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战友佳话 历史选择 1942年9月底，父亲到达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毛泽东（9月21日）电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并附材料。父亲熟悉华北，深入考察，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总（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书记杨尚昆已调回延安）。主要是指，兵最多、人最强、军地条件最好、群众基础最厚，各方面发展却没有许多地方大；彭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看着刘当众批评，彭却微笑着给刘倒茶水。大家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这样和气的。 最近，市井网络风传，毛主席称“不是好人”的“文革”小爬虫瞎煽呼，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我不得不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述看法，以却尘嚣，以正视听。 刘少奇（生于1898年11月24日）与彭德怀（生于1898年10月24日），俩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坚毅执着、敢作敢为、实话实说、平强扶弱，不露温情却内心如火。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更坦诚率真，更平易随性。彭对刘也发脾气，但每次或被刘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有误，有时几句话就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越吵越少，甚至听着严厉批评，彭也成了“好脾气”。除了刘，还有一位高岗，对彭是你粗我更粗，开口即骂，见面即骂，骂了笑，笑着骂，骂了夸，夸着骂，彭只得笑笑“没脾气”〔我从很小时候就反复听此说。据说一次彭总骂“高麻子”，高回骂了一句，彭被逗笑了，以后经常用以自嘲：“我的坏脾气是，高山顶上（高的原话是‘高岗头上’）倒马桶，臭名远扬”〕。这在党内高层已见怪不怪，彭总恰恰与这两位“不对脾气”的人交好，传为美谈。 攀比行伍缘分，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高中讲武堂，同年兵龄；彭1922年也入湖南讲武堂，刘是早六年的学长。长征时，刘与彭共事几个月，以后就是“争吵”游击战争（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同地），密切并肩，合作无间。一个严肃、稳健、智慧，一个严厉、暴烈、机敏。 杨尚昆叔叔有段回忆，认为这次路过，父亲批评彭伯伯过严过苛、不平不公，说俩湖南老倌，倔起来拍了桌子。我还听许多当事的老人讲：刘批评后，彭犟起来，一头扎进地方党政，像打硬仗狠抓猛冲，深入调研仔细倾听，民主讨论群策群力。彭总脾气没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强将手下本就无弱兵，又为大将军憋着一股劲，像杨尚昆那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推举各项工作报捷！正应了《论语》中说的：有过“更也，人皆仰之”！我琢磨着，父亲或许做对了？可能是过于严苛，但至少他是为公，何况效果奇佳！ 后人有戏言，父亲是用“激将法”来“激”老帅。在我看来未必。因为刘少奇一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也是党的自我批评，如同党批评自己。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闻过则喜，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听我外公说，日本有本小册子，将毛泽东比作刘邦（不是刘备）、曹操，刘少奇是“小诸葛”，彭德怀是“猛张飞”。彭敬刘，修养楷模、雄才慎行、俊杰非凡，有难必定先商；刘敬彭，赤胆忠心、战功彪炳、英雄自别，无不牵肠挂肚。总之，他俩是同志式的敞开心怀、直抒胸臆，和而不同。 出兵朝鲜前，毛主席见彭谈话不长，刘与彭却忙里拨冗、长叙短晤不隔日。彭回国后，在中南海与刘、朱、杨邻居，同一个饭厅，如果愿意，一天数见。“高饶事件”时，众人担心“彭大将军”会“横刀立马”，毛泽东甚至让人传话警告，刘少奇却泰然自若。 1959年上庐山时，列车同行、共车倾诉。近来有书公开透露，彭总在火车上讲：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我母亲回忆，在车上彭总谈了意见、说过气话，还是相当克制的，没听到上面那句话，只看见父亲再三叮咛彭帅不要多讲话。 庐山会议顺利开过十多天，毛主席突然将彭的上书印发。开始许多同志认为彭总反映的意见很好，张闻天说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始料不及，毛主席临时召集全体会议激烈批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会议转向。并非当今有些人意想的众皆默然，庐山批彭一边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批判的不是彭上书的内容，不在“为民鼓与呼”，而是纠葛积怨旧账，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彭百口莫辩。我始终默忖纳闷，彭对毛说了句名言：“华北会议你骂娘我四十天，我骂娘你一天还不行？”这指的是1945年七大前后断续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为什么冲着毛嚷？这句话被抓住当作彭动机不纯、挟嫌报复的话把儿。我觉得是欲加之罪，这话没那么简单。但从效果上看，不说为好。 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判会，刘一直压制众口喧噪，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动粗。三十年间似反掌，朱老总脱口一句：“谁能想到，当年我们在一口锅里吃过饭呐！”至今让人心碎！ 更大的损失是对国家和人民，纠“左”主题立时冲没了，变为反右。这最让父亲心疼气愤！庐山会议后遗症极大，造成的历史恶果早已定谳。会上会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几乎天天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谈话，有一次在中南海西楼饭厅，我低头侧目亲眼见，隔着屏风偷耳听，恍如昨日。 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解脱了黄、张、周，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不算犯错误”，只要搞清彭利用高岗是否与“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立即“郑重声明没有此事”，后上《八万言书》），明摆着给彭的“庐山事件”平了反，明摆着留下一小步由毛主席做决定。林彪逆向大搞个人崇拜迷信，谗佞言行记录在案，可谓“谮人之酿祸”。 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就批了“翻案风”。柯庆施叵测挑拨《海瑞罢官》借古讽今，江青秘密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奸宄陷人，策划批吴晗文章。康生同恶相帮、阴诡栽赃“利用小说反党”，批倒彭伯伯的老搭档仲勋叔叔，正是“鬼蜮之害人”。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字纪年连续三千载，“大奸似忠”典型不绝，“大伪成真”古怪层出，“佞臣叛将”屡见不鲜。凡败类谄官得势、小人恶吏得志，岳飞海瑞蒙冤亭狱，忠臣良将众眯齐喑，盛世明君万难抵挡，国难民灾百业俱毁，非完蛋不可！ 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次严厉谴责“翻案风”，上纲到“阶级斗争”，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回顾真个是：“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父亲锲而不舍，耐心说合转圜。直到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见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谈去三线工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同月，习仲勋也被“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可算松了口气吧？仅一个多月后的11月10日，上海就刊出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直斥为彭翻案。难道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后均被最高法院判刑）敢批判毛泽东不成？ 被称为“‘文革’序曲”的“批海瑞”恶檄出笼半年，“文化大革命”伊始，长是相隔千里，故人不知何处。“保彭德怀、习仲勋”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一大罪状”。 这些，均为众所周知、千真万确的史实。 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但有个前提，即使从本文看，诸公也会认同：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等，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可望其项背，更非毛彭、刘彭关系可企及。 今天，毛伯伯、彭伯伯、我父亲，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上人间、和光同尘，千唤不一回。我说的这些，凿凿镌刻，历历在史，自是人生长悔水长东，“休言万事转头空”。 早被历史定为造谣、诬蔑、挑拨、猛舔之蛊吏小丑，自会越抹越丑！我们后代起码要尊重历史和前辈，不能找碴儿抓话把儿，信口开河。否则，以后就没有历史。 1942年11月，父亲从彭总处开拔，过晋西北。贺龙元帅后来多次跟家人回忆为刘少奇洗尘，热情热烈，朴素真挚。不知刘可曾向湖南老乡提起八一起义前，搭贺军长差船上庐山的往事？雁北的凛冽寒风中，贺龙伯伯把皮大衣披在父亲瘦高的身上。现在的影视照片上可看到，1949年中央进北平检阅时，刘少奇穿的就是这件军大衣，一直到“文革”。今已成珍贵文物。 回望此地，更是“昔日长城战，威言意气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正好是林枫叔叔，他和郭明秋妈妈迎送父亲，可以想见，旧情谊之深远、新感慨之良多。 前后九个月的“小长征”，父亲披星戴月、沐雨栉风，穿过103道封锁线，终于在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中央在延安大礼堂开了欢迎大会。此时的刘少奇，“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而眼前，是万里江山！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组建新的书记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代核心领导集体的雏形了：三位书记，毛泽东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是书记处书记。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改选，刘少奇是副主席之一。 三位又同为湖南人，祖居地相距不足百里。当毛伯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父亲和弼时叔叔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负笈莫斯科。一年后，刘少奇“从西天取经”归来，与毛泽东（书记）同在湘区执委“一个班子”。因反对“立三路线”，毛、刘各自在红区白区挨整，又同时于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持人，直到这时才正式成为“一把手”。刘少奇成为“二把手”，同案辅佐指挥全党全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里，借我母亲的一句比喻：如果说长征和遵义会议挽救了我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由少奇（在华北、华中的继续“长征”）的“小长征”和这次中央大改组所标志的，则是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回生”。 这年5月，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却易被忽视的大事：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让各国共产党备感意外。显然，这是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卫国战争之需，斯大林当机立断。无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如何，此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意味着历史性的大解脱、大激励、大飞跃。雄鹰羽翼已丰，直上山巅云间，翱翔海阔天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批判王明前“左”后右的错误路线，史称“1943年九月会议”。会前会中，周恩来长篇报告路线问题，说道：“白区工作时期（1927—1932年）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断断续续几个月认真深入讨论，认定了许多是非，为后来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依据。出于下文之需，仅简述一事：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我党在整个南方的抗日武装只有万余人，北南态势相比，成败天壤之别。项英已故作古，没人追究；王明巧舌如簧，也无辩词，没咒念了。实践得出的结论，证明了真理在哪一边。会议决定，“巩固北方，发展南方”。准备先从河南、湖北向南突入，刘少奇负责。 1944年春夏，日军实施“一号计划”，打通平汉铁路河南、湖南段。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几个月丢失了100余座城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已是强弩之末，又发动桂林、柳州会战，攻入贵州，直插重庆。数倍于敌的国民党军队，在拥有美式装备和制空权的优势下惨败溃逃。民怨沸腾，国际震惊！ 有台湾将领跟我说，抗战时，国军在正面战场，起主导作用，共军是敌后战场（意为偏师）。我说，你们的官兵确有许多英勇事迹，为中华民族做出牺牲很光荣。但你们实在是没打几场漂亮仗，台儿庄战役三十万打胜五万，整个徐州会战（台儿庄是其中一场战役）、武汉大会战（徐州会战是其中之一）都惨败。“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成千上万官兵，换身衣服、改个建制就成了伪军。 直到1945年，以优势装备对苟延残喘的日军，你们“国军”还丧失大片国土，仅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中，浙赣闽竟有十来个市县陷落于日军铁蹄，你们丢了半个中国。而我们共产党“步行夺得胡马骑”，在敌后打出100万军队、几百万民兵游击队，打出1亿多人的解放区，没靠你们国民党的支援，枪支弹药、物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缴获、自力更生解决的。更从未有过成帮结伙的叛降。谁是中流砥柱，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落在我党身上。”（刘少奇语）为什么抗日战争之后，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废了国民党呢？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