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现在情况 知识青年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后，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责任、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和农民群众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现在有一大批当年曾经在农村战天斗地的老知青在退休后又重返“第二故乡”，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充分说明这些知青当年接受的“再教育”是成功的，上山下乡这条培养接班人的道路是有效、正确的。他们的事迹经过媒体和各种途径在各地传播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国梦知青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搜集到了一批已经进入老年的知青帮助农民兄弟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小康社会，甚至返回第二故乡的事迹，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依然在不懈地做着推动社会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工作，脚踏实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位患有严重胆囊、肾脏病的上海知青，被医生严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只有五年，他回插队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镇三好村养病。应农民们强烈要求，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他，抱病挑头，重新组织合作社，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合作社，经过短短二年奋斗，2014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一万三千多元，他自己却倒在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连的一名知青，是第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一位北京女知青带着自己卖掉的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一万四千多元，翻了二翻。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一位北京女知青，197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曾经插队的农村。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开发式的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路取得了不小成绩。最近因工作劳累患了脑梗，不得不回京休养。 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原副院长，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了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上海的一个知青，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他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下乡在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一位许昌知青，谢绝了许昌市的邀请和优惠条件，把自己在广州的工厂搬到广阔天地乡自己原来插队的生产队，把几十名农民培养成了工人，使郏县第一次有了出口创汇企业。 一位郑州知青插过队，当过兵，担任过厂长，在体制改革时却成了空有人事关系，却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社保的“三无人员”。他凭借当年在周口地区太康县板桥青年农场插队时科学种田，一颗红薯收获56斤的经验，重操旧业，再种红薯。在种植传统红薯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他走访省农科院学习研究，开始种植脱毒红薯。成功后，又开始义务推广脱毒红薯种植技术，十几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行程50余万公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跑废了3部新车，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帮扶建立了上百个种植基地，推广面积达到几十万亩，培训人数超过万人。他不以盈利为目的，从秧苗供给到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到深加工，为全国薯农提供全面服务，使他们能够靠种脱毒新型红薯致富。 一位聋残4级并患有中度帕金森症，爱人下岗，62岁的北京知青，是普通工人。2005年，回到当年插队的延安地区黄龙县柏峪乡五角树村，看到村子仍旧贫困，全乡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决心想办法帮助第二故乡摆脱贫穷落后现状。他自费将安排五角树村书记两个人的差旅、食宿、交通费，带领他们参观、学习北京农村的农家乐，把自己家唯一的一台电脑给了农村。因为在延安-北京的不断奔波，劳累 ，2011年10月突发心梗，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2年回京后又三次住院抢救，心脏搭桥，在安装脑起搏器后，又经过艰难曲折几年的努力，柏峪乡的旅游项目终于立项。他历经磨难，在县、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知青们帮助和村民努力下，黄龙县柏峪乡的“农家乐”终于一家一家开了起来了，游客也越来越多，第二故乡脱离旧的农业经济模式，成为靓丽的旅游风景区，实现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梦想! 天津一位知青，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山沟——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总策划，13年来，他对村民和农村发展的资助达到10万元。在他的推动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态示范村”，“农村旅游专业村”，“民俗文化特色村”。 现在这个仅有90户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两季仅旅游一项收入就达500百多万元。 曾下乡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广州知青，先后捐资超过1300万元,为海南红光农场兴建了小学综合教学大楼，为农场中学兴建教师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 内蒙兵团五师四十一团的625名知青，集资300万元在锡盟和西乌旗各级政府的大力协助下新建129眼机井，解决了高日罕3000多牧民、4000头大畜、12万只小畜的饮水困难，彻底改善了牧民的饮用水水质。 当年在内蒙天顺营子插队的北京知青，集资为村里架起了一座3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解决了村民们出行难的问题。 曾在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地区的科左中旗舍伯吐公社苏木大队插队的一位北京知青，1998年听说插队的地方遭受洪灾，便立即携夫人去内蒙探望慰问。除了捐款捐物外，他还把二十多个老乡家的六十多个孩子分三批接到北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亲自帮助他们安排吃住和找工作。 2003年天津130知青及其子女集资16680元，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建起了130亩“天津知青林”，治理土地沙化，让草原重新绿起来。现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的这片“天津知青林”已经成材，价值60万元。年已花甲的知青们决心用这些钱卖更多的树苗，扩建出5000亩防风固沙的知青林。 这样的知青不在少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曾经的农村生活使他们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深深地懂得，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远大理想，只有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去做。 上海《新民晚报》2012年9月25日刊登了原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河南女知青贾爱春和上海女知青徐桔桔)结伴回到曾经插队的村子，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的先进事迹报道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看到后，在报纸上直接批注：“读完此文，既敬佩又感动，使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试问，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中，有哪一个群体中能够出现这么多像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知青们一样的人：在退休后，放弃优越的生活，带着自己的钱，在穷山恶水中，在冰天雪地里，身体力行地帮助与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农民?知青中的很多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帮助与自己个人利益毫无关系的农民，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是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这些时刻关注群众利益的知青都是这个“事业”的接班人，是当代中国的优秀群体。 帝国主义用和平演变的手段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亡党亡国，目前更是对中国加快了“演变”步伐。现在，通过上山下乡培养接班人的现实意义更加明显，是让青年人永远和劳动人民心连心，抵制“和平演变”，防止苏联解体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使工农丧失主人翁的地位，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的问题。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并不是专家专政、知识分子专政，而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取代士大夫阶级和专家集体，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35]。 现在党中央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有4个有过知青经历，中央委员里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志有过知青经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经历过上山下乡锻炼的人更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更有利于领导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2013年1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于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36]，所以习近平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中央现在提出的“走群众路线”，“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方针，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上山下乡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当时的国际环境是“要准备打仗”。苏联在北部边界屯兵百万，美国建立了东南亚联盟包围了中国的东南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如果一旦战争爆发，敌人首先要摧毁你得大中城市，打掉你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消灭你得工业基础设施。可大中城市，正是学生们最集中的地方，战争必将伤害他们，把学生们疏散到广大农村，保存这些有生力量，就能很快恢复战争创伤。 四、评价主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去接受“再教育”，社会效果如何，应该由他们的老师——农民群众来评价，“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各级地方政府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础，最接近实际，最关心当地的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是最实事求是的，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总和才真正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态度。 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山西、黑龙江、云南、内蒙、山西、新疆等地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大量鲜活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上山下乡期间是农村科技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上山下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上山下乡使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了锻炼，成长为各项工作的骨干，知青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是，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后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专门设立了“知青节”，每年9月都要举办“中国-佳木斯三江知青节”，全市人民放假一天，以示庆贺，表达黑土地的人民对知青开发北大荒的感念。 延安日报2009年1月5日刊登了2009年元月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在给北京赴延插队知青的慰问信，信中说：“在纪念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四十周年之际，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和二百一十三万延安人民，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四十年前，近三万名北京知青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满怀豪情地从首都北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宝塔山下，延河畔上，你们与广大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延安的山山洼洼到处都洒下你们辛勤的汗水，留下你们年轻的身影。你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与乡亲们共同创造了丰收的果实，你们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延安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你们经风雨，见世面，磨砺意志，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你们为建设延安奉献出青春年华，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延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你们。” 内蒙阿荣旗政协文史资料《知青记忆》的前言中说：“从1962年到7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演绎了一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运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这场运动对阿荣旗的影响是积极的深刻的，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城镇知识青年的到来，对阿荣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层次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黑土地不会忘记他们，阿荣旗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中共扎兰屯市委和政府2008年7月在《致曾在原布特哈旗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慰问信》中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扎兰屯开发建设时期，是你们在这块热土上奉献青春、抛洒汗水，为扎兰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你们为当年闭塞落后的北疆带来了城市文明，将荒蛮的土地注入了活力和生机;是你们以青春的激情和不屈的毅力，为扎兰屯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中讲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跨省青年来到边远落后的云南边疆，无论是自愿走入这个行列，还是被卷进这场洪流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农村建设事业和边疆建设事业。云南的山山水水到处留有知识青年的青春足迹，他们洒下了心情耕耘的汗水，整个知青群体都曾在特定的年代，做出过贡献[37]。 《云南农垦》的编辑郜宁校在一篇题为《对<中国知青部落>迟到的反应》文章中说：“十年中，有多少知青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造福于边疆，他们中的佼佼者走上农场各级领导的岗位，勤奋好学者跨进农场教师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而在最基层的知青更是用他们的血和汗浇灌着万顷胶林千亩良田，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闭塞落后的边疆一天天开化进步，发生巨变。所有这一切，边疆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农场职工更是铭刻在心。” 为了让历史铭记知青的贡献，在政府的支持下，不少地方纷纷建设了以知青为主题的广场、雕塑、纪念碑(墙，石)、纪念林、博物馆、桥梁，目前不完全统计有130个之多。如黑龙江佳木斯市知青纪念广场、内蒙古呼伦贝尔知青广场;《兴安儿女》群雕、《科尔沁知青之恋》雕塑、湖南江永知青雕塑;黑河市知青博物馆、河南郏县广阔天地纪念馆、四川西昌知青博物馆;内蒙古乌拉山发电厂知青纪念碑、云南瑞丽知青纪念碑、青海格尔木山东知青纪念碑、安徽黄山知青烈士纪念碑、云南东风农场知青纪念碑大型浮雕《记忆》，江苏新曹农场“知青亭”，广州白云山“知青亭”;浙江临安市知青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新庙乡光明村天顺营子北京知青桥;内蒙古锡林格盟勒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等。 农民工进城 (一)必要性 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科技也在不断发展，对服务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工作岗位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城市已有的劳动力已经不能填补这个缺口，需要新增加的劳动力只有从农村补充，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的发展更是如此。这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粮食问题，而是工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因此必须解决。 (二)可行性 首先是解放以来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指导下，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的建设，水浇地面积扩大，优良品种的推广，科学种田、平田整地，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使我国在1983年人均粮食占有超过了360公斤，城市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 再是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普及，使得进城的劳动力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胜任工业劳动的岗位。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 四是采取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发展模式，扩大了就业门路。 五是集体经济解散后，农民没人管了，可以自由流动了。 (三)实际效果 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方便了人民生活，成为了全球第二经济体。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 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8日报道，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领衔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两年结题。8个专项课题共5卷本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2亿多农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市民差异很大，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精英流失，农村发展缺乏活力、农村空心化和社区衰败现象日益显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复合污染，严重危及饮用水安全;化肥、农药和水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 三是产业发展与就业不相适应，产能过剩严重，城市产业结构趋同，转型升级困难。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县和村发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到种种限制。 五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帐严重，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缺乏整体应对措施，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已经凸显，城镇运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地震、泥石流、内涝、火灾等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 六是一些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 七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城市债务负担日益突出。 结束语 当年知青下乡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由当时的经济基础状况决定的。现在农民进城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由现在的经济基础状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待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民进城。 二者虽然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还是有区别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行为，有政策、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再从农村抽调到城市需要的工作岗位上，有进有出。当时按照工业发展的速度，每年也有计划地从农村吸纳一定量的农民进城转为工人，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中，农民进城是自发行为，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呈现出无序的情况。而且市场经济中，资本是追求最大利润，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必然要使用廉价劳动力，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关注的是劳动者如何为自己创造利润，并不考虑劳动者今后的生活。当劳动者不能再为资本创造利润时，资本必然要抛弃你，以至引发了上面说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农民工此时只能是退回农村。 现在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任何企业要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保证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生活。 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消除二元制户口的界限，大力发展城镇化，目的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使农民能够离土不离乡的从事工业劳动。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现在农民进城存在各种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但我们必须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看，不能用方法上的不当来否定方向上的正确。社会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回出现。事物在不停地发展，我们也不能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必须适应新的变化。 所以，脱离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脱离开当时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不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奢谈“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是陷入了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认识问题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现在出现的绝然不同的看法，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认知。 承认劳动创造了世界的人，在农村艰苦的环境里，把和农民一起战天斗地，看成是历练自己的课堂，在上山下乡中积极肯干，无怨无悔。承认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的创造、传承者，自己只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的人，很快就融入了农民群众中，拜他们为师。他们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改变农村生产落后，不文明的面貌，包括改造农民的小农意识，提高农民当时生活质量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把奉献作为人生目标的人，认为完整的知识是由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组成，承认“三人行必有我师”，积极投入农村的实践，在实践中虚心向农民学习，从来不感到虚度光阴。 反之，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农民的人，把到农村艰苦环境去和农民一起从事农业劳动，看成是“迫害”、“劳改”，一直谩骂、诅咒。自以为城里人“有文化”高农民一等，在思想感情始终不愿意认同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柱，只看到农民不识字，存在陋习，没有看到这是由于长期的剥削、压迫造成的。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把人生定位在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认为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变，农民的利益与己无关。他们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看不到实践的重要性，不懂得书本知识也来源于实践的人，自然把到农村去看成是“耽误”自己的“蹉跎岁月”。 …… 知青没有特殊的利益，也没有专门属于知青的“苦难”，知青也绝不把与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改天换地”、“愚公移山”的艰辛当成“苦难”。知青与共和国同行，担负着建设强大祖国的使命。 现在，一方面，是一些有话语权的“知青学者”或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自己世界观-价值观的使然，从个人所受的挫折，所经历的不公，为了表现个人的恩怨，刻意收集局部存在的问题在“讨伐”、诅咒。一方面，是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大量知青采取了诗歌、舞蹈、合唱等等各种形式回忆、讴歌当年自己在艰难而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无私的奉献。 由于上山下乡是人数巨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各地干部缺乏经验，加上政策、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个别地方问题还是严重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发现后立即着手解决。毛主席给李庆霖亲笔回信、汇款，周总理提出“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布置全面检查各地知青工作，采用“厂社挂钩”的方式安排知青……[38]。我们不能用已经发生的，并且正在解决的问题来否定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尤其是用比例非常小的个别事件碎片来代替整个上山下乡。 对个人来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确实付出了牺牲。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就不会有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为人民做出了奉献。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知青在过去时代给农村带来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精华，在经历过几番风雨洗礼、烈火锤炼之后，已经作为对社会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贡献，深深镂刻在人民的心里和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镌刻在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历史丰碑上。因此我们只有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客观地总结上山下乡，才能看到历史真相。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②]《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③]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④]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⑤]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版第117页 [⑦]参见杨德广 “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大学教育科学》 2009年第5期 [⑧]杨 明《中国教育离现代化目标有多远》《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⑨]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⑩]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81页 [11] 周道炯主编《1949-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第207页，第215页，第226页，第228页。 [12] (同上)第235页，第244页，第258页，第275页，第292页， [13]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14] (同上)第259页 [15] (同上)第165页 [16]周道炯主编《1949-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330、356、395、437页 [17]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8]人民网《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 [19]《人民日报》1972年1月24日 [20]《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1972年2月9日，1975年12月23日 [21]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22]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第338页 [23]《北京日报》2008年1月22日 [24]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5]同上第34页 [26]《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50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9]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663页 [30]《蒋介石自述》华文出版社 第95页 [31]《作家文摘》2011年10月21日12版 [32]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第4页 [33]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34]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5]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36]《北京日报》2013年12月4日 [37] 中共云南省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38]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01、113页 （来源：据红色文化网，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