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汤钊猷，曾收到美国肝移植先驱托马斯·史达策的来信，对方说：“我一直非常想知道在40年间您是如何在癌症研究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美国外科协会的外籍荣誉院士中，没有任何一位比您更值得获此荣誉。您的工作在流逝的时光中刻下了印记，并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法国肝移植鼻祖亨利·俾斯麦也曾致信汤钊猷：“您是首位证明肝癌切除后能长期生存的学者，1991年上海国际肝癌大会上，生存10年的病人大合唱是最感人的时刻。” 让他们感佩不已的，正是汤钊猷自谦的“一生做成两件半事”。10月24日晚，93岁的汤钊猷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与世界”系列讲座上对此娓娓道来。 探寻和质疑 “走进去，抬出来”，上世纪60年代人们如此形容肝癌病房。患者一旦被确诊肝癌，就已是晚期，5年生存率只有3%。让汤钊猷终生难忘的是，一个晚上短短5分钟，两位病人接连去世，他用一辆推车送了他们最后一程。 1964年，国外有一个新发现，肝癌病人的甲胎蛋白偏高。很快就有学者前往非洲研究甲胎蛋白是否有早期诊断肝癌的价值，他们的结论是：没有。 汤钊猷和他的团队对此表示质疑。“质疑，是超越的前提。如果一切照搬诊疗规范，就不会有提高了。”他注意到许多患者来自江苏启东，于是在那蹲点了一年。1972年，他们有了一个发现——甲胎蛋白偏高但并无肝癌临床症状者，一年内死亡率竟高达80%。他有一个直觉，一次化验成本不到1元钱的甲胎蛋白，很可能是早期肝癌的标志物。 如何验证？唯有开刀。但当时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汤钊猷和他的“战友”顶着风险，说服一名甲胎蛋白偏高但颇为壮实、腹部尚未摸到肿块的男子开刀。结果发现，此人确实身患肝癌，所幸肿块尚如一颗枣子大小。 此后，汤钊猷写了本英文书，名叫《亚临床肝癌》。这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没有症状的肝癌，后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称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一滴血中的甲胎蛋白，可在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患者出现症状前6至12个月诊断，切除肿瘤后的5年生存率超过60%。1979年，他获得美国癌症研究所颁发的“早治早愈”金牌，上面特意写的是中文。有意思的是，在已有多种监测手段的当下，美国肝病协会指南今年重新把甲胎蛋白列入肝癌监测指标。 “小肝癌”会逐渐变为“大肝癌”，反之呢？一位肝癌患者由于肿瘤太大，加上肝硬化，已无法手术，汤钊猷采用了多种疗法的联合应用。没想到，几个月后，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此时，汤钊猷“乘胜追击”进行了手术切除，疗效出人意料地好。原来，“大肝癌”经治疗也有可能变小，他大胆提出“将其缩小后切除”的思路，使“不能切除大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从0上升到近20%。 1991年，近30位术后存活10年以上的肝癌患者，在上海国际肝癌肝炎大会上引吭高歌。而从1905至1970年间，全世界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患者仅45例。 教科书上曾说，转移复发的肝癌病人不能再开刀。汤钊猷对此再次表示质疑，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肝癌转移模型。由于尚未大幅提高疗效，他谦逊地将其称为“半件事”。 昨晚，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为讲座致辞时回忆，2006年汤钊猷获评上海市科技功臣，他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刊登的报道标题正是《攻克剩下的“半件事”》。尽管在汤钊猷看来只能算“半件事”，但当年76岁的他依然壮心不已、奋斗所系。 国际话语权 70年从医生涯里，汤钊猷出席过上百次国际会议，仅有一次“挤进去发言”的经历。 那是1978年，他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癌症大会。辗转飞行了34个小时，他被告知大会发言时间只有最后一场的5分钟，后来又被缩短至3分钟。肝癌专题会安排了6位国际名家作报告，汤钊猷听完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没听到太多对肝癌治疗有用的东西，还不如他准备的7张幻灯片。他硬着头皮与会议主席商量，能否参加讨论？对方问，您是日本人吗？他说：“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方答应了。尽管他演示的幻灯片有些“粗糙”，但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的数据一讲，他成为会场的焦点。 本来他要拜访的6位国际名家，纷纷主动找他，还要请吃中国餐。既然吃中国餐，汤钊猷觉得应该由他请客，但他口袋里只有20美元，好在中方代表团团长“救急”给了他100美元。汤钊猷请这些科学家每人吃了一碗馄饨，其实吃什么的“面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子”，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赢得了同行尊敬和国际话语权。 此后，为了节约往返国外的差旅费，汤钊猷只参加提供机票和食宿的国际会议。国际癌症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其中的肝癌专题会，1986年他做了书面发言。1990年，他不仅在大会上发言，还受邀成为会议共同主席。1994年，他成为会议主席，由他来邀请会议共同主席和大会报告者。1998年，他仍是三位大会演讲人之一。 曾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汤钊猷以肝癌外科专家闻名于世，但其实他38岁才从血管外科“跨界”而来，当时他已参与完成世界上第一例游离足趾移植重建拇指手术，急国家“攻克癌症”之需，他改了行。 汤钊猷讲究辩证法，喜欢从中国古典书籍中汲取“中国智慧”。对于癌症的久攻不下，耄耋之年的他提出，癌症不同于传染病，要消灭与改造并举，是一场持久战，需由抗癌转为控癌。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