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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为何以个人名义向他的母校武汉大学捐款13亿

时间:2023-12-04来源:边城蝴蝶梦 作者:码头青年 点击:
我很喜欢的雷军,以个人名义向他的母校武汉大学捐了13亿。 雷军这次给母校捐的钱,不仅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赠,同时也是全国高校收到捐赠最多的一次。 雷军有钱,这众所周知,从金山到小米,雷军创办的企业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他个人从中

我很喜欢的雷军,以个人名义向他的母校武汉大学捐了13亿。
雷军这次给母校捐的钱,不仅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赠,同时也是全国高校收到捐赠最多的一次。
雷军有钱,这众所周知,从金山到小米,雷军创办的企业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他个人从中获得巨大财富,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于依靠科技创新而成功的企业家,我相信没有人会仇富。雷军这样的高科技富豪越多,说明我们的经济越强,世界影响力越大。


雷军为何对母校有如此深的感情?他自己说,因为自己上大学时曾获得2000元的奖学金,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笔巨款。后来,他发誓要万倍回馈。在捐赠这笔钱之前,他捐了9999.9999万给母校盖教学楼。他捐给母校的钱早已超过万倍,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大手笔捐赠呢?
无非是对母校感情深厚。和武汉大学同一水平线的,中国起码有十所,那么为什么其他高校毕业生没有如此大手笔捐款给母校?为什么是武汉大学?为什么是雷军?
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刘道玉。如果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今天的雷军。武汉大学也不会收到13亿的校友捐款。
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刘道玉是谁。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在整个中国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他曾是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关键人物。恢复高考是当时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向邓公首倡,而“幕后推手”正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
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发生在他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的七年期间。先下一个结论,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最好的校长是北大的蔡元培,那么1949年之后最好的校长就是刘道玉。
1981年8月21日,刘道玉任武汉大学校长。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他的任命,并说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此前,中组部本想让他做团中央书记,但被他用各种理由婉拒。 
1982年,教育部部长换届民意测验,他得票数高居第一。他却找到中组部,希望组织上无论如何不要考虑他。
1983年,中组部拟任命他为武汉市长。这个位置含金量极高,但是他“坚决不当市长”,希望中央千万不要下任命文件。
当时的武大,在全国重点大学中排名十分落后,并不如今日之耀眼。但他只想留在武汉大学,这里盛载过他的青春,他还想把以后所有的日子都留给它。
这个锐意改革的年轻校长,让当时问题成堆的武汉大学成为改革开放的象征之一,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有人说,武汉大学最美的不是樱花,而是刘道玉时代。 
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推行这些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主管部门打报告。刘道玉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无须向领导请示汇报。
1981年武汉大学全面推行学分制,到1983年暑假,首批共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大多数只提前了半年到一年,而一个名叫张瀚涛的学生却足足提前了一年半,成为“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后来,很多武大学生都立志向张瀚涛学习,争取早日毕业,这其中就包括雷军。
大一时,他读了一本名为《硅谷之火》的书,点燃了梦想之火。他开始有了一个看起来离谱的梦想,那就是创办一家伟大的公司。
后来,他发现这很难,于是先给自己定了第一个目标:两年修完大学四年全部学分。
经过地狱般的刻苦学习,雷军终于在两年内修完了全部学分。随后,大三开始,他开始了创业的尝试。这一切,都是后来小米成功的基础。
如果没有刘道玉,如果没有八十年代那种黄金般的大环境,可能很难有今天的雷军。 前几天,雷军在捐款演讲中也提到,“武大最有魅力的,是特别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学风多元包容,从来不让学生死读书,而是让学生充分自主发展,老师们也特别友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
师生关系融洽可以从刘道玉的家中情况看出。刘道玉的家非常简陋,是最普通的公寓,只有两室一厅。一进门就是客厅,正面是一条简易的旧沙发,摆了几个小板凳。卧室里摆放着普通的棕绷双人床、旧衣柜和写字台,其他就放不下什么了。但是这所陋室,却经常门庭若市,尤其到了每天晚上,一波一波的学生等着上门。当时有篇报告文学,说是学校宣传部长晚上去找校长汇报工作,发现自己是到访的第16批后,“啊”了一声便告辞。
据很多武大人回忆,当时的武大,每天都有新气象,每时都有新空气。学生可以随意选修其他专业的课,可以谈恋爱、跳交谊舞,可以穿最时兴的喇叭裤。如果觉得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可以不听,这是刘道玉在开学第一天说的。
他经常参加学生代表与校方围绕具体问题的讨论会,每次他都先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轮到校长发言,他在平和地归纳双方的意见之后,最后总是会站在学生这边。
刘道玉治理学校,总是遵循自由、平等的理念。比如,他规定学生宿舍到晚上不熄灯。此前,武大是晚上10点统一拉闸关灯。刘道玉认为,要把选择的权力还给学生,由他们自己决定何时复习功课,何时上床睡觉。
不像如今有些校长,刘道玉身上从无官僚味道,他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工作中,他的意见也不是金科玉律,老师经常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易中天回忆,那时的武大,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师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
这样的武大,真值得一辈子回味。难怪雷军认为,在他心中,母校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刘道玉自己不官僚,而且也很讨厌官僚,并且不怕当官的。他当校长时,就敢于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公开跟省里领导叫板。他批评某位省委领导,“水平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
这种对手握重权领导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也只有他,以及那个时代,才可能发生。当然,这也为他日后被免职埋下了伏笔。
那个时代,刘道玉也怀念不已。2015年,他接受媒体采访,以热烈之色回忆当年,“人人思改,人人思变……改革的黄金年代啊!“
有弟子日后给他作传,书中说:“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这段内容,涉及到易中天、邓晓芒、杨小凯等大家。
易中天的事,很多人都知晓。41年前,刘道玉只看了易中天一眼,就知道人才难得,倾力与时任教育部长蒋南翔和新疆主要负责人王恩茂沟通,将易中天破格留在武汉大学。多年后,易中天还很纳闷,只看一眼怎么就断定“人才难得”?
1978年,邓晓芒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因为成分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他决定报考武大哲学系的研究生,给陈修斋教授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哲学习作。陈修斋对他大为赏识,但希望他自学一门外语。邓晓芒只有初中文凭,但他仅花了一年时间,就把德语成绩考到超过录取线10分。邓晓芒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成为一代哲学名家。邓晓芒的亲妹妹叫邓小华,她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笔名,残雪。
刘道玉最耀眼的学生行列中,有一个名字叫杨小凯。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可惜英年早逝。
生命定格于56岁的杨小凯,是标准的“红二代”,18岁那年因一篇《中国向何处》的万字长文入狱10年。但在狱中,他却通过自学,成为知识异常渊博,价值观非常正的年轻人。出狱后,因历史原因屡受坎坷,最终得到刘道玉的大力帮助,远赴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深造,并成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他从历史纵深研究制度与国家转型,提出“后发劣势”等洞见。他还将国家兴衰归于个人自由,又将个人自由拓展到信仰维度。 
这种水平和见识,在华人世界中,也只杨小凯等寥寥数人。因此学者赵晓称他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刘道玉的弟子中,还有赵林、野夫、陈东升、毛振华、雷军等人。今天,他们是中国学界、商界的“顶流”。
尤值一提的是,作家野夫曾因故入狱,“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野夫感叹,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说,我们这一辈人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好校长,在如今的武大校园里却没有刘道玉的任何题字。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都没有他的名字。
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教育理念超前到“异类”的校长,导致那些“九斤老太们”无法容忍他。
刘道玉后来曾在自己的书中,分析了自己被免职的原因。一个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的关系。他在推行诸多改革措施时,态度强硬,缺乏策略和变通,得罪了上级主管部门。刘道玉说:“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另一个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湖北省委的关系,特别是武大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争夺杨家湾80亩水田来建房,双方农民工打起了群架。湖北省委召集两校进行沟通,结果他和省委书记起了争执。第三个就是在武大内部,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些人会向上级写告状信,罗列他的“问题”,希望能够整倒他。
江湖传言,还有一个火车霸座事件,也让刘道玉与当时的湖北方面关系很僵。
1986年夏天,刘道玉与我国著名空间物理学科学家梁百先教授等5人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因考虑到75岁的梁百先教授年事已高,刘道玉便与他一同买了卧铺票。按照正常的程序检票上车,安放好行李后,便在车票上的规定车厢内休息。结果,他们后来被湖北某位省领导的随从赶到别的车厢去了。同年10月,有香港媒体以题为《官贵民贱》报道了这件事。据说中央领导看到这篇报道之后非常生气,责令湖北省委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如实上报。
湖北省委希望刘道玉能出面“澄清”此事,但以刘道玉的性格,结果可想而知。
在54岁的黄金年龄就被迫去职,刘道玉后悔吗?用他自己的话说,“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
他的一生坎坷,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他无所谓,饭碗可以丢,头也可以杀,但是要有担当,否则就枉然当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钱穆说的,只认得真理,不认得利害,即使放到刀俎上,也只认真理。
离开武汉大学之后,刘道玉拒绝了组织上其他职务的安排。“我国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从此,刘道玉成为一介布衣。

责任编辑 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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