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下简称“知青运动”）中的城乡经济关系研究是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跳出政治史框架，从经济社会史角度拓展知青史研究的一个契入点。它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同时也对我们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乡经济关系发展具有启发意义。目前，知青运动时期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专题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成果从相对宏观的层面对知青运动时期的城乡经济关系进行了探讨。本文则以1973年知青政策调整后上海支援知青安置地兴办小作坊问题为切入点，重点考察分析知青政策调整后城乡经济关系变化的情况。 一、知青安置地小作坊兴办的背景与原因 所谓小作坊，是指1973年知青政策调整后，随着“厂社挂钩”安置城镇知青的“株洲模式”在全国的宣传推广，上海方面为解决跨省安置知青的生活自给问题，支援上海知青安置地开办的小工业项目（小作坊在当时有着不同的称呼，如土工业、土作坊、小工场、小工厂、生产组等）。它主要吸纳上海知青（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不适宜长期参加农业劳动的知青以及家庭经济困难的知青）在当地从事非农就业，目的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再教育”途径和手段，增强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客观上，上海支援知青安置地兴办的小作坊（以下统称“知青小作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村社队集体经济的发展，改变和重构了上海与知青安置地之间的城乡经济关系。 1972年12月“李庆霖事件”后，全国知青政策开始调整。1973年4月26日，毛泽东回信“此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史称“李庆霖事件”。1973年6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两个附件，提出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六条具体措施：1.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县级以上党委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2.切实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3.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4.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5.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6.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出长远的全面的规划。会议形成的报告和两个附件以中央30号文件形式下发到全国。 随后，全国一些省市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先后制订了各自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对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经费、口粮、卫生医疗等问题重新作出规定，提高了知青补助标准，对知青中存在的生活自给困难等问题，也采取了应对措施。1973年，湖南省株洲市率先推出“厂社挂钩”安置知青的新做法，变分散插队为集体安置，变学校与社队对口安置为厂矿企事业单位与社队对口安置，变主要依靠农村单方面做好安置工作为动员城乡两个方面共同来做，形成了安置城镇知青的“株洲模式”，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以上这些就是知青小作坊兴办的背景。就其兴办的具体原因来看主要有两条： 第一，为了尽快提高上海下乡知青的生活自给程度，解决他们面临的经济困难。这是兴办知青小作坊最直接的原因。 上海知青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偏僻穷困的农村后遭遇诸多生活困难。他们年纪小，缺乏经验，难以适应农村的劳动环境和生活条件，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成为许多知青的常态。一些知青下乡多年后仍需要父母给予接济。 1975年4月，上海市上报国务院《关于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情况的报告》称：“1968年以来，上海有近60万青年到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江苏、浙江等十个省（区）上山下乡。……其中插队的30万知青中生活能够自给的约占40%，不能自给的约占60%。江西有54%的上海知青全年收入在80元以下，安徽淮北地区生活不能自给的上海知青达80%左右。”下乡知青除经济困难、生活不能自给外，还面临住房匮乏、缺医少药、受迫害等问题。知青在农村中所面临的经济生活困难，如果不能有效得到解决，势必会动摇他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和信心，进而会影响上海的城市稳定。于是，为了维持知青运动和上海的城市稳定，1973年知青政策调整后，采取跨省市“城乡挂钩”的方式支援上海知青安置地兴办小作坊，改善下乡知青的经济状况，帮助他们实现生活自给，成为当时上海方面的一个政策选项。 第二，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壮大社队集体经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需要。这是知青安置地参与兴办知青小作坊动因的说辞之一，背后是当地社队从知青小作坊兴办中获取实际利益的考量。 计划经济时代，城乡经济二元分割，为了解决农村当地的生产生活服务问题，国家允许社队兴办集体所有制生产生活服务类企业，它们被统称为社队企业（即公社、大队企业）。这类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企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要求“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正式登上我国的经济舞台。 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对于发展社队企业和农村小工业起到了推动作用。1970年全国社队工业产值达到67.6亿元，是1965年29.3亿元的2.3倍。发展社队企业不但可以用办企业所得到的利润增加农业投入，支持农业经济发展，还可以吸纳富余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尽管有这样的好处和收益，但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控制着各种工业资源，内地农村获取发展社队企业所需的资源十分困难。知青运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打破了僵硬封闭、分割城乡的计划经济藩篱，尤其是1973年知青政策调整后，上海主动支援知青安置地兴办小作坊，带来了资金、设备、人才、市场等各种资源，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当地社队企业发展的作用。正因为此，当地的干部、群众对于兴办知青小作坊大多表示欢迎和支持。 总体来看，兴办知青小作坊对于上海和知青安置地是一件互利双赢的事情。从上海方面来讲，兴办小作坊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乡知青的生活经济困难，达到了巩固和推动知青运动、维护上海城市稳定的目的。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支持知青安置地兴办小作坊。从知青安置地农村来说，兴办知青小作坊可以得到上海在物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援，有利于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正如1975年7月，上海市赴江西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以下简称“慰问团”）负责人所指出的：“帮助青年搞小作坊，开展亦农亦工，不单纯解决病弱青年的安排和青年生活自给问题，帮助他们扎根农村，创造一定的条件，而且可以把农村社、队二级经济带动起来。” 二、知青安置地小作坊兴办的过程 知青小作坊有组织、有计划地兴办持续的时间不长，从1975年到1977年连头带尾大概三年左右时间，经历了一个从个别试办到普遍兴办，再到急促收尾的过程。1974年到1975年5月为调查摸底和个别试办阶段。1975年6月到1976年9月为普遍兴办阶段。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到1977年上半年为收尾结束阶段。 1973年11月，为贯彻落实中央30号文件精神，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向各省派出由670名干部参加的慰问团，分赴各省慰问上海下乡知青，帮助当地安排知青生活。其后，从1974年起，上海先后共组织2000余名干部分赴安徽、江西、云南等9个省、区，配合当地开展上海知青安置工作，解决知青生活自给等问题。兴办知青小作坊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在上海赴各地慰问团的帮助下逐步启动的。在全国范围内，兴办知青小作坊时间最早，取得成效最大的是江西、安徽两省。 其中，江西省的进展相对较快。1976年7月10日的《文汇情况》第371期刊登了在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因地制宜创办小作坊的情况调查。调查指出：“1975年5月以来，上海赴江西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在上海市有关工业局、公司的支持下，配合当地组织，帮助以上海知识青年为主的青年队（场）筹办亦农亦工的小作坊。在江西赣州、井冈山地区试办的基础上，一年来小作坊已发展遍及全省各个专区。到1976年5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兴办亦农亦工的小作坊180多个。”赣州、井冈山两个地区的小作坊中有竹木半成品加工36个，榨油小作坊12个，榨糖1个，制砖7个，造纸4个，农机修配5个，竹沥水生产组3个，草绳、草包加工组1个，高水力发电、农、林、渔综合场1个。 安徽省的进展相对较慢。直至1976年1月，知青小作坊的兴办还停留在筹划试办阶段，只在阜阳、宿县地区有少数试点，未在全省范围内铺展开来。 1976年1月，上海市知青办发文给市革委会工交组称，拟请轻工业局、纺织局继续协助安徽省对口筹建小作坊，至此知青小作坊兴办工作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并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形成了“灵璧经验”。1976年7月，上海市知青办向市委、市革委会上报了《安徽省灵璧县举办亦农亦工青年场队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情况调查和今后工作的意见》，其中建议：“为适应今后主要帮助安置地区青年场队办小工场、土作坊的需要，最好指定单位分工包干，实行对口支农支青。”由此促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各局、区、大专院校帮助安置地区办亦农亦工知青场、队的几点试行意见》（以下简称《试行意见》）的出台，这对知青小作坊的兴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7月31日出台的《试行意见》对上海支援知青安置地兴办小作坊、协助当地办好亦农亦工青年场队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全面部署，对上海市各局、区、大专院校承担任务、组织落实、制定规划、物资作价等问题做出了规定和说明，并以政策制度形式明确了知青小作坊建设应采用分工包干、对口支援的方式。具体安排如下： 对于安徽省的对口支援：市纺织局对口包干阜阳地区，虹口区、卢湾区分别对口包干蒙城县、颍上县；市轻工局对口包干宿县地区，杨浦区、静安区分别对口包干灵璧县、怀远县；市电业局对口包干滁县地区的滁县、来安、天长三县；市物资局对口包干滁县地区的嘉山、定远、全椒、凤阳四县；市仪表局对口包干六安地区的肥西、寿县、六安、舒城、霍邱五县；市房地局对口包干六安地区的霍山、金寨两县；市手工业局对口包干巢湖地区；市冶金局对口包干安庆地区；市港务局对口包干芜湖地区的广德、郎溪、南陵、繁昌四县；市后方基地、水产局、铁路局、铁路分局分别对口包干芜湖地区的泾县、当涂、宣城、芜湖四县；市城建局对口包干池州地区的石台、东至、铜陵、青阳四县；市后方基地对口包干池州地区的贵池县。 对于江西省的对口支援：市机电一局对口包干九江地区，南市区对口包干彭泽县；市机电一局对口包干赣州地区；市建工局对口包干井冈山地区的永新、遂川、宁冈、泰和、安福、井冈山六县；闸北区对口包干井冈山地区的万安、新干两县；市邮电局对口包干井冈山地区的吉安、吉水两县；市粮食局、商业二局分别对口包干井冈山地区的永丰、峡江两县；市建工局对口包干宜春地区的万载、宜春、上高、新余、清江五县；市海运局对口包干宜春地区的靖安、安义、丰城三县；市长航分局对口包干宜春地区的铜鼓县；徐汇区对口包干宜春地区的奉新、高安两县；黄浦区对口包干宜春地区的宜丰、分宜两县；市公用局对口包干上饶地区的波阳、婺源、横峰、万年、上饶五县；市交运局对口包干上饶地区的乐平、德兴、铅山、玉山四县；市机电二局对口包干上饶地区的弋阳、余江、贵溪三县；杨浦区对口包干上饶地区的余干县；市化工局对口包干抚州地区，长宁区对口包干黎川县，普陀区对口包干宜黄、乐安两县。 对于吉林省的对口支援：市卫生局、化工学院、解放日报、体委对口包干和龙县；复旦大学、机械学院、海运学院对口包干汪清县；市文化局、纺织学院、中医学院、音乐学院、电影局对口包干延吉县；师范大学、第二医学院、戏剧学院对口包干珲春县；市教育局、出版社、第一医学院、文汇报对口包干安图县；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对口包干怀德县；同济大学、科技大学、铁道学院、电台对口包干梨树、双辽两县。 由此掀起兴办知青小作坊的高潮。由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地区组、综合计划组以及知青办联名向市委、市革委会递交的《关于1976年支援上山下乡青年所在地区物资和小作坊的报告》明确提出：“为了尽快地解决分散插队青年的问题，今年（1976年）协助办小作坊的步子要放大，拟安排五百个左右。” 然而，《试行意见》出台实施后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遭到质疑。1977年3月，市知青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对学习慰问团工作的基本看法要点》，表示在慰问团工作上“方向偏了，路线错了”。此后，各地慰问团陆续撤回上海。加之，在“回城风”的影响下知青的注意力转向返城，知青小作坊的建设因此受到很大冲击，刚进入高潮就戛然而止，许多已开工的项目只得匆匆收尾、草草结束。如1976年9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批复同意协助安徽省宿县、阜阳地区筹建小作坊。1977年4月，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就下发了《关于支援阜阳地区知青小作坊收尾工作的通知》，要求尽量在1977年上半年结束这些小作坊项目。受使一些人解决了生活自给问题。 三、知青安置地小作坊兴办特点及其存在的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各地知青小作坊收尾结束的时间不一，个别延至1977年10月尚未结束。 据《上海青年志》统计，从1975年6月开始，上海为江西、安徽、吉林三省安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550余个小作坊、小工场。其中江西335个，安徽187个，吉林28个。后又为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云南、贵州等省、区协办257个。这些工场、作坊，有农机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竹木制品、铁锅生产、制砖、缝纫、补鞋等，多数是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的项目。这些项目推动了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帮助知青克服了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吸收安置了1万多名生活比较困难、不宜参加农业生产的病弱青年，问题 知青小作坊兴办过程中经济动因和政治动机交织，存在着多方利益纠葛和博弈，小作坊兴办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多与此相关。 第一，知青小作坊分布地高度集中，主要兴办于上海插队知青集中的江西、安徽两省经济落后的地区。 知青运动中上海跨省安置知青在全国是最多的。从1968年到1978年，上海跨省安置知青共615517人，占上海安置知青总人数的55.3%，涉及黑龙江、江西、安徽、云南、内蒙古等10个省区。上海跨省安置知青有插场（去黑龙江、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农业生产）和插队（去江西、安徽等地农村插队落户）两种方式，以后者为主，后者占全部跨省安置知青总人数的65.2%，其中安徽、江西两省安置插队知青最多，均超过10万人。（见表1） 与插场知青相比，插队知青生活不能自给、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较为普遍。知青运动时期，上海跨省插队的知青，除招生、升学、征兵和病退、困退回城的以外，留在农村的有一半人生活不能自给，另一半人只能做到低标准的（南方年收入120元、北方年收入150—180元）基本自给。在自然条件差、生产水平低的地区插队知青生活不能自给率高达75%—80%。解决插队知青的生活困难，使他们能够安心扎根农村，成为当时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1973年知青政策调整后，各地普遍采用集并知青点，发展单独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的方式，来加强对插队知青的管理，并设法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经过试点实践，开办知青小作坊逐渐成为巩固和发展新成立的知青场队，解决知青生活困难的途径和手段。安徽、江西两省因为安置上海插队知青人数最多最集中，与上海的空间距离较近，且上海及安徽、江西两省都对知青小作坊的建设较为关注和重视，所以与其他上海知青安置地相比，这两地知青小作坊兴办的时间相对较早、数量相对较多，分布也较为密集。就安徽、江西两省内部而言，知青小作坊的布点分别集中于省内经济较落后的淮北地区和赣州、井冈山地区。 由于大多布点在基础设施落后的贫困地区，开办成本高、代价大，知青小作坊经常面临运作困难。如1975年10月江西慰问团反映，当地知青小作坊大部分建在位于深山沟里的知青场队，由于电力等基础设施十分匮乏，导致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赣州38个点中有29个没有电源，井冈山5个农机修配工场全部没有电源。为此，1975年底上海市知青办在给市委、市革委会的汇报中提出对策建议：“明年（1976年）对困难较大的江西省赣州、井冈山地区，安徽省阜阳、宿县、滁县地区和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共五十八个县（约有9万多名上海插队知青），作为重点，多提供一些农机设备，多办一些土作坊。”并要求“慰问团要依靠当地组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自下而上提出明年（1976年）的规划，以积极的态度，吃准一个搞一个，搞起来就要巩固发展。” 第二，上海方面在知青小作坊兴办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 知青小作坊虽然规模不大，技术含量少，机械化水平也不高，但毕竟属于工业项目，从调查规划、项目设计、原料供应、设备的安装配套及维修，再到生产指导、技术培训乃至产品的销售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上海的支援和帮助。这是上海方面在知青小作坊兴办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导权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作为中央直辖市的上海在经济、政治上具有天然优势，无疑也加强了这种主导地位。 1.规划制定、项目设计。每个知青小作坊上马前都要经过慰问小组详细周密的调查，进行可行性论证，制定项目规划，交由上海负责对口支援的局、区、大专院校和慰问分团审定，并报市革委会工交组、知青办和慰问总团备案。其中，局、区、大专院校本系统解决不了设备的项目，还需上报市工交组、知青办审定。以上流程完成后，上海对口支援单位与知青所在地政府签订协议，明确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双方的权利、义务。例如，安徽阜阳地区涡阳县兴办知青场队（含小作坊）之前，慰问团阜阳分团涡阳小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建设规划，“青年场队每人平均占地应不少于2亩，每个农场设一个农机修配厂，一个农副产品加工厂，支援丰收35拖拉机1—2台，手扶拖拉机3—5台，无息贷款2—3万。……慰问团派人驻点，年内重点抓好马店‘五七’农场的筹办。”并明确提出，要将规划项目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 2.原料供应、设备安装及技术培训。慰问小组在与当地政府研究确定知青小作坊建设计划后，由上海有关方面负责相关设备、原料的调拨供应和生产技术的培训指导。以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对口支援安徽省阜阳地区涡阳县兴办知青小作坊为例，在筹办涡阳县双庙公社缝纫工场项目时，双方签订了《关于双庙公社筹办亦工亦农缝纫工场协议书》，规定由上海针织公司委托上海针织六厂帮助双庙公社筹建这个工场，在设备和技术培训方面给予具体支持和帮助。缝纫工场的规模为50—60人，其生产所需的边角余料段料在建场二年内，由上海针织公司所属六厂每月供应2000—2500公斤，价格按上海调拨价。缝纫工场共安装缝纫机27台（其中拷壳车23台，平车4台）以及裁烫传动等有关配件，由上海针织六厂作价调拨，双庙公社要派知识青年到上海针织六厂培训。针织六厂按照产品的要求帮助双庙公社在3个月内培训好技术骨干。各地知青小作坊兴建过程中原料供应、设备安装及技术培训的情况与此类似，均由上海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 3.有价调拨与无息贷款。根据《试行意见》的要求，“办小作坊所需设备、物资，原则上由分工的局、区发动群众利用废旧、边角材料加工改制，或清仓挖潜经过修复的旧设备和物资。”“废旧设备，可按账面价格结算，账面价格与实际有出入的，可本着支青支农精神确定”，这就是上海方面支援知青小作坊建设的“有价调拨”。由于“有价调拨”的对象大多是上海知青集中的经济条件较差的生产队、青年队，而它们一般无力购买“有价调拨”物资，所以上海有关部门同时决定每年安排银行无息贷款给予支持。如1975年6月上海市知青办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支援江西省无息贷款175万元，其中39万元拨给赣州地区，48万元拨给井冈山地区，明确提出“贷款发放给上海下乡青年比较集中、表现较好、经济比较困难的生产队、青年队，以及社队为了安排病弱青年办的生产组、小作坊。……用于购置生产组、小作坊所需的简易设备。” 除了制定规划、设计项目，给予原料供应、设备安装、生产指导、技术培训、无息贷款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外，当知青小作坊生产出的产品在销售上遇到困难时，上海有关方面也会出面帮助解决。如江西兴办的一些小木材加工作坊，其产品在当地无法全部销售，请求上海方面收购。由于运输费较高，成本较大，江西方面提出每立方米200元左右的售价，上海收购单位提出售价只能160元左右，否则要亏本。为此，慰问团提出：“为了保证青年点有一定的收益，有利于开发山区，发展集体经济，……上海收购单位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少得利润，或补贴点和外省协助收购。” 由上可见，上海方面在知青小作坊兴办中明显处于强势的主导地位，但也正因为此，围绕着知青小作坊的兴办，知青安置地的党政、知青办、干部群众与上海市知青办、慰问团、下乡知青之间产生了一些利益纠葛和矛盾分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处理好解决知青生活自给与发展壮大社队集体经济的关系。 赴安徽慰问团在一份针对知青小作坊工作情况的调查中指出：“目前安置地区的一些县、社，发展社办工业的积极性很高，但对解决下乡青年的问题不像我们这样急切，我们的同志要善于调动当地的积极因素，使之同解决上海下乡青年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也要坚持原则，敢于并善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在办亦农亦工青年场队时，要坚持以当地自力更生为主，上海适当支援为辅，先农后工，先小后大，土法上马，逐步发展；坚持以上海下乡青年为主（人数、领导班子均应如此）；坚持先进人后办工，确保把生活不能自给和有其他困难的上海下乡青年先吸收进去。对于已经把上海下乡青年集中起来的青年场队，优先考虑支援项目和无息贷款，及时帮助把小工场、土作坊办起来。小工场、土作坊的项目要因地制宜，先做规划，经批准后上马。对以解决上海下乡青年问题为名发展社办企业而又不肯吸收上海青年的，要坚持原则，多做工作。” 第三，作为安置知青的新方式、知青运动中的新生事物，知青小作坊兴办常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一是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知青小作坊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崭新的知青安置方式，是巩固和发展知青运动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小作坊有利于知青的培养教育，有利于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和青年的生活自给能力，特别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工农联盟，壮大公社、大队一级的集体经济，为小集体经济向大集体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创了良好局面。”其实，小作坊的实质就是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从历史上看，这类企业的发展是极易受政治局势变化影响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国家鼓励社队企业发展，1960年全国社队企业数量一度达到11.7万个。此后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全国社队企业被大量压减，仅剩下1.1万个。1966年“五七”指示发表后，全国的社队企业又有所恢复，到1970年达到4.5万个。1973年知青政策调整后，“株洲模式”得到推广，社队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新机会。江西、安徽等内地省份知青小作坊的兴办适逢其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作为新生事物的知青小作坊纷纷下马，已经上马的也匆忙收尾、草草收场。 二是“左”倾意识形态的干扰。《试行意见》指出，筹办知青小作坊的首要指导原则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密结合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对青年进行扎根农村大有作为的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始终。”类似的内容在知青小作坊建设规划中十分常见。上述“左”倾意识形态干扰、阻碍知青小作坊的兴办与发展。吊诡的是，知青小作坊兴办过程中“左”倾意识形态的干扰主要来自慰问团，而慰问团又是各地兴办知青小作坊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究其根由是因为慰问团主要是作为维护和推进知青运动的工具而存在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用各种手段将青年从城市推向农村完成所谓的“再教育”，是慰问团的根本目的和使命，兴办知青小作坊只是其维持知青运动的一种权宜之计和手段而已。 因此，慰问团通过“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意识形态对知青小作坊建设进行干预也就在所难免了。例如，赴江西慰问团在有关知青小作坊工作情况的汇报中列举过这样的案例：1975年9月，峡江县马埠公社曾安青年队，在上海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筹建了两个小作坊，一时间队里添置了大货车、大拖拉机和各种机器。机器一转，汽车喇叭一响，有些同志就盘算着把手中的锄头换成榔头。针对这种思想，他们与青年队党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引导青年为了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消灭三大差别，一定要把青年队办成使资产阶级不能存在又不能再生产的阵地。为了体现青年队以农业为主的方向，他们将两个小作坊的人员编在两个农业点上。还有一些地方的慰问团强调办知青小作坊要坚持政治挂帅，坚决避免出现“分团当调度员，小组当采购员”的情况。 可能是因为一些慰问团过分强调“政治挂帅”，延缓了兴办知青小作坊的进度，影响到了知青政策的调整落实。1 976年7月初，上海市知青办在上报给市委、市革委会的材料中指出：“（慰问团）有的同志把思想教育工作和办亦农亦工青年场队对立起来，说这样下去，慰问团的任务不是变了吗？因为认识不上去就缩手缩脚，处于被动的地位。……（要）以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为思想武器，提高和统一各级知青办、学习慰问团和有关单位的认识，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自觉性。”为此，他们打算召开一次工支农工作会议，“一起交流经验，统一认识，研究落实加大步伐的规划”。 四、知青安置地小作坊的作用及其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 知青安置地兴办知青小作坊的作用最直接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上海下乡知青的生活自给能力，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他们的待遇处境；另一方面使当地农村的劳动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一定程度上壮大了社队集体经济。 就前者而言，各知青安置地因地制宜兴办的染衣、理发、缝纫、照相、碾米、榨油、磨粉、锯板、家俱丕料、包装箱、竹木制品加工等各类知青小作坊，在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同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青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自给能力，尤其使一些病弱知青（病退不够条件，下田劳动有一定困难的知青）得到了妥善安置，有助于稳定知青队伍。例如，井冈山地区新干县鸡峰五七综合场有上海知青51人，其中体弱多病的28人。过去知青分散插队，病弱知青往往得不到妥善安排，造成生活困难。兴办知青小作坊后，由于工种较多，可以安排病弱知青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从而有效解决了他们因工分收入低而生活无法自给的问题。又如，抚州地区乐安县金竹公社，原来是“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工分三角三，每天收入二角三”的地方，由于工分值过低，不少知青设法下山、倒流回沪。1969年至1974年初，由于招工、招生、外迁等原因，知青人数从原来的114人减为62人。 1974年4月，该公社上海知青实行集并，创办竹篮、油布伞骨加工小作坊，1975年知青工分值提高到9角，大部分人全年收入在200元以上，使知青队伍得到了稳定。 就后者来说，知青小作坊的兴办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巩固壮大了社队集体经济，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积累了资金。如江西宜春地区奉新县甘坊公社知青综合实验场， 1975年全场总收入5.2万元，其中农业收入7000元，占总收入的13.4%，小作坊收入4.5万元，占总收入的86.6%。集体经济壮大，公共积累逐步提高，公积金有1.1万元，公益金有0.23万元。再如峡江县马埠公社曾安青年队通过开办小作坊积累资金，归还了国家贷款，扩大了再生产，开始为大队、公社发展集体经济作贡献，拟按一定比例将积累上缴大队、公社，为发展当地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解决下乡知青的经济生活困难，还是促进当地社队集体经济的发展，知青小作坊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为兴办知青小作坊归根结底不过是通过经济措施挽救知青运动颓势、维持知青运动的一种权宜手段，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改善下乡知青的境遇，提高其“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进而缓和知青运动中的固有矛盾，维护和巩固知青运动。在“左”倾错误的束缚影响下，包括兴办知青小作坊、给予知青安置地物资支援等在内的各种经济措施和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运动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结果是知青“返城”的思想依然存在，城乡差异依旧显著，知青运动的终结不可避免。 从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来看，知青小作坊的兴办对知青运动中的城乡经济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塑和构建，向我们呈现出计划经济时代一种特殊的城乡经济关系场景。与1973年知青政策调整前，主要通过上海下乡知青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城乡经济联系不同，知青小作坊背后反映的是上海与知青安置地之间，通过上海市知青办、慰问团与当地党政、知青办、社队等建立起来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着更为广泛深入联系的城乡经济关系。这从《试行意见》中有关兴办知青小作坊的原则和要求中可清楚地显示出来：“在当地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慰问团要切实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帮助筹建青年场队，各局、区在适当时候也应该派出少数精干人员和慰问团一起工作，……所办项目应主要是就地取材的为农副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的，也可以办一些承接加工的小作坊。制定规划时，供产销和维修、配套一般应在当地落实，安排上海知青措施也要落实。”事实上，知青小作坊兴办过程中上海与知青安置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了显著的拓展和深化，远远超过知青政策调整之前依托私人关系所形成的零星、散乱的城乡经济联系。 具体来看，借助于一元化领导体制，上海支援知青安置地兴办小作坊工作总体上得到了有效动员和落实。首先在组织机制上，上海市知青办综合协调，各局、区、行业系统都围绕知青小作坊建设设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以冶金局为例，该局专门成立了支青支农领导小组，对应于冶金局赴安徽安庆慰问团的工作，在职责分工上明确要求“包干到岗”：日常工作由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工作内容包括加强调查研究，和慰问团等有关单位进行联系、组织、协作，负责设备落实、发运、安装及技术培训等工作；农村的工作（如经费、知青集并等）主要由慰问团负责；上海的工作主要由局下属各厂负责。有关支援的设备和物资，各助建单位要先上报局支青支农领导小组审查，经同意后方可执行。设备发运、安装及技术培训等工作也要及时上报、联系。各单位所支持办的小工厂、小作坊要负责到底，提供配套设备，一直到正式投产为止。 其次，在支援举措上较知青政策调整前有了较大改进，不仅支援力度明显加大，而且给予上海知青安置地更多的实惠。比如规定，有关支援物资作价时，如账面价格与实际有出入的，可本着支青支农精神确定。市交运等局外出运输的空车，可免费带运支青支农物资。企业派工人去安置地区安装设备、培训知青所需要的费用可由企业开支。 显然，上海支援知青安置地兴办小作坊这种跨省的对口经济支援，显著增强了上海与知青安置地之间的城乡经济关系，其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知青政策调整前上海与知青安置地之间的城乡经济联系。 上海有关方面对于知青小作坊如此热心、积极支持的背后，与知青政策调整后市革委会有关领导紧跟政治风向，坚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维护和巩固知青运动，以获取更多政治筹码是分不开的。由此也就决定了知青运动时期上海与知青安置地农村之间围绕兴办知青小作坊而形成的特殊城乡经济关系，必然要受制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虽然这种特殊的城乡经济关系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隔绝分离，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但它终归是知青运动的产物，是脆弱而不稳定的。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知青小作坊从一哄而起到一哄而散，大起大落间对城乡经济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无益于形成稳定协调、良性互动、合乎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城乡经济关系。 （责任编辑：汪谦干） 作者简介：赵文，上海市团校（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展馆教学管理部教授。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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