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农垦的新一轮改革自2018年始,已经走过九年时间,我作为北大荒人一直关注着,思考着。期间,已经写过四篇文章发表看法,提出建议。经过九年的实践,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促使我也有新的思考。 垦区行政、社会管理属地化后,出现了复杂多变的局面。那些“有权有钱”的行政社会职能很快实现了移交,那些“没权没钱”的基本原地未动。还有一些社会事业单位无法移交,只能留在垦区。最近,“两供两治一业”(供水、供热、污水治理、垃圾治理、物业管理)的专项移交因情况复杂、利益博弈而举步维艰。 属地化移交以后,农场卸下了社会负担,但许多社会管理特别是民生事项属地不愿管或无力管,出现了空白,群众的日常生活处于紊乱、困难状态;一些农场医院由于经费不足、人才流失、管理不善等原因日益萎缩,许多已经变成了卫生所,没有处方权,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凸显;一些地方政府凭借手中的权力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开始蔓延,变相蚕食、侵吞群众利益、公共权益、农垦利益,引起群众反感和吐槽。 垦区改革目前“里一半外一半”的尴尬局面,显然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北大荒集团并没有卸掉包袱,轻装上阵,甚至比改革前更步履艰难,进退失据,难以自持。 陷入这种困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改革严重脱离实际,违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唯上唯书不唯实的主观主义造成的。 毛主席曾精辟地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长期以来社会上对农垦有一种说法:“种地的,有军队;是政府,要纳税;是农民,有工会;是企业,办社会”,称之为“四不像”。垦区确实与其它社会经济组织不同,这只是人们对垦区表象的认识,存在疑惑、责难、费解等肤浅的认识在所难免。正由于这种认识的存在,致使垦区历史上经历许多折腾,走过不少弯路,造成巨大损失。但也正是这些深刻教训使我们获得了对垦区性质的全面认识、准确定位,这种认识代价沉重,来之不易。历史反复证明,按照正确定位对待垦区,垦区就发展、壮大;反之,就遭受挫折,陷入危机。 承认和尊重垦区的特殊性,目的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用符合客观实际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是自持特殊,强调特殊,与改革背道而驰。 垦区不是单纯的企业,更不是城市的园墙企业,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垦区的企业性、社会性、系统性、区域性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著特征,即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客观存在,并不能通过人为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行政手段加以改变。农场同农村的行政村一样,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行政单位,而且比行政村规模更大,情况更复杂。这种基础上的所谓“政企分开”,是十足的削足适腹,是无法实现的。如同自然界的四不像,非要它像谁,等于置它于死地,是十分愚蠢可笑的。只承认生物的多样性,不承认社会的多样性,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了保护国宝大熊猫、麋鹿(四不像)等,国家可以建立大熊猫和麋鹿自然保护区,给予体制、法律、政策等全方位的保护,为什么社会的“国宝”、“四不像”——北大荒却不能?若建政——建立北大荒保护区、特区就看成是大逆不道、洪水猛兽、“天下怪物”,一个不可逾越的禁区。这不是思想僵化、抱守残缺又是什么?“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同自然界一样,没有适宜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也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对于国家来说,“背着抱着一般沉”,不同的是谁承担改革的成本。 违背认识和改革的规律,用“一刀切”的办法看似简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实际上是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缘木求鱼。认识和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都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政企分开改革的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怎样从垦区实际出发,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实现形式,趋利避害,避免历史教训重演。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省以及垦区一直都在探索寻求实现政企分开的有效形式,如“绥滨模式”、“友谊模式”、“虎林模式”、“建三江建市模式”等。这些探索和试验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改革的探索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建三江建市直接危及北大荒集团的完整性而被否定;“虎林试点”以“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虎林市主动提出停止试点予以结束;友谊一场一县,场县强行政企分开,“没有土地的土地局,没有林子的林业局,没有公路的交通局……”酿出怪胎,成为笑谈;绥滨农场进行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内部政企分开”试点,理顺关系,逐步完善,循序渐进,成效显著,但却不和上层旨意不了了之。我们应当鼓励探索,尊重实践,“吃一堑长一智”,在经验教训中使自己聪明起来,以对党、国家和北大荒事业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没有任何理由使付出沉重代价的历史经验付之东流。 即使要推行这场改革,也应当本着“先试点、后推开,积极稳妥”的原则循序渐进。垦区的体量这样大,情况如此复杂,只能以实践为先导取得经验,舍此绝无捷径。一下推开,一步到位,改革本身带来的各种问题和负面影响很可能将其合理性、积极性淹没殆尽。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积极稳妥的,是草率、不负责任、急功近利的。改革的设计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最终都要接受实践、历史、人民的检验。有人说,这是改革的阵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九年了,至今还在做改革的“下半篇文章”,甚至遥遥无期,这能叫“阵痛”吗?这无非是推卸责任,难以自圆其说。 政企关系说到底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促进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垦区是我国现代化大农业的典范,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当通过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更先进、更科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现在的改革将垦区的行政社会职能属地化,下放到分散、边远、落后的县域、乡镇,无异于从相对先进的层次降低到相对落后的层次,是“削足适履”的现代版,无异于制约、破坏先进生产力,是历史的倒退,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落后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可能适应和促进先进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起到相反的作用。这种改革违背基本的理论常识,实践上必然处处碰壁。 对政企关系认识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政企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特别在农场这种关系体现的更加密切、具体。一些人以为只要行政社会职能属地管理,就可“一化了之”,一刀两断,甩掉包袱,前程似锦。北大荒集团可以离开行政社会管理的依托而独立运行,可以无条件地卸掉包袱、轻装上阵,地方的行政社会管理会更规范、更高效、更贴心。这些想法在当下不仅是天真幼稚、一厢情愿的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幻想,自伤自残,不负责任、十分有害,而且无异于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北大荒集团要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先进上层建筑。 实行行政社会职能属地化,不仅是职能的转移,还涉及到与其相关的产权、资产的转移、处置等,是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不能理想化、简单化。从根本上说,管理权来自于所有权、产权,二者是统一的,没有所有权、产权的管理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地方政府的行政社会管理权与管理对象的产权总体上是一致的,而农垦行政社会职能的属地化,其管理对象的所有权、产权却在北大荒集团的出资人——国家财政部。即使现在能够实现一次性相应划转部分产权,将来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管理权与产权、所有权的矛盾、分割将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土地、公路、城镇建设、公共服务等社会性较强的领域,成为制约垦区社会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一大瓶颈。 黑龙江省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在农垦属地化改革后,更是雪上加霜,根本接不住。那些边远的城镇财政自给率只有20%左右,许多地方入不敷出,自顾不暇。经济是基础,政企分开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为前提。离开这个决定性因素谈改革,只能是海市蜃楼,美好的幻觉而已。目前出现的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并不断加剧的乱象,正是历史上多次重复的“杀富济贫”、“吃大户”、“瞎折腾”的现代版。 北大荒集团作为这次改革的主体和执行者,其主要领导者罔顾垦区实际,缺乏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脱离群众,闭目塞听,听不得不同意见,跑偏跑调,一意孤行,严重失职渎职,贪腐犯罪,重用一些毫无原则、阿谀奉承、助咒为孽的人,致使改革草草收场,留下了许多严重失误和隐患,使垦区和改革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不可弥补的恶劣影响和巨大损失,成为北大荒的罪人,令人痛心疾首。启用腐败分子来操作这场垦区历史性的改革,是垦区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从长远看,黑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状况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垦区基础设施进一步老化,投资无望,民生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垦区社会环境的不断弱化恶化,人口外流进一步加快,特别是人才流失与人才吸引双向堪忧,并形成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必然对北大荒集团的发展造成长期、直接、颠覆性的影响,北大荒集团担负的的国家农业航母、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神圣使命怎能行稳致远,怎能端得稳、端得住?!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是在改革实践中必须恪守的根本原则。垦区的改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对改革的担当、决心、勇气和自信,应当从国家战略大局出发,以国家整体利益与垦区人民的切身利益相统一为中心,化为研究问题、潜心探讨、提出办法、破解难题、久久为攻的实际行动。
写于2026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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