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众望所归 乾坤翻转 1944年9月22日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酝酿成立毛泽东提出的“解放区联合会”，认定我党实际上抵御了四分之三的日军，而国民党军队仍在丢弃国土。刘少奇在会上又提出：“除解放区联合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8月刘已在军委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已经不适用了。”经会议讨论交七大决定。 半个月后，中央就命名了延安指挥的河南人民解放军，王树声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委，率部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对进河南，占据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沦丧的地区。这是最早在党中央提出，并由中央命名“人民解放军”，标志着开始筹备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人民军队。当然也是军史、国防史上的大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关于七大在党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关于“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家都耳熟能详。 只强调说明，父亲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倡导者之一，为将其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他多年来所起的作用，无人能比肩。七大上，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指导思想，并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思想要义内容。虽“文革”数年歧义蹉跎，终又回归他的原定意，沿用至今，永志党史。 七大选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集体毛泽东（52岁）、朱德（59岁）、刘少奇（47岁）、周恩来（47岁）、任弼时（41岁），时称“五大书记”，毛泽东任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满天璀璨明星中，聚合出最耀眼的中央星座。 只提一点：七大确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1944年9月，中央正式决定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等军队向南插入，开辟湘粤桂边根据地，连通东江纵队。此时，又组成第二梯队南下，均由刘少奇负责和领导。日出华夏红胜火，春来江海绿如蓝，谁不忆江南？ 194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此前，毛泽东就委托朱总司令和父亲着手统编解放军，先组建野战兵团。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二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党史的“定海神针”，其中肯定了刘少奇是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年）“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关于刘少奇在解放战争中所做的重大决策和贡献，各种文献都有记载，我仅点出最关键的，快闪呈现。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隆重送行后，他和朱老总直奔中央党校，向东北派出大量干部。父亲动员：“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一场潜流汹涌的闷头大赛跑、惊心动魄的战略大调动，就以这句“抢占”光耀史册。 接着，最早进入满洲的“老满洲”李运昌来电报告情况，到东北的“老冀东”曾克林直飞延安面报。刘、朱决定抓住“千载一时之机”，派大量军队前往。请示毛、周同意，速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派林枫率中央干部团奔赴他的老家黑土地——再度唱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满怀豪情壮志！ 此时，有两大难题：第一，党的七大刚刚确定的战略方针已不适用，刘少奇急电毛泽东、周恩来，必须因时而变、就势改新“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第二，接收日降区（包括东北）、合并解放区，必须重新划定党政各级组织区域，调动任命大量干部。而此时，不可能开党代会、中央全会，甚至书记处领导都分散开，无法集体决定。 为满足我抢占东北之需，又受制于我重庆谈判之需，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成立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得到授权通报全党后，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战略方针，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改为“向北推进（后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意义，不言自明，可称为父亲军事生涯中一大亮点！ 刘少奇主持当机立断，先后将三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员、百分之四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从全军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团营连排班全套），收编改造几十万伪满军警；将八路军（主要是山东和冀热辽）10万、新四军（三师）3万多部队速调东北（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新四军（包括军部）10万调入山东；华中及江南10多万部队梯次向北收缩。从速动员、闻令出发、疾进前行、昼夜兼程。百万军队的调整过程，可谓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紧急大调动、大转移、大进军；布局的结果，逐渐形成大野战军集团，可谓我军正规化的大飞跃、大手笔！ 英雄割据俱已矣，文武风流更无前！ 借“收复失地”，蒋介石调几百万大军抢“摘桃子”。父亲下令所在军队、地方武装迟滞国民党军北上，适时提出“纠缠扭打战法”。简单说，就是野战军倒过来分散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围追堵截、游击骚扰、摩擦破袭（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全套“拿手好戏”，集中派上用场，大显神威），前后左右粘住，一路纠缠扭打，即让美蒋军焦头烂额、称之为“八路扒路”的全新战法，令其进退维谷、如陷泥淖，晚了三个多月进入东北、华北，为我党赢得时间。而我军民“不暴甲而胜”，几无损失，收获颇丰。 从兵法上讲，以奇用兵、批亢捣虚，集孙子老子，这一战法已近“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大战无形”之最高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少奇概括这一“战法”并推广成大规模战役，创新这一“战法”并指挥成大规模战略行动，又发展丰富了人民战争宝库。大战三千里，力当百万师！可称为父亲军事实践中光辉的一页。 这时期，朱德总司令和父亲不失时机，陆续组建了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下决心打了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军10多个师3万多主力；又赢得平绥等战役，保卫张家口，消灭傅作义军万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闻讯，连呼打得好：“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刘少奇又及时组织各方，大力宣传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邯郸战役中起义，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最跋扈忘形时，顿晦其颜挫其锐。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40多天，由于长期疲劳过度，返回延安即病倒。中央决定让他静心疗养，仍由父亲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形势极其复杂，变幻无常，“抢占东北”仍是最棘手的。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动用了最先进的装备，将国民党军队大批运往东北。苏军遵守“中苏协定”，撤军时将城市交予国民党军队。而此时，中共虽立足未稳，却占先机进驻了主要城市。夺得未坐稳的宝座、掌控难保住的政权，谁舍得拱手让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前出山西，关于游击战争有一场激烈争论，与其相似，我军又面临胜败攸关的大抉择！可想各种思想行动碰撞之剧。 如此背景下，刘少奇果断地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农村包围城市，放手发动群众，一手抓土改，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练兵（整训15万野战军、20万地方武装，进行剿匪），广泛建立根据地，党政军企全面发展。刘少奇说：“只要我们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这为以后的辽沈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被定为大转折期的历史性贡献。 这段时期，形势变幻莫测，敌我消长难料，喜忧得失参半，进退取舍难计。父亲主持，将与“五大书记”紧排的彭真、陈云两位候补书记，加张闻天、高岗两位政治局委员和大量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集聚东北，可见委任之重。对父亲来说，最头疼难定的，恰恰是在这重中之重的内部，是在亲密战友间的无私争议、高明判断中，做出抉择。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的争议，甚至吵到投票改选了书记（当时有内称“小遵义会议”）！对秀才们吵不清的问题，自己断不明的官司，刘少奇索性甩给兵，拼枪杆子说硬话，由战场打出个清明来。四平战役之惨剧激烈，即为内因的外在表现结果。让实践来验证判断。 毛主席养病初期严格保密，刘少奇不能擅定却又实在难言，只好自揽豪杰众将之怨懑！东北局的会议与新当选的书记迟迟得不到中央书记处批复，可想东北局之紧张，林彪之急切！稍后，密电通报主席休养之事，虽冰释前嫌，却未解当务之急！ 调养中的毛主席反复看了文电，多次与各位书记商议，批准了东北局党委意见，完全肯定了父亲的正确领导和得体决策。这段开始让人懵懂、“文革”初又惹来疑诟（所谓的“支持林彪不够”）的半透明历史，未见有人深透研究。但这绝对是一段极其精彩、极为动人的光辉篇章！ 当时，最令人纠结的是“和”与“战”的问题。十四年抗战胜利，人心思定，人民要和平，如久旱之望云霓，而我们党更是应乎天、顺乎民，力主和平建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调停，国民党摆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样子。我们当然渴望并力推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文革”中，父亲曾两次透露，毛主席甚至一度考虑：将中共中央从延安迁至南京附近的天长（皖东）、六合（南京郊县）……然而，再好的愿望也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应该说，在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始终保持相当高警惕的，父亲为其中之一。 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这八个月，抢先部署下中国政治版图上强弱胜负的阵势，被形容为“乾坤翻转，日月重光”。对父亲个人来说，也是最为繁忙、备感重压、成就辉煌的高峰期。然而，他依旧为而弗恃、推功于众，甚至功遂身隐，毫不显山露水。至今，几乎每位当事者回忆到这一段，都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精彩故事，而我们却见不到，被公认为彪炳春秋的这位统帅领袖，有任何自诩言辞。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作为修养到家的共产党员，原本自然。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朦胧缥缈，他说出、做过些什么？他贡献、遗留些什么？今人知之多少？甚至连“刘少奇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何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长久以来却是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清，老年人不详的一个讳莫如深的疑问”。眼下，我愧为人子，谨俯首轻言点提纲。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