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中国士兵在机场守卫着一排飞虎队战斗机。据统计，飞虎队援华作战期间，2000余名美籍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遇险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其中包括上海浦东村民为保护飞虎队队员献出生命的故事。根据资料图片设计
本报记者 洪俊杰 见习记者 周昱帆 大道不孤，万里同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国际性”，是上海抗日斗争活动的鲜明特点。面对侵略，上海不仅勇敢地为中外民众和全球进步人士提供庇护，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舆论战情报战的东方主阵地、链接国内外正义力量的重要节点，在中国全民族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独特且难以替代的作用。 尽管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但中外军民携手并肩、患难与共，在前线、舆论、救济、医疗等战场上用热血乃至生命诠释——
一
浑身鲜血的中国娃娃跌坐在废墟中大哭。这张照片刺目地刊登在1937年10月美国《生活》杂志上，全球震惊。 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南站。美国赫斯特新闻社记者王小亭拍下这张照片，“没有头的人、断了手足的人，满眼皆是”。 有观点认为，之所以两次淞沪抗战能引发欧美社会高度关注，与上海城市本身密切相关。这里是外国在华新闻机构最密集的城市。“外国记者用报道与影像戳穿侵略者的谎言，通过上海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与尊严而战，帮助中国抗战赢得国际舆论支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光耀说。 1937年9月8日，一辆从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在松江遭日机轰炸，《字林西报》记录，“客车五辆全毁，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断腿残肢，血腥满地”。日军谎称轰炸“因有军事关系”，报道反驳，“列车上没一个中国兵”。 在苏州河南岸，中外记者目睹北岸“八百壮士”视死如归，并向全球“直播”。英国《泰晤士报》感慨：“中国军队守卫上海76日之后，尚有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困于强敌，力持不屈。”美联社记者海岚·里昂用镜头记录下中国军队的英勇画面。 八一三淞沪会战，极大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走向判断。现场的美军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告诉美国国内，“足以证明中国已下决心为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能力”。日本狂言3个月灭亡中国，只是春秋迷梦。
二
“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地在寻找出路。”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上海，市民扶老携幼、形色仓皇地涌入租界避难，他们“蔽无片瓦，储无斗粮”，悲惨至极。 在上海生活20多年的法国神父饶家驹站了出来。“从价值观角度看，他反对日本侵略别国，更重要的是，这里很多外国人早把自己看作上海人，对这座城市很有感情。”金光耀说。由此，这位独臂老者与中外慈善团体一起成立南市难民区，殚精竭虑维持3年运转，一平方公里“小城市”内累计庇护30多万难民。 上海也尽其所能，接纳受迫害的外来客。当德国纳粹铁蹄横扫欧洲时，一片冷漠世界中，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1933年至1941年间，近2万犹太难民来到这里，多数栖身于提篮桥弄堂“隔离区”内。即便自己生活艰难，善良的上海人还频频向犹太邻居“投喂”食物。 萍水相逢又生死相依，同样出现在战场上。28岁的罗伯特·肖特，是首位为中国抗战捐躯的美国飞行员。他生前回忆上海惨象，“闸北战火染红天际……日军真是铁石心肠”。1932年2月，他驾机与6架日机周旋，最终寡不敌众坠湖牺牲。 更多外国飞行员得以生还。有统计，在欧洲轴心国占领区，美军飞行员坠机或跳伞后生还率约20%，而在中国战区达90%。这背后是中国军民的舍命相救。1945年，为保护两名跳伞的飞虎队员，有浦东村民被日军活活打死。 当时多数中国军民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无畏精神源自哪里？恐怕不会出自对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认识，而是来自最朴素的善恶观、最直接的仇恨与感恩，及对“自己人”最本能的保护。 江南温柔婉约，江南亦铮铮铁骨。
三
1936年7月，延安窑洞。毛泽东见到首位到访陕北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告诉他，中国人民绝不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必将倾全力以应侵略者之挑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 斯诺西行，源于在上海的宋庆龄盛邀。1938年，这位美国记者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首次向世界展现真实的红色中国。毛泽东《论持久战》首个英文版诞生于上海“孤岛”内的霞飞别墅，如穿透至暗时刻的东方预言，照亮漫长却通往胜利的前路。 不止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等进步人士，不约而同选择“从海外经上海去延安”。 在金光耀看来这并非巧合：“这些左翼人士有着跨越国界的信仰。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或成为他们来华第一站，或成为他们的居住地。他们见到中国人民斗争精神，也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 另一个事实是，国际友人因为在上海参加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开始向往延安。马海德日后回忆：“在上海学习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于是，对正义的追求、对苦难的共情、对理想的坚守，让在沪国际友人以各种形式与中国军民携手。马海德留在延安，成为边区百姓口中的“马大夫”“老马”；在上海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前往苏北从事医务工作，被誉为“新四军的白求恩”；德共党员、新四军随军记者汉斯·希伯在上海为工友鼓与呼，后来牺牲在沂蒙山区…… 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者路易·艾黎将毕生献给中国解放和建设事业，这源于他目睹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惨象，“各工厂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 “有一天，我们突然想出工业合作。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1938年4月，艾黎与中国朋友在上海成立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抗战期间，全国成立约3000家工业合作社，除生产自救外，还承担军品生产，有力支援前线。
四
1944年，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曾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势力败局已定。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迫在眉睫。 当年8月，嘉定人、时任驻英大使顾维钧赴美，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次年举行的旧金山会议，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1946年1月，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梅汝璈递上请辞信，“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两个月后，中国代表团从上海赴东京，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法学家与外交官都要有‘面向世界的民族主义心态’，开放的上海有这样的土壤。”金光耀说。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17人中，12位成长于上海，10位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中，顾维钧是嘉定人，胡适出生于川沙，董必武曾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在东京，中国代表团经历座次分歧、量刑争议等诸多波折。梅汝璈掷地有声：“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最终，国际法庭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在美国，顾维钧带领多党多派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既争得中国“四强之一”大国地位，亦争取战后公正国际秩序。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签上中文名字，完成毕生愿望——“在世界大家庭中，应使中国享有适当地位，并且中国应对维持和促进世界安全和福利做出应有贡献。”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