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农垦，因橡胶而起，因橡胶而兴，开创于五十年代被帝国主义严密经济政治军事封锁的特殊年代。 1888年，英国医生邓录普（Dunlop）发明了充气轮胎，橡胶正式进入了大规模应用阶段。自此以后，天然橡胶和钢铁、石油、煤炭被并称为现代工业四大基础原料。 天然橡胶原料取自于橡胶树的乳汁，因橡胶树的叶片特征又称为三叶橡胶，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马拉岳西部地区。天然橡胶树具有喜高温、高湿静风、沃土的生态习性。人工栽培以来种植范围长期局限在地球赤道两侧狭窄区域内，世界41个植胶国家和地区都基本分布在南纬10°至北纬15°之间。主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刚果、南美的巴西等地。其中，尤以东南亚为天然橡胶产量最大（占世界产量70%）品质最好的主要产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后，世界格局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特别是自朝鲜战争以后，两大阵营进入了全面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为应对社会主义阵营“输出革命”的威胁，拉拢一些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军事对抗和经济封锁，其中就包括了对中国的橡胶封锁。 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基本地处北纬15度线以北（当时的北越也地处北纬17度线以北），几乎缺乏种植天然橡胶树的自然条件，获取天然橡胶原料极为困难。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新中国亟需北移橡胶打破封锁，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也希望通过支持靠近东南亚橡胶产区的中国实行橡胶北移以获取橡胶原料。 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胶、割胶、制胶及售与苏联橡胶的协定》（以下简称《中苏橡胶协定》）。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在植胶、割胶及制胶时期给予中国农具、设备、油料和贷款帮助，向中国派遣专家顾问；二是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及其利息，并将每年所生产的橡胶大部出售给苏联。《中苏橡胶协定》规定:待中国橡胶形成产业后，中国橡胶产量的５０％必须供给苏联，以后苏联又追加至７０％。在这个协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５年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和补充贷款年利率为２％，中国政府将以中国生产的橡胶偿还本协定之利息，在中国能够自己生产橡胶之前，则每年从第三国购得１５０００吨至２００００吨橡胶偿还，并以钨、钼、锡、锑、铅等矿产品偿还之。 2、橡胶北移与云南农垦的组建 中国必须生产橡胶，但那时的中国却连橡胶树也没有几棵。 中国引进橡胶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是在海南儋县洛基乡五岭村一带，一是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新城凤凰山东南坡上。由于长期战乱和经营不善，德宏盈江的胶树至20世纪40年代末仅余2株，海南解放时保存下来的橡胶母树仅约5万株。而在1948年7～9月，由闽籍华侨钱仿舟带领李宗周等人，从泰国运回树苗2万株，虽在西双版纳种植成功，建立了“暹华胶园”，但也因时局动荡、经费无继、管理不善，至1953年，“暹华胶园”的橡胶树也只剩下了89株。 新中国建立后，为打破帝国主义橡胶封锁，实现橡胶北移计划，除要在海南（北纬18-20度）大力发展天然橡胶外，还要在广西、云南南部（北纬21-25度）开辟新的天然橡胶种植基地（我国云南植胶区在北纬21—25度之间，海拔在100—1000米之间，最高海拔不超过1000米）。 1951年，为打破西方国家封锁，D中央作出了“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部署。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会议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为落实这一任务，云南省委、省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1年9月，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成立了林垦处，并在滇东南金平（勐拉）、滇南普洱（车里）分设了两个林垦工作站，在滇西保山设立林业办公室（下设林场）。1951年10月，以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蔡希陶及冯国楣为首组成了三个调查队，分赴滇西、滇东南和滇南地区进行产胶植物资源调查……1953年2月，云南省垦殖局成立，云南农垦系统正式创建。 1953年初,在中苏专家联合考察云南最佳宜林地论证会上,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力排众议,在中苏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德宏州是最佳橡胶种植区时,据理力争,认为西双版纳是橡胶最佳宜林地…… 因国家对橡胶和偿还苏联贷款的紧迫需求，云南垦殖农场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1957年3月，农垦部长王震到云南视察后，将云南省热作局改为云南省农垦局，实行农垦部和省委双重领导。原垦殖农场改为国营农场，同年又新建国营农场5个，接管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13个，职工达到9930人。当年定值橡胶苗733.3公顷，两年累计达到1033.3公顷。中国第二大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由此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3、云南老农垦人 云南天然橡胶垦区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边境地带的北纬21-25度地带。该地带地域广阔，多处于人迹稀少的热带雨林地区，地域偏僻，交通简易闭塞（仅有抗战时修建的滇缅公路和建国初期修建的昆洛公路相通），属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十分匮乏。以西双版纳勐腊县为例， 1951年全县总人口446220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6.74人。 解决劳动力缺乏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从内地迁来汉族人口移民。 这些移民人数最多的是建国初期屯垦戍边的部队复转军人、湖南橡胶移民和少数来自海南的技术骨干，他们构成了早期云南农垦人的主体。 1956年3月、12月和1957年1月，在叶剑Y元帅的部署下，华南垦殖区的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被抽调到云南边疆，其中就包括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副局长、后来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江洪洲。他带领1697名转业官兵、技术骨干前往云南开发橡胶，在勐海县建立了西双版纳最早的国营橡胶农场——黎明农场。 20世纪50年代,昆明军Q、13军、14军、49师、华南林一师、林二师、昆明军Q直属队等3.14万官兵先后转业到云南边疆屯垦戍边,创办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 1959年9月24日，在农垦部“全国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从湖南原决定支援新疆自治区的劳动力中抽调5万人给云南的通知》，按中央《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定》，由云南省与湖南省签订《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议书》后，于是便有了湖南农村向云南的“支边”移民，有学者也因此将其称为“橡胶移民”。从1959年底到1960年,湖南省（主要来自湖南的醴陵、祁东、祁阳三个县的青年农民）向云南西双版纳州、红河地区、德宏州、临沧地区共移民36695人,其中青壮年22037人,家属14658人。 除此之外，人数相对较少（分别为数百至数千人不等）的昆明市自愿垦荒队青年、省市机关下放干部、社会青年、华侨学校学生和六十年代初四川支边的社会青年也先后来到云南农垦，其初衷主要是为先前到达的农垦系统转业干部组织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农垦方面要求其80%为女青年），其为数并不太多，大约在数千名以内。这批被后来的知青们称为“老知青”的人，也先后融入了云南农垦大军，与复转军人和湖南橡胶移民等共同构成了早期的云南老农垦人。 4、云南老农垦精神与传统 复转军人是云南农垦屯垦戍边最早的开拓者和管理队伍来源。那个年代的他们主要来自云南边远贫困农村，文化不高，多属文盲半文盲（初小），且相当部分来源于国军起义人员，没有地方经济建设和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懂怎么种植橡胶。但他们受到过人民军队长期的教育与熏陶，经受过解放战争和剿匪除霸战斗的洗礼，具有极高的阶级斗争觉悟和高昂的战斗精神。在转入地方经济建设之后，很自然而然地把部队的那一套革命精神传统和军队管理方式移植到农垦开发和农场管理中来，形成了早期云南农垦的精神传统。 这个“农垦精神”，现在总结的提法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忠诚奉献和开拓进取。”而在当年，“开拓”和“进取”的词汇并未进入人们的脑海，反而“艰苦奋斗”、“牺牲”和“奉献”等词语则是常挂在嘴边。在云南农垦，“革命加拼命”、“活着干，死了算”、“大干、苦干、快干”、“打破帝国主义的橡胶封锁”、“拼死也要种出争气胶”倒是那个年代真正意义上的“云南农垦精神”。 为执行新中国屯垦戍边和发展天然橡胶事业的两大战略任务，云南农垦诞生后，就肩负起屯垦戍边、建设边疆、发展祖国橡胶事业的重任，一心志在解决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天然橡胶“卡脖子”难题。他们倡导“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和“对党忠诚”的“老农垦”精神，按照“先治坡，后治窝”的“革命路线”，因陋就简，住的是“茅屋窝棚”，吃的是缺肉少菜的“粗食淡饭”，采用部队“一切命令听指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以“革命加拼命”、“大干、苦干、快干”的作风，干的是“毁林开荒”、“砍大坝”、“挖梯田”、“种橡胶”的重活。他们长年累月几乎没有星期休息日，甚至时常在有月光的夜晚也奋战在山坡上。就凭着这种“拼命三郎”式的“云南农垦精神”，硬是在人烟罕迹的热带雨林边缘，开发出了共和国的第二大天然橡胶种植基地，撑起了祖国橡胶事业的半边天。 作者简介 杨宗祥,1954年2月生于重庆。于1971年4月22日从重庆第74中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十四连，2个月后调入一团十营武装执勤连。1978年考进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大)政教系。1982年毕业后回渝，在重庆市一轻局硅酸盐技工学校、重庆一轻局干部学校、重庆轻工业职工大学、西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等单位任教，在西南大学副教授任上退休。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