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10日至11日，笔者在上海参加了由上海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暨老辰光网知青专辑编辑部组织的“缅怀与回顾”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是结合《毛泽东年谱》的学习，围绕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55周年、纪念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50周年，进行学说探讨与思想交流。参加会议的共有20余名各界知青代表，其中有特邀嘉宾7人。山西原来本是要邀请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会长乔晋湘同志参加的，但乔会长近期因特殊情况不便参加，于是便向举办方推荐由本人去参加。好在我与上海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大砥老师通过腾讯视频会议等方式，有过多次交流，老辰光网平台及其编辑部所出书刊，也登载过本人撰写或推荐的几篇文章，互相还算比较了解，再加上曾在山西插队的北京老知青葛元仁老师的极力推荐，赵大砥老师很愉快地答应了我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参加会议。这样，我就成为华北、西北除北京市以外参加会议的唯一特邀嘉宾。  笔者在会场 这次会议对我而言，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穷尽的，因此，只能用感动、收获、感慨六个字来简单概括。 一 感动 首先让我感动的是上海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暨老辰光网知青专辑编辑部，特别是赵大砥老师。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及其民间平台，提议在国际大都市上海举办这样一场事关重大、主题严肃的活动，本身就显得意义特别。这是“毛泽东热”越来越火爆的一种社会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和灵魂逐步回归的一种社会呼应。时间是真理标准的最好检验器，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要走向真正的繁荣稳定，工农大众要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发扬光大！而作为民营企业的举办方，不仅承担了包括外地人员往返交通会在内的全部会务费用，还细微到为每一位会议代表都办好了地铁卡。这种热情确实令人很是感动。 当然，最让人感动的还是赵大砥老师。赵老师是一名老革命的后代，其父亲在解放前曾长期打入敌人内部做党的地下工作。原以为赵老师这样热心知青事业，也应该是一名知青。这次会议才知道，赵老师本人并没有当过知青。但赵老师为知青事业所做的贡献，却非一般人难以企及。多年来，赵老师所在的公司对知青事业进行了无偿的资助。而赵老师对我们这些被邀请会议嘉宾的热情，却更加令人感动。新冠疫情后，已经80高龄的赵老师，身体受到一些影响，出门需要坐轮椅，隔一会就需要吸氧。但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当我们到沪的第一天晚上，赵老师竟然还坐着轮椅，吸着氧，陪我们这些外地客人就餐，并边就餐边交流。在正式会议的第三天，赵老师又用整整一下午时间，和我们座谈，并共进晚餐。一个人，如果不是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如果不是有坚定的崇高信仰，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样的行为，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由衷地从内心里感动和佩服的。  赴沪当晚赵大砥老师（前排右二）与特邀嘉宾共进晚餐  赵大砥老师（左一）及上海老知青杨永青大姐与特邀嘉宾座谈  笔者与赵大砥老师留影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见到了几位我们在知青年代时赫赫有名知青典型。一位是朱克家老师。朱老师是1969年从大上海到云南插队的知青。他所插队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伦公社幺等寨是个地处偏僻的寨子，自然条件异常恶劣，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朱克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很快就与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当他看到当地有很多适龄孩子由于条件太落后，没有教师愿意来给孩子们上课，闲在家里没有书读时，心中十分着急，就主动申请成为了大卡大队的一名教师，开始教孩子们读书认字。虽然条件艰苦，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成长，他心里充满了希望。因此，尽管几次有离开农村的机会，但他想到，如果自己离开，孩子们就会再次失去老师，也会再次辍学在家。抱着这种信念，朱克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当中，成为山村孩子们成长的希望。事迹被媒体报道后，朱克家便成为知青典型代表。1973年，朱克家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朱克家被作为“左倾路线”的典型，受到隔离审查，后被开除党籍。直至1979年后被释放，到云南省一煤矿当了煤矿工人。尽管命运坎坷，历尽磨难，但谈起知青年代及其知青事业，朱克家老师还是充满深深的感情。在我们插队的时候，朱克家老师的事迹被广为宣传，成为我们这些后续知青心中的偶像。  笔者与朱克家老师合影留念 二是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热情鼓励的杨永青大姐。杨大姐1941年出生于上海，1964年，为了贯彻由邓小平主持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精神，上海发动年轻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农业建设。已经有了正式工作、成为上海无线电商店营业员并患有结核病的杨永青，不顾远在香港的父母的劝阻和外婆的挽留，积极报名参加。在得知第一批被批准的名单里没有自己后，立即又写了一份决心书：“冲破万重山，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为了表达誓愿，她还咬破大拇指，在上面盖了血手印。经过三次申请，杨永青终于被批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到新疆后，杨永青被分配到条件较好的石河子农八师工作，但她不肯坐享其成，决意要求去条件艰苦的连队工作，最后又被分配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上海青年连。在青年连，杨永青背诵着毛主席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的教导，与战友们一道，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在沙漠上开垦出绿洲。而她也从一名娇滴弱小的肺结核病患者，变成了一名坚强健壮的劳动者。1965年7月，杨永青在石河子总场场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听到杨永青的汇报后，发表了“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著名指示，此后，杨永青的干劲更足了，40多年里，杨永青在兵团连队开荒、种地、摘棉、教学，带头组建科研组，推广菌肥、腐植酸肥，改良土壤等，均获得巨大成功。其中，经她多方联系，从国外引进的油葵，改善了当地食用油短缺问题，获得新疆自治区科技二等奖。杨永青大姐一辈子扎根新疆，直至遭遇车祸后提前退休。后来由于老伴去世以及为了照顾有病的儿子，杨永青退休后回到上海。现在虽然年过八旬，仍然在为知青事业奔忙从杨永青大姐身上，我想到了“活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  杨永青大姐（右一）与参会特邀嘉宾座谈  笔者与杨永青大姐留影 当然，更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直醉心于知青问题研究的葛元仁老师。葛老师是北京赴山西的插队知青，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说委员会委员、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是两弹一星元勋葛叔平之子。退休后葛老师一直潜心于知青问题研究和红色文化宣传，曾出版反映全国知青情况《奉献者的足迹》、《我的知青之路》等著作，并多次参加全国性的知青活动，在全国知青界很有名气。对葛元仁老师，我们自几年前通过山西知青群结识后，一直联系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微信交流互动，我也曾去北京登门拜访葛老师。这次会议使我再一次有机会与葛老师当面接触并当面聆听葛老师的高见。遗憾的时，可能是由于太熟悉，因此竟忘了和葛老师照一张单独的留影。  与会特邀嘉宾（左起）：云开庆、党生、葛元仁、靳建疆、张黎平、张传榜 二 收获
这次会议，选择在颐若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办公所在的上影集团（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召开。对我而言，在知青文化理论方面收获颇多。有许多问题是之前考虑都没有考虑的，但通过这次会议的研讨，逐步得到了明晰和坚定。这些观点主要包括：
 座谈会会场 1.怎么样正确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对一件历史事件的衡量，就应该看其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其主要应该从三个方面考量。一是是否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是否促进了当时全社会思想文化的普遍提高；三是是否有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就促进社会生产力而言，大量事实已经证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仅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在搬山填沟造平原、修水坝打梯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利用自己掌握知识的优势，通过推广先进耕作技术、推广化肥、地膜等使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农村还不接受化肥、地膜等使用）、研制菌肥、改良土壤、设立农村气象观测站等具体行动，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极大的贡献。这在当时农村生产力还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对保证我国农业产量的稳步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东北、新疆等生产建设兵团，由于知青大军的加入，使无数沙漠变为绿洲，荒山变为良田，这对保证当时我国人民的饭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促进全社会文化提高方面，首先应该端正一个理念，“全社会”不单单应把眼光盯在城市，而且更要盯在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由于有较为文明的城市生活习惯，因此不仅影响和改变了农村青年的许多生活陋习，也影响到其他人群特别是下一代。另一方面，由于知青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到农村后，有不少知青成为教师、赤脚医生、会计以及大小队干部等，还有的成立了宣传队，开办了农民夜校等，这对农村整体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综合性的促进作用。三是就人才健康成长的角度而言，从十八大后连续三届党代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占比极高，就可以说明一切。这是任何一个群体都没有达到的比例。之所以有如此结果，就是因为知青既有城市生活熏陶出的较为开阔的眼界和城市思维、城市意识——这与一直在农村成长的青年有着极大差别；又有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的血肉感情——这与一直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有着极大差异；两方面的结合，使知青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有了明显的区别，也造就了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成为各条战线的优秀分子。 2.怎么样看待“通过上山下乡，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一直十分关注的涉及千秋伟业的大事。而深入最基层，了解基层实际，进而了解中国国情，是毛主席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设计的基本路径。不仅早在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时就提出知识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且在建国后，更是多次谈到。1965年12月，毛主席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曾说：“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5卷，第548页）。这次会议使与会代表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会议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事业的接班人，关键在于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而不是说某一个具体的“班”，更不是让每个人都去当官才算是“接班”。全国有过知青经历的共有1700余万人，“文革”后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通过知青生活的历练，不仅锻炼出不怕苦，不畏难，成为能经得起风吹雨打的一代人，而且更培养出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当他们回城后，不仅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且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初心不改，仍然不忘群众疾苦。许多人步入仕途后，依然一如既往地想着老百姓的利益，关心着最底层的群众，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忠实践行者和坚定守卫者。更有许多工作在普通岗位的知青，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默默地背起行囊，再一次背井离乡，开始了艰难创业，为社会稳步向前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积极贡献。而这部分人，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捍卫者，对“毛泽东热”的氛围形成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为坚守社会主义事业，抵御各种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3.从“三个产业”的角度划分，插队也应该属于就业形式之一。把农业、工业、服务业分为第一二三产业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产业划分标准，其中农业是基础。产业的基本特点一是有具体的劳动对象，二是有具体的劳动收益。知青在农村插队完全符合这两个基本特征，特别是当时插场的知青，每月都发工资，而不是像插队青年那样挣得公分，然后搞年终结算。尽管当时收入较为低微，但当时的国情就是如此。研究知青文化，不应该脱离这一前提，否认知青到农村去就不是就业，甚至认为是受到迫害。如果不这样认识，就难以解释几亿农民长期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地位和功绩。这种思想实际上还是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翻版，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相抵牾，而且比宗教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还要落后。 4.深刻认识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回信的导向意义。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纪念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50周年。会议认为，尽管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是个人行为，但绝不能认为毛主席的回信也是针对李庆霖个人行为的。是毛主席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告诉知青和家长：知青遇到问题和困难，党会管的，政府会管的，会统筹解决的。而且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告诉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青及其全国人民，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向组织直至中央反映，组织肯定会重视和解决的。这对夯实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定信念，保证知青上山下乡国策的连续性，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同时会议还认为：这一回信，一是再一次体现了主席一贯注重通过各种形式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的作风；二是复信中主席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充分体现了主席心系人民的崇高品德；三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不讳过的实事求是作风。这点从毛主席复信发表后，党中央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分组前往各地展开调查，了解“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彻底整改问题，使知青生活得到保障；严厉惩处、严肃查处损害知青利益的问题等一系列措施上就可得到佐证。 另外，参加会议的代表还就“经过广阔天地磨练，提高了在逆境中奋斗拼搏的能力；了解了真实的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建立了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等方面做了很好的发言。同时提出，研究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今天的社会现实，研究知青问题，必须与当时农村公有制的集体经济体制联系起来，怎么样把毛主席提倡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精神弘扬下去，必须注重这种经济体制的变化，才能真正与时俱进。 三 感慨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感慨也颇多，篇幅关系，只谈三点： 1.文化是地方声誉最经久的传播者。这次参加会议的代表，最小的也是出生于50后的，还有许多是40后的。当笔者自我介绍来自于山西吕梁时，大家几乎共同的回答是“小时看过《吕梁英雄传》”或“听过郭兰英唱的右手一指是吕梁”。而说到山西，却只知道有个“乔家大院”，只知道老陈醋，甚至有的人连五台山在山西，华国锋是吕梁人，汾酒产于吕梁汾阳都不知道，至于其他，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由此可见文化所产生的辐射力。这一点，应该引起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2.知青文化研究亟需培养后续力量。这次参加会议的知青，本人年龄最小，也已年近七旬，其余知青代表都在七旬以上。就知青文化研究而言，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既有切身感受，也有把我们这代人的这种经历与体会记录下来的内在动力。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五年十年以后，恐怕有不少同志就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此，怎么样培养知青文化以及毛主席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研究的后续力量，确实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现阶段虽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但知青文化及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文化，毕竟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自己独特的内涵、规律及其踪迹。因此，呼吁大家齐心协力，有意识地选择培养一批后续研究力量。在中央提出振兴乡村战略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大背景下，发展这种后续力量更显得意义特别重要和时机特别宝贵。 3.坚持知青文化研究，必须有强大的实力支柱。与其他研究一样，知青文化研究现阶段也有很多杂音，而且那些否定知青道路、否定毛主席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所谓专家、学者，不仅有较高的基础文化素质，不乏硕士、博士，有许多还是“海归派”。许多人不仅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替资本代言，自然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做支柱，而且也难以保证其背后没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怎么样培养接班人问题，是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绝不会对此坐视不管。但另一方面，真正从正面弘扬知青文化及其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研究者，却大多数是凭着一腔革命热情，无私奉献。虽然也有赵大砥老师这样的实力派来进行必要的资金支持，但毕竟是少之又少。如果我们这代人精力不济后，即使培养起后续力量，还会像我们这样无私奉献吗？这一问题，值得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以上意见，仅为一家之言，供各方面参考。  参加座谈会全体代表合影 （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铁滨）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