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仁济医院南部院区医护人员在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查看监测仪。 新华社 发
■记者 李楚悦 进入6月,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已重返正轨。但在定点医院,与奥密克戎的较量并没有结束。 4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部院区(以下简称“仁济南院”)被划定为市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 对于这家以综合实力见长的医院,让新冠阳性患者“转阴”只是最基本的任务。治疗患者的基础疾病、解决各类突发状况、应对心理危机等各种棘手问题,才是定点医院更为重要的任务。 也因此,医院很多原有的“框架”被打破了: 转运来的病人病情不详,不能迅速分诊,病区无法严格按专科分类;医生们需要面临那些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选择,比如,新冠治疗和肿瘤治疗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即将生产的孕妇,丈夫能不能一同住进妇产科? 甚至在患者新冠治愈后,医院的责任依然没有结束:病人出院回家小区接收吗?血透病人回去了有地方继续做血透吗?养老院还没有开,孤老没人管怎么办?这些都需要医院和其他部门一一沟通、协调。 5月底,各级医院在院治疗的新冠患者人数降到了四位数,仁济南院的在院治疗人数也从最初的近900人降至280人左右。这可能是这座城市最后的“战场”。 重建 6月1日7时50分,和过去两个多月里的每一天一样,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颖乘坐闭环车辆前往仁济南院工作。 街道上是久违的喧闹情景。一切都快回来了。站在仍处于闭环状态的仁济南院里远远望向马路对面的小区与商铺,闵建颖的心一天比一天踏实。 城市正重返正轨,定点医院里的医护们并不敢放松警惕。“未来的十天对医护来说,是最关注的节点。”闵建颖担心,随着社会面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病例数字会有所反弹,“但无论如何,我们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两个月前,仁济南院刚刚转为定点医院的时刻,焦急、紧张和忙碌的景象犹在眼前。 4月7日中午,闵建颖和副院长王争站在医院北门口,准备迎接第一批入住的新冠肺炎阳性患者。 “怎么还有人往外跑?”闵建颖着急得不行。病人一旦入住,医院的建筑主体都将成为污染区。看见大楼里仍有零星的工作人员走出来,闵建颖立即通知在楼里逐层检查,确保患者入住前所有人撤离。 从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转型为定点医院,需要进行一番动作不小的腾挪。4月3日接到通知后,留给仁济南院的准备时间只有96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仁济南院将原有的200多位住院病人转运至仁济医院的东西两院,一部分孕妇分流到了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行动自如的患者乘坐大巴离开,危重病人则靠十几辆救护车来来回回分批转运。 内部设备和流程的改造也在紧锣密鼓地同步进行。医院原本核定的600张床位迅速扩容至将近900张。为了提高效率,病区按照“准备好一个,开放一个”的标准陆续收治病人。第一天,仁济南院就收治了100多位患者。 一周之内,这座12层楼的定点医院里,892张病床就住满了病人。 改变 为了迎战奥密克戎这个捉摸不定的对手,在定点医院,医疗流程发生了诸多改变。 妇产科主任医师吴震溟从医这么多年,没想过妇产科竟然收了男病人。 那是一位怀孕39周的孕妇的丈夫,夫妇俩因为感染新冠被安置在临时隔离点。街道紧急联系后,孕妇被送往仁济南院等待生产。 “收进来之后,他们说她老公也阳了,怎么办?”吴震溟说,“怎么办,救人要紧。肯定还是收下啊。”很快,待产孕妇和丈夫住进了同一间病房。 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成为定点医院后,收治病人的变化其实从患者入院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最明显的是,分诊的环节被置后了。4月初,上海疫情处于高位暴发期。为了让病人尽快入院,刚刚转为定点医院的仁济南院不再以专科形式进行分诊预检,而是只作简单的内外分科完成收治。 每一位转运至仁济南院的病人都会直接被引导至病床前。“尽量让患者先住下,很多病人从方舱或是隔离点过来,路上颠簸辛苦。”护士说。 这样的改变让收治环节的效率大幅提升,但对于医护来说,压力几乎是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 五楼东病区的护士长乔跃华曾以为,在定点医院肯定是以照顾新冠患者为主,进来之后她才意识到,“这里是穿了‘大白’的市级三甲医院,各类疾病都要处理”。 按照流程,病人抵达前,定点医院会收到一张转运单。转运单只提供性别、年龄、生命体征等基本信息。碰上自己说不清病情的老年患者,需要逐个打电话给家属确认病史和用药禁忌。 疫情发生前,肾脏科主任医师顾乐怡的诊治对象以肾脏疾病患者为主。 但现在,顾乐怡要处理不断冒出的新问题。每天查房成为重要环节,“刚入院的时候,病人只是按照新冠病情做了分类,基础病情不清楚,患者诉求也不明确。而且病情每天都会变化,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基础病多,合并新冠后情况更复杂,可能住着住着越来越差。”他说。 ICU是危重症病人最集中的地方。因为人手紧张,仁济南院的ICU最开始只开了六七张床位。随着病人仍在增加,医院不断从各个院区紧急调配人手,加开床位。 ICU护士赵晓玲记得,4月底5月初是最紧张焦灼的一段时间。她所在的内科ICU里有一半以上是气管插管的患者,还有不少需要血透、ECMO的患者。监护室里,各种仪器的报警声滴滴答答响个不停。 最高峰的时候,内外两科的ICU共近40张床位上都躺满了高龄重症患者。有三分之一患者年龄在80岁及以上,合并有三种以上基础疾病的患者占一半左右。 抉择 面对有复杂基础疾病的新冠患者,诊疗的思路也发生了改变。细分的专科专病治疗模式被多学科、定点医院和总院联合会诊制度取代,成为保障定点医院治疗中极为关键的一项改变。 4月中旬,仁济南院收治了一位从其他医院转来,盆腔巨大肿瘤合并急性肾衰竭的新冠阳性患者。患者输尿管受到肿瘤挤压,出现无尿的情况,肾脏功能几乎为零。 病人入院后,顾乐怡立即安排了透析治疗,维持患者的内环境稳定,避免患者因为无尿肾衰竭而死亡。 接下来,先治新冠还是先处理肿瘤? 这是定点医院的医生们为了一位肿瘤病人不得不做的一次重要抉择。 最初会诊时,来自不同科室的专家们争论得很激烈。有人觉得患者肿瘤问题严重,要先上化疗。反对者则认为,一旦进行化疗,患者抵抗力会下降,新冠就难以痊愈。 在非特殊时期的医院里,很少有参与人数如此众多的多学科专家会诊。“以前,病人涉及到不同科室,医生之间分别打电话,或者直接遇到简单讲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处于闭环的定点医院里,整个医疗流程和思路发生了改变,那索性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反倒效率更高。”顾乐怡解释道。 这场由七八位主任专家参与的讨论,最终将焦点落到实际操作层面。 阳性环境下,负压病房里进行手术需要严格遵循三级防护规范。麻醉医生要背着有新风系统的机器进行插管,主刀医生则必须隔着护目镜、面屏进行操作。此前医院里进行的一台宫外孕手术就比平时多花了3倍时间。 把阳性患者转运出去做手术,则有可能污染其他院区。一番讨论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确保肾脏能够支持的前提下,等核酸转阴后再对患者的肿瘤进行治疗。 紧随而来的是一整套治疗方案,透析要继续做,泌尿科要进行插管,保证排尿正常,同时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也不能耽误。 在第二次会诊现场,除了顾乐怡代表的肾脏科之外,妇产科、ICU、泌尿科、放射科、营养科、普外科、病理科、肿瘤科、放疗科、感染科、麻醉科等都参与了讨论。 放射科的专家参与度最高,几乎每个病例都需要通过影像学观察病灶。妇产科、泌尿科和普外科需要制定好手术的方案,肿瘤科和放疗科则协助制定肿瘤内科治疗方法,肾脏科要给出患者透析和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生肾衰竭的处理预案…… 新生 在定点医院,并不只有在抢救生命时面临选择,迎接新生时同样需要斟酌。 和丈夫住进同一间病房的待产孕妇,在仁济南院的产房里迎来了二胎宝宝。考虑到产妇之前生过一胎,吴震溟鼓励她选择顺产。 这是一个更有利于产妇健康的选择,但对于新冠时期的定点医院来说,意味着要时刻有人在舱内守候,准备接生。 4月16日中午,孕妇有了生产的迹象。“进入产房准备后,医院专门要求护士全程一对一陪伴。”助产士宋厚敏说。 刚开始,产妇的情绪有些不稳定。因为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总担心出生后孩子的安危。同样是母亲的宋厚敏对这种心情无比理解,她想尽可能传递些力量,隔着两层医用手套,拉着产妇的手始终没有松开过。 分娩的过程持续了12个小时。 护目镜早就被汗水模糊,防护服里也湿透了,戴着N95口罩呼吸都很困难。但宋厚敏还是一直喊着“加油加油,再来再来”给产妇鼓劲。接生的时候,宋厚敏把产妇的手交给了另一位巡回护士。直到生产结束,产妇放松,护士才发现自己一直拉着的那只手被“握麻了”。 17日凌晨,婴儿的啼哭声回荡在医院,绵长有力,充满希望。定点医院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更多的孩子在亲子舱里得到“大白阿姨”们的照顾。 占四个楼层,总共7个病区的儿科病区是仁济南院成为定点医院后最先开舱的病区。这个体量庞大的亲子舱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市儿童医院和仁济医院的儿科团队共同承担患者救治任务。最高峰的时候,收治了超过230个家庭,近500张床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定点医院儿科病区护士长陆春梅所在的十楼东病区原先是成人病房,开舱前护士们一直忙碌到深夜,终于把整个病区里所有床铺准备好。每间病房里可以住三个家庭,每张大床旁都放置了一张小床。 7日开舱后,第一批就住进来十几组家庭,病房里一下热闹起来。病区里70%的孩子都是3岁以下的幼童,最小的患儿刚刚出生25天。陪同孩子来的新手爸妈们自身也是新冠阳性患者,有些年轻的妈妈还在经历产后抑郁,低龄的婴幼儿基本上都是由护士们照顾。 陆春梅记得,“年纪最小的25天宝宝,一放下就哭,只能由夜班的三个护士整夜轮流抱着。” 抚慰 在定点医院,医护的选择有时候并不发生在医治的时刻,但同样治愈患者,抚慰人心。 病区里有个iPad,原先是为了舱内外的医护沟通工作信息。渐渐地,这个iPad的通讯录里加了越来越多的病人家属,它流转在每一个病床前,点开摄像头就能获得疫情中最大的抚慰——看见家人的脸。 在儿科亲子舱里,陆春梅和同事们在照顾孩子们之余,也为新手爸妈们做过一些更利于治疗的选择。 有一位带着七八个月大宝宝的新手爸爸,原本就经验不足,自身也处于生病的状态。身心双重压力下,手忙脚乱,情绪近乎崩溃。 陆春梅和同事们赶紧接手照料孩子,安排孩子的爸爸住进病房安心休养,还请了心理科的医生对家长进行疏导。得知孩子的妈妈在方舱治疗,又辗转联系让妈妈也住进医院陪伴孩子。在病房里渐渐平复心绪的爸爸,出于感激,主动在医院当起了志愿者。 相比于焦虑的大人们,小朋友显得“从容”许多,他们更关心每天发放的零食。“大部分都是社会捐赠的物资,我们每天都会分发,让孩子们开心开心。”陆春梅说。偶尔发晚了,会有小朋友围着护士转,仰着脸问:“阿姨,今天怎么没有奶酪棒、水果泥呀?” 和“大白阿姨”们的感情日益深厚,孩子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开舱以来,儿科的护士们收到了50多封感谢信,好多是孩子们自己画的卡片。 6月1日,只剩下17组家庭的亲子舱里满是小朋友们的欢笑声。护士们忙着给孩子们分发儿童节礼物:零食、书包、乐高积木…… 陆春梅问病房里的小患者:“你在这里开心吗?你喜欢我吗?” 小朋友没说话,转身一下抱住了她。 5月底,各级医院在院治疗的新冠患者人数降到了四位数。曾经共收治了871组家庭的7个儿科病区,在6月2日正式休舱。 但定点医院仍在坚守,“我们准备好做坚持到最后的那批人。”医护们说。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