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留在虹口的足迹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读史老张时间:2026-06-18 点击:

复旦大学老照片资料照片

天通庵车站旧影作者提供

读史老张

前些日子，一位友人问我，虹口方面办了一个“从18世纪到20世纪系列虹口历史”讲座，你是否可以讲一讲“复旦与虹口”呢？我心想，过去我写复旦往事，虽曾涉及过虹口，却从未完整梳理过复旦与虹口的历史渊源。这一次，不妨再查史料，索性整理一下两者的关系和历史片段，倒也不失为一个重拾海派文化记忆的机会。

马相伯校长与淞沪铁路

虹口得名于“洪口”。明朝初年，上海浦北段流入吴淞江的出口处被称为“洪口”。清顺治年间,“洪口”改称“虹口”，上海浦北段遂被称为“虹口港”。后来，沿虹口港一带，均泛称“虹口”。

复旦地处江湾，与虹口素不接壤，但因为一条虬江，让两者搭了一点边。虬江是吴淞江下游的故道，又称“旧江”。宋代以来，其大致走向是从嘉定、青浦蜿蜒流入江湾，再注入长江。虬江流经原闸北、虹口一带时，呈“S”状，今天的虬江路，原来就是虬江的一段；而流经今杨浦一带时，分岔为两部分，复旦校园北部的界泓浜（今复旦“本北高速”部分）、西部和南部的走马塘（今东走马塘），就是虬江的支流……就这样，一条虬江，使复旦与虹口在地理上有了点关联。

不过，复旦与虹口发生实质性联系，并非依赖虬江，而是淞沪铁路。1922年复旦迁江湾后，校园南面的路尚未筑成，师生出行只能走后门。后门位于今政民路、武东路一带，向西可达江湾车站。江湾车站是淞沪铁路大站，也是复旦人搭乘火车进出市区的站点。据曾在复旦任教的曹聚仁先生回忆：“我们从学校下课出来，乘了校车或步行到江湾车站上火车，到了天通庵车站，才算进了市区。在那儿有一路电车，经过四川路、南京路到静安寺去。”（曹聚仁《复旦大学六十年》）可以说，淞沪铁路以及江湾车站、天通庵车站才是复旦与虹口联系的纽带。

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淞沪铁路与“复旦之父”马相伯校长还有点关系。

淞沪铁路前身是吴淞铁路，建于1876年，它是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南起闸北天后宫，北至宝山江湾镇，为英美商人“先斩后奏”、越界筑路的产物。因火车在江湾段试车时，轧死一名中国人，乡民大恐，上海道台遂要求赎回铁路运营权。一年后，吴淞铁路被拆毁。为此，沪上人士颇感惋惜。驻沪淮军将领刘铭传曾上书清廷，请求准予重修铁路。这份奏章，正是由马相伯代拟的，“见外患日迫，兼愤彼族欺凌，亟思振兴全局，先播风声，俾俄日两国潜消窥伺之心”。据他晚年回忆，“那时，刘铭传奏办铁路，那奏章还是吾做的”。（《马相伯集·六十年来之上海》）然而，那次上奏，并未得到清廷允准。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有识之士猛醒。他们再次吁请变法，力图“自强”。1896年，清政府终于同意开筑铁路——至此，马相伯代拟的那折“先播风声”的奏章，终于开了新篇。

两年后，淞沪铁路建成通车。该铁路全长约16公里，从上海站直达吴淞镇，途中设天通庵、江湾镇、张华浜和蕰藻浜等车站。淞沪铁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的南北交通，推动了闸北、虹口和宝山一带从乡村走向城镇，也为复旦人与虹口的早期联系创造了便利。

李登辉校长与腾佩路

又过了几年（1905年），复旦公学在吴淞创建。马相伯借吴淞海军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开始了复旦筚路蓝缕的办学历程。

那么，马相伯为什么会选择在吴淞办学呢？过去，一般学界都说因得到了两江总督周馥和宝山乡绅袁希涛等人的帮助。但我以为，淞沪铁路的交通便利，恐怕也是马相伯考虑的因素。据当年的复旦学生回忆，淞沪铁路“与上海交通甚便，师长等均早来晚归，火车并不误点”（王耀柄《旧迹随录》）；“我们学校门首并未设火车站。但铁路当局与我们学校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来往火车总要张望一下，假若有人招呼，定会停留片刻，以便老师同学们上下火车，这是相当的便利。”（刘文海《复旦公学生活的回忆》）

说到淞沪铁路的便利，有必要说一说李登辉校长。复旦初创时，李登辉任教务长。他家原住在北四川路，他每天上班都是先到天通庵车站乘火车到吴淞，虽然辛苦，却也便捷。有一次，他在火车车厢里看到几名美国水兵在调戏一位中国妇女，当即挺身而出，用英语严加呵斥……这个故事，在老校友中传为佳话。正是在每天往返的火车上，李登辉看中了车窗外的江湾地块。当年的江湾，地广人稀、地价便宜，加上地处远郊、避开喧扰，非常适宜静修、读书。1912年，复旦借徐家汇李公祠办学。一年以后，李登辉出任校长，他下定决心不再借址办学。1918年，李登辉下南洋募捐筹款，后将募捐所得在江湾购地70亩，筹建新校园。1922年初，江湾新校园落成，复旦大学部从徐家汇迁至江湾。从此，复旦确立了江湾校基。

复旦迁江湾后，李登辉仍乘火车上班。据说，他在江湾车站下车后，经常坐一种由人力推行的木轮车（乡民称之为“鸡公车”）到校。在乡间小路上，木轮与地面摩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十分颠簸。后来，李登辉在江湾镇东南侧（今纪念路和汶水东路之间）的平畴上，建造了一幢小楼，与夫人汤佩琳，索性从北四川路迁居此地——这样，即便从小楼走路到复旦，也不过20分钟左右。有一段时间，他曾“自置汽车一辆代步，后自行驾驶，最后终告脱售，改坐人力车，淡泊自甘，清苦可知”。（刘振《江湾校园十忆》）

李登辉在江湾立校，使江湾一带渐趋繁荣。不少学校（如持志大学、立达学园、上海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和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等）纷纷仿效，或迁址前来、或立校此地。江湾民众为感谢李登辉，便在他的小楼前建了一条马路——“腾佩路”。腾佩路约500米长，以李登辉夫妇的名字命名（李登辉，字腾飞，其夫人名汤佩琳——编者注）。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江湾。在连天的炮火中，李登辉的小楼和腾佩路被炸毁，至今踪迹难觅，令人惋惜。

除李登辉校长外，复旦其他教师也与淞沪铁路关系密切。

邵力子先生是复旦最早的国文教授之一，他也是乘淞沪列车上班的。据他女儿回忆：“有一次他从家里去复旦上课，因为过度疲劳在小火车上睡着了，车到江湾站不知下车，直乘到吴淞又乘原车转回上海，复旦大学的课当然上不成了……”（邵伟真《慈父的遗爱》）

1927年左右，梁实秋先生曾分别在真如暨南大学、沪西光华大学、吴淞中国公学和江湾复旦大学兼课。据他回忆，当年他“每星期要去吴淞两三次”“要去真如三次”。（梁实秋《火车》）淞沪列车是他到复旦的主要交通工具。

毛彦文女士1931年留美归国后，曾分别在暨南和复旦任教。因为暨南没有住处，她就住在复旦女生宿舍（东宫）里，“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余时在复旦”。（毛彦文《往事》）假如没有淞沪铁路，毛彦文每周要这样来回奔波教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复旦教授与“拉丁区”

在淞沪铁路虹口一侧，曾有一座佛教小庵堂，名叫天通庵。淞沪铁路的第二站“天通庵车站”，就设置在那里。天通庵车站南可达闸北，北可抵江湾、吴淞，进退自如，非常方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靠近天通庵车站一带，有天通庵路、宝山路、横浜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狄斯威路（今溧阳路）、江湾路和北四川路等多条马路，附近还有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公学分院和上海法学院等学府，以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和开明书店等机构，因此，这一带被称为“拉丁区”（“拉丁区”原指法国巴黎五区和六区间的学府区，因在中世纪以拉丁语教学而得名，后来用来特指学府林立的文教区域）。

当年，复旦校内没有专门的教师宿舍，教师们为了乘淞沪列车上班方便，不少教师就住在“拉丁区”。据曾在中文系任教的赵景深先生回忆：“民十六（指1927年——引者注）我住在被称为拉丁区的天通庵路，该路距商务、开明极近，附近住了很多的文人……”（赵景深《文人印象》）他所指的“很多的文人”，当然也包括复旦教授。

陈望道先生1920年8月到复旦任教，曾任中文系主任兼实验中学主任。他原住法租界三益里，但他早年的不少活动，是在虹口展开的。1920年5月1日，他与陈独秀、施存统等在虹口澄衷学校，发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并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举行庆祝集会；1928年，陈望道又在横浜路35弄景云里4号创办了大江书铺。为了方便起见，他特地搬家到北四川路四达里103号。他致信同事汪馥泉说，他的新家“离内山书店不及百步，由窦乐安路进来即是”。（《陈望道致汪馥泉信》1929.6）1929年，陈望道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成立，艺大就设在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1932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借中华艺大教室召开成立大会的。

这一时期，陈望道与同住虹口的鲁迅先生往来密切。1930年2月1日，他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的新雅茶室，邀鲁迅等人聚餐，商讨创办《文艺研究》杂志事宜。鲁迅在当天日记里记道：“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晚与雪峰同往，同席者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昭熙等。”（《鲁迅日记》1930.2.1）

谢六逸先生从1926年初起，就受聘到中文系任教。1929年复旦创办新闻系，他是首任系主任。在抗战前，他是执教复旦时间最长的教授之一。那时，他先后住过闸北永兴路永兴坊、虹口横浜路大陆里，后因嫌房子小，迁入江湾路林肯坊，“单只房屋顶费就去了一千元左右”（周乐山《抗日战争逸话》）。这个家，谢六逸的不少朋友如丰子恺、赵景深等先生都去过。他们见到他特地为孩子们买了矮桌子、小椅子放在客厅，都非常欣赏。赵景深赞叹道：“把儿童看作缩小的成人的人，我以为应该学一学六逸。”（赵景深《文人剪影》）

然而，这座房子后来毁于一·二八炮火。战后，谢六逸回到这里，看到断垣残壁，非常痛心：“进了门只见地板上有大大小小的窟窿，靠外面的墙上有一个大洞……我走上三楼的书室，所有的书架都倾倒在地板上，垃圾灰尘和大小书籍混合在一起。学校里的讲稿之类分散各处。”（谢六逸《在夹板中的随笔》）

林继庸先生是著名化学家，1928年2月到复旦化学系任教，后任理学院院长。他家住在施高塔路底，靠近天通庵车站。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担任十九路军军事顾问兼技术组组长，秘密研制武器弹药，支援抗战。他全身心投入抗战，他的家在战争中被毁，“寓所物件，竟未能及时抢出”，他和夫人一贫如洗，“身无长物”。（刘振《江湾校园十忆》）

1932年4月29日，朝鲜义士尹奉吉受命携带炸弹，混入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炸毙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多人。尹奉吉所用的炸弹（俗称“大菠萝”），就是林继庸带领复旦学生义勇军制造的。据林继庸后来回忆：“我把大菠萝交到尹奉吉手里并教会他用定时或拧壶盖5秒即爆炸，分别时我握住他的双手，深深向他一鞠躬预祝成功……当天我同胡厥文等躲在虹口公园附近，得知尹奉吉进入会场，手心都是汗……不久传来一声巨响，我本能地肯定是大菠萝引爆了。”（伍艳《我所知道的林继庸》）

“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为躲避日本人追踪，林继庸只能住进复旦校园东南侧的燕园小红楼暂避。当年燕园地属“荒郊野岭”，尚未被复旦收购。有学生注意到，“（林继庸）上课时内御长袍，外罩西装大衣，盖所有各物，已毁于劫火矣”。（刘振《江湾校园十忆》）

除了上述几位教授外，住过“拉丁区”的早期复旦教授还有很多，如叶圣陶、温崇信、傅东华、汪馥泉和李炳焕等。他们在执教复旦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虹口的文化生态。

总之，复旦人与虹口的早期联系，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淞沪铁路建造前（尽管那时还没有复旦）。虹口的交通枢纽，便利了复旦人出行、扩大了复旦人的朋友圈；而复旦人在虹口留下的足迹，也增添了虹口的人文历史厚度……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值得铭记。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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