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1969年元月，21岁的老王同志和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一道，来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这里，他度过了短暂而充实的两年。 知识青年们不仅白天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而且晚上也要带领生产队的同志们进行政治学习。 这样一来，有的时候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 多年后，他对这段艰苦的生活曾这样回忆道：“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他从没有放弃读书。 对大多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在整日劳作后，能读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就是最好的休闲方式了，老王同志也不例外。 老王同志曾以石板为桌看数理化，其中有一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 据当时的人们回忆称，这本书是“顺”来的，有一次习总书记从北京返回延川时，曾在老王同志处借宿，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被他留了下来。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农民的疾苦，也更加坚定了他为民的情怀。 02 1971年，23岁的老王同志被陕西省博物馆录用，担任讲解员。 在这里，他一待就是六年。 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他的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毕竟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 在这期间，他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同志，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 1973年，25岁的老王同志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 在这里，他度过了三年的短暂时光，1976年毕业后，又回到了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学历史出身的人，总是能从历史的长河中，获得历史经验，找寻历史规律，并获得启发。 有一次，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伯声先生在向学生讲述自己地质运动方面的成果时。 他是这样思考的，老校长的讲述，“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的潮流与大自然实际上有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因此，要顺潮流而动。” 可能，从这个时候，他就明白了什么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历史认为正确的事。 03 1979年，31岁的老王同志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 在这里，他认识了三个人，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 他们一起写了一篇很好的报告，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后来，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某位中央领导手里，并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史称“老青对话”。 后来他们四人，也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老王同志被借调到农研室。 在这里一呆就是7年。 在这期间，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推动着农村改革的不断发展。 04 一直在临危受命的路上。 1988年，老王同志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 1997年，他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处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当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 2002年，他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当时海南“房地产风波不断，工业的无序发展，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因此在任期间，他提出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2003年4月20日，非典爆发，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老王同志，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 这次他要处理的，是传染病疫情，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后来被人称为“救火市长”。 此后，老王同志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 2008年老王同志升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金融领域方面的工作。 2012年，老王同志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在这里，他留下了不朽的传奇。 最后，我用老王同志曾经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青年王岐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