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6年，美英两国基督教会将在北京的三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但由于几所教会大学分属不同教会管理，运行并不顺畅。1918年末，司徒雷登接到美国南北长老会的命令，让他北上接手这个烂摊子。 1919年初，燕京大学成立，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几年之后，燕京大学新校舍落成。司徒雷登不惜重金，聘请周作人、顾颉刚、钱穆、容庚、吴文藻等名噪一时的学者任教。1927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哈佛燕京学社，进一步提升了燕京大学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从成立到壮大所需一切费用，都是由司徒雷登及其同伴在中美两国筹集而来，“没有拿过美国政府一分钱，也不会接受其他政府的援助”。为此，司徒雷登在北京和纽约之间往返十次。他曾对同事说：“从来没有哪个乞丐觉得，我跟他们从事的不是一种职业。”其窘迫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仍然秉持自己的办学理念：燕京大学必须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之中，并且不受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校仅拥有中国人自己所拥有的，或是他们希望与我们共享的权利。他说：“我们不能强制学生非要去参加宗教活动、去做礼拜，也不能用宗教信仰来衡量学生的好坏。首先，它要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在这里，真理的传播必须是毫无阻碍的。而宗教信仰和表达信仰的外在方式作为个体的事情，同样不应该成为障碍。”  孙传芳曾问司徒雷登：“你们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做教育？ 司徒雷登说：“文明是不分国界的，她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只有通过各国文明的交流、融合，才能增进相互的了解。我们的目是就是学习中国的古文化，并促进新文化的建立。” 我相信，司徒雷登的回答是真诚的。 珍珠港事件之后，司徒雷登被日本监禁。日本人先后四次严格审问他，这既有政治审查，也有其他意图，但其中有一条，就是日本人想弄清楚，司徒雷登筹办燕京大学到底为了什么。显然，日本人无法相信，“由私人创办的一所大规模的学校，其目的只是出于宗教的善良和博爱。这对他们是不可理喻的”。 司徒雷登的一生，其实充满了“不情愿”。最初，他并不想步父亲后尘成为传教士，也许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最终前往南京传教。后来奉命筹办燕京大学，他也不乐意，因为他在南京神学院的工作很顺利，教学和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且还有时间写作，但冥冥之中，他还是开启了教育家的职业生涯。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带领下，逐步成长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1952年，燕京大学撤并。其存在33年，司徒雷登任校长27年。前后不到一万名毕业生，诞生了55名院士。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校长”才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岗位。但是，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一次欢送会上，他与胡适邂逅，对两人的境遇感慨万千，他在《在华五十年》一书写道：“他终于卸去了国外大使的职责(胡适此前辞去驻美大使)，回到北京担任大学校长，而我现在要做的正是胡适博士刚刚避开的，不得不离开这个美好的城市，离开我所喜欢的工作，去做一项难以确定的工作。”看来，他出任驻华大使，也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意味。 据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回忆，司徒雷登曾对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如果回忆属实，则司徒雷登的心思，还是一心为了教育。 然而，“百无一用是书生。”乱世之中，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知识分子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呢？ 国与国之间，难免有利益纠葛，或许还有宿世仇冤，为此不惜刀兵相向。当权的政治家一声令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似乎都是家常便饭。但普通百姓和另一陌生国度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平民之间应该没有深仇大恨吧？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估计没有几个人愿意拿起屠刀，冒着生命危险去攻击或者杀害别人。 这其中，还有一些天良未泯的知识分子，不但不愿意受政府的胁迫做伤天害理的事，甚至还想凭一己之力，多做一些善事、好事，拯救他人于水火之中。 司徒雷登也许就是这种人。 如果不是战争，司徒雷徒或许会做得更好。 可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战争的洪流中，一个普通人，一个书生，又能改变什么？ 王鼎钧在《怒目少年》一书中写道：“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县长乡长无论有多大贡献，总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张姓李，少将以上的部队长才有个名字，下级官兵只在“伤亡过半”或“全体壮烈牺牲”之类的官式用语中含提及，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那些书里只有天下，没有苍生。” “苍生”这两个字，本身就渗透着深沉的悲凉。 1949年8月，司徒雷登返美。他没有完成总统交给他的任务，在被调停的对象那里也没落下好话。 1962年，司徒雷登去世。他的遗嘱是，将自己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与1926年去世的爱人爱琳同棺共椁。  他又回来了。 （晓 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