有一次，我去同济大学拜访黄校长。一进学校大门，就看到那尊毛主席的巨幅塑像。那时，“文革”已经过去不少年了，全国很多地方的毛主席像都移走了，可同济大学门口这尊还保留着。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对毛主席的评价，聊到了当年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段艰苦岁月，聊到了袁文才、王佐这些人的功劳。黄校长还提到，毛主席上世纪60年代中期重上井冈山的时候，还特地问起袁文才、王佐烈士后代的情况。还聊了聊国际上的事，外国那些总统、政要，对中国的政策，以及对他们的看法等等。 黄校长虽然是学理工科的，当了一辈子大学校长，但他的知识面真是广，学问渊博得很。他人品也好，和蔼善良，特别有同情心。那天，我们一起去学校食堂吃午饭，路上碰到一个乞讨的人，看样子像是个知识分子，但精神有点不大正常，穿得也挺邋遢的。黄校长看见了，二话没说，快步走上前去，悄悄地塞给他200块钱。那动作特别自然、麻利，一看就知道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他就经常这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还常常捐款给有困难的学生。他跟我说，这人是同济大学留校的一个学生，1957年被错划成了“右派”，受了不公正待遇，后来精神就不太正常了，现在生活很潦倒。说起这些，他语气里是同情和惋惜。到了学校餐厅，我们还没坐稳呢，就有同事、学生过来跟他打招呼，真是桃李满天下啊。这时，还有个学生特地走到他身边，向他请教关于黄浦江沿岸规划的一些问题。黄校长知识渊博，人又随和，很有亲和力、感召力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向他请教的学生，当时已是上海市规划局的领导了，是著名的设计师、黄浦江沿岸规划的总负责人伍江。 吃完饭，我们在校园里散步，黄校长还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坐了坐，聊了会儿天。正好在他写字台上，我看到一张照片：黄校长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而陈铁迪却站在他旁边。后来我见到陈铁迪，就拿这事跟她开玩笑，说照片里她怎么站着，让黄校长坐着。她听了，像个小孩子似的，“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还挺幽默地调侃说：“我把伊扎扎台型呀，让他坐着，我站着，当他的助手嘛！”（我给他撑撑场面嘛，让他坐着，我站着，当他的助手嘛！）那语气里，透着一股子自豪，满满的都是对黄校长的爱慕和深情。 我女儿2008年准备出国读书的时候，还特地去向黄校长请教、咨询。老人就谆谆教导她，到国外要注意哪些事，怎么融入当地社会，哪些公益活动可以参加，哪些活动不能去，还特别强调要和价值观相同的人多来往。女儿那次真是受益匪浅。 后来她学成回国了，直到现在，说起那次去请教黄校长，还是满怀感激，觉得黄校长在她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了她非常有益的指导和帮助，对她的影响很大。后来，黄校长还送给我一本他学生们为他编的纪念册，《广厦万千——黄鼎业教授从教48周年纪念》。看了这本书，我对黄校长的了解更深了，也更加敬重他，很受教育。 黄校长知道我喜欢集邮，还把他哥哥，就是在北京工作的离休干部黄鼎峙先生写的《我的北京邮缘》画册送给了我。这本书专门讲的是收集邮政日戳的集邮知识，很有新意，让我大开眼界，长了不少见识。 陈铁迪退休以后，生活就跟普通人一样了。上海市人大组织了一个老年歌唱团，每周活动一次。有时，她碰到来一起唱歌的王慧敏老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中学班主任，还会表扬我几句，说我退休生活安排得蛮好，还在坚持学习，经常写写文章。她们那个“市人大”的合唱团，在纪念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老当益壮地登台表演了呢，她跟我说起这些，挺高兴的，还发给我了她们唱歌的视频。 她也常常和老朋友们一起组团出国旅游。每次从国外回来，都会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讲她的所见所闻。特别是2017年她去了印度之后，感触特别深。她跟我讲印度的宗教，讲恒河，讲当地的风土人情、美丽的景色。她还建议我，有机会也应该去印度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 她还跟我说，有时，她和黄校长吃完晚饭，会一起出去散散步，逛逛马路，买点小时候爱吃的糖炒栗子什么的，退休生活过得挺惬意的。有时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人打招呼，或者有人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都认认真真地回答。她和黄校长走在人群里，就像我们身边随和的大姐、大哥一样。有时，还有路人想跟她合影留念，只要情况允许，她都尽量满足人家。不过有一次，有人把跟她的合影照片贴在自己店里的墙上，拿去做广告了，这让她挺不高兴的。 有时，她也会跟我说说家里长短，比如怎么跟家里的阿姨相处。她说，首先要尊重人家，相信人家，这样才能处好关系，把家里的事做好。她还跟我说，她女儿有时对阿姨要求太高了，她就批评女儿，说你这样不现实，“你自己也有缺点和不足嘛”。她说，只要互相沟通，互相信任，把阿姨当作自家人一样，事情自然就能慢慢办好、办妥了。 陈铁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可以说是退而不休。她还担任着上海慈善基金会的会长、荣誉会长这些职务。每次跟我聊起基金会的工作，她总是特别高兴地说，又帮助了多少失明的老人重见光明，给多少人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她口碑好，人品好，每年慈善基金会开年会的时候，那些企业家们捐款都特别踊跃。她早在1979年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到了2023年，还获得了第一届“上海慈善奖”的特别贡献奖。 每次说起她的老伴黄校长，她总是满怀深情。她说黄校长知识面广，干什么像什么。又说：“年轻的时候，都是他照顾我多。现在他颈椎不好了，耳朵也有点背了，轮到我多照顾他了。”她说有时间就多陪他说说话。她也跟我说起自己的身体，说腿脚也有毛病，有时抬腿都费劲，还有糖尿病什么的。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种淡淡的内疚和无奈。岁月真是不饶人啊，可人间的情意却能长存。他们夫妇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同济大学认识的同学。想想当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再看看如今，都已是快九十岁的老人了，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现在，我也退休好些年了。回想起在东湖集团那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我除了做好本职的接待工作之外，我觉得最大的幸运，就是有机会结识了像陈铁迪这样一批老领导、老干部。他们身居高位，却那么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和他们相处，就像和邻家的老伯伯、老教授聊天一样，感觉不到一点居高临下的压力。他们水平高，心地善良，有正义感，又谦虚谨慎，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对党一片赤诚，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好干部，是国家的栋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和上海市委培养出这样一批干部，真是我们国家的大幸啊。 黄鼎业、陈铁迪夫妇，是这样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干部。写到这里，陈铁迪那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来了——“我是一个教书的，是党培养了我”。这句话，朴实无华，却分量十足。 那就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