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我国的知青运动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5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日后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随即出现邢燕子、董嘉耕、侯隽等优秀知青代表，原本的初衷是根据我国国情解决劳动就业问题。随着我国政治运动不断，形而上学、极左思潮猖獗，上山下乡几乎成为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青年的专属品，为诛连九族找到了漂亮借口。（笔者父亲1957年错划为“右派”，1970年被迫害至死，1978年平反，1966年初中毕业时已内定到农村，什么升高中、读中专、技校一切与你无缘） 为此，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便有知青陆续到国营农场（或回乡插社）务农。 文革前还有一些叫“社青”的群体，就是高、初中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升学，又找不到工作，在家赋闲的青年，这些人后来也成为被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 1966年一场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一群无知的青年学生卷入其中：“破四旧”、“大串联”、“造反派”、“武斗”换来的是三年停课。 虽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10月14日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学生余兴未尽，对复课一事置若罔闻。直到1968年7月3日毛泽东签署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到7月24日还是毛泽东签署批发的由上述四大部门关于制止陕西省武斗的布告，俗称“7.3、7.24”布告，随即“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在外边癫疯了三年的青年学生才懂得倦鸟知还，收拾心情重返校园，但此时学校已是满目疮痍。 当时，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国家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工矿企业根本无法提供如此之多职位给当年的毕业生（1966年在读的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俗称“老三届”）。权宜之计是通通赶往农村，紧接下来的就是作上山下乡的动员，十月份分配名单公布，每个班级（五十人左右）除有五六个同学留校当辅导员外（留城，都是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同学）其余全部下农村。 海南岛（当时还属广东省管辖）、雷州半岛地处边陲，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建国以来陆陆续续组建了一些国营农场，此时正好派上用场，是故便有十万知青赴海南，志在宝岛创新业的“伟大”壮举。当时学校的分配原则：家庭成份好一点的同学，分配到珠三角农村“插社”，家庭出身不好的，统统发配“海南、雷州”。（起码我们学校是这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其时，我们绝大部份知青已经身处海南，毛泽东这一最新指示可能对动员“六八届”的漏网之鱼，或是“六八届”以后的青年上山下乡可能会成为金科玉律、尚方宝剑。 平心而论，这十万“六八届”的海南知青中，倘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根本是不用去农村的，他们或许继续升学，在孜孜不倦的求学路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可现实就是替人去受过，成了文革的牺牲品。 知青到了海南后，用刀耕火种这种人类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在莽莽的原始森林中开荒种胶，“屯垦戍边”，过着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苦生活。由于城市、农村的巨大反差，由于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经历，才有知青后来的刻骨铭心，魂牵梦萦。 十万海南知青中，不乏我辈中的姣姣者，也有一部份“高干”子女（文革期间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又搞出个“黑七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很多“高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成了“黑帮分子”，其子女也跟着倒霉，成为海南知青。但随着父母亲“解放“，大部分“高干”子女到海南二、三年后便相继回城。 “高干”子女的提前“出局，势必动摇军心（因刚来海南时喊出的口号是：“扎根一辈子，生根、开花、结果”），故此有部分知青觉得前路茫茫，归途无期，便铤而走险，顶着“投敌叛国”的罪名，甘冒喂鲨鱼的风险，偷渡往港（戏谑“曲线回城”），并扬言：“不是前面绑（指领带）便是后面绑（指被抓用绳子反绑）”！大有不成功便成仁的英雄气概！ 由于到海南的广州知青有十万之众，牵涉千家万户，一些知青父母年老体衰，身边无人照顾（1968年动员上山下乡时，一个不留），一些有子女在海南当知青的父母，也不能安心工作，加上部分地方迫害知青事件时有发生。1973年后，广州市“知青办”便有意通过招生（中专）、招工的形式逐步将广州知青招回城（后来得知此举对于全国来说还算先走一步）。 知青回城 虽说知青可以通过招生、招工的途径回城，但由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根植于农场各级领导干部脑中，加上政策水平不高，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是没有份的，这道门对他们而言是永远关闭的（我们农场还出现让来自潮汕的农村青年取代广州知青到广州市读中专的荒唐笑话）。他们要想回城，只有另辟蹊径，故此便出现了因父母退休“顶职”、“病退”（因病退职）“困退”等另类方式回城的高招。 因落实知青政策，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并制定了《知青工作四十条》决议，随即引发云南知青集体罢工、卧轨并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付主席的一封公开信》。开启了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以后便迅速冲击全国。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1979年的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从这一角度讲，看来我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得感谢“文化大革命”，否则我们都可能在海南终老。因为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便没有1968年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没有1968年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便没有后来的大规模知青回城的高潮。 笔者已经是快八十岁的人了，但还会经常作噩梦，梦到自己如今还在海南，孤独、无助、彷徨、迷惘充斥着我的梦境，挥之不去。梦醒时，有种庆幸逃出生天的感觉。 作者梁建荣，一九四九年出生，一九六八年与弟一起从广州到海南岛白沙县牙叉农场务农、一九七七年顶职回城，一九八六年通过成人高考取得大专学历、后又获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在广州一间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至退休。 本文原题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史》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