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恨的红土地
来源:原创 作者:毛祖蓉 时间:2026-06-13 点击:
我出生于1952年11月，1969届初中生。1966年“文革”开始，正值六年级小学毕业，因无书可读，留校至七年级。1967年，我们按所居住的地区分配入校，成为首届不经考试进入中学的学生。1970年5月，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一营四连。
当年，我所在的中学1969届初中有12个班，约600人，我是唯一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的。12岁那年，因先天性肾畸形手术，医生特嘱：这孩子今后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术后，在校期间体育课免修、学农课亦免修。
由于父亲1957年被错划右派，虽已摘帽，“文革”期间再次被揪斗，拘押，没有工作。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更为了替父亲减压，继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相继“上山下乡”后，我也主动报名去黑龙江北安农场。当时国内形势中苏边境吃紧，出身不好的不批。转报云南军垦农场，同样的理由，不被批准。后来班主任帮我出了主意，亲自陪我到虹口区革委会见兵团领导，说若是不批，就写血书了！兵团领导正在开会，我们等了约半小时之多，七团政治处现役军人的董荫璠主任出来接见了我，问明一些情况后，就说，你被特批了。
1970年5月12日，我随同校的48名学生，在上海北站告别父母、二哥，启程赴云南兵团。火车拉响汽笛的一刹时，站台上哭声震天。早已上了火车的知青，刚才还在欢天喜地地拍照留念，此时也将身子尽力探出窗外，拉着亲人的手，哭得生离死别。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我想将自己的笑脸留给父母亲，同时，心里也在默念：从今天开始，我走上了革命之路，要为家里争光！我们是第二批赴二师七团的，享受到了卧铺的待遇。火车4天3夜到达云南广通，下车后再换坐军用卡车，没有座位，将随身携带的旅行袋垫在屁股下，日行夜宿5天，当最后整整一天时间翻越耿马大山时，车上的女同学除了我和小严俩，都恐惧地哭了。一路辗转颠簸，我们扎的小辫都颠散了，满脸灰土，于5月20日下午抵达目的地——云南省临沧专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芭蕉林农场，时已改建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建设兵团第二师七团一营四连。
卡车在公路边的一个豁口停下，司机说到了。可我们都不相信这就是军垦农场，没有部队的围墙，没有穿军装的军人，只有两位着便装的男士前来接我们。后来才得知，其中一位湖南口音的，是我们的排长赵守财；另一位云南口音的，是早我们一年去的昆明师范中专生云南知青郭大珠，时为一营干事，专事接待上海知青。我们坚持不肯下车，认为司机搞错了地方。后经赵、郭两位一再说服，天即将黑了，肚子也饿了，只好先下车，打算第二天再去找“带兵的人”，即来上海作动员报告的团部宣传干事李湘才和杨兆琼论理。据说，在虹口区海宁路原胜利电影院召开推介动员大会时，“带兵的人”介绍说，云南兵团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头顶芭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抓把花生。现实与宣传乃云泥之别。
我们甘霖中学18名女生，被安排在与连部相距1里路的四连老五队的两间竹房里。所谓竹房，就是将粗大的竹子剖成竹片，围起来就是墙，在竹房地面上打下4根竹桩，铺上竹片，就是床。屋顶是用草片叠成的。这样的竹房，墙是“透明”的，睡在床上可数天上的星星，逢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们女生尤感不安全，完全暴露隐私，只好用报纸将竹墙糊上，再将发给我们劳动防护的塑料雨披盖在蚊帐顶上遮雨。
当晚，我们到竹房隔壁的伙房吃饭，地上放两大盆菜，一盆是肉丝炒卷心菜（当地称包包菜），另一盆是咸菜。后来到了雨季我们喝“玻璃汤”（ 淘米水加盐）时才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菜了。
我在“上山下乡”期间
第一天出工，是上山收花生。上山基本没有路，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人脚印往上攀，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就这样，爬一段，歇一阵，一个多小时才爬到山顶。这时，老工人已经完成作业收工下山了。如果说从上海到孟定的路程，让我们亲身感受了什么叫“路远”，那么到了孟定后的登山劳作，使我们铭刻于心什么叫“山高”。出工、劳动、上伙房、下井台、用茅厕，除了在公路上行走，处处要爬山。上山难，下山更难。尤其到了雨季，倾盆大雨将山坡的路毫不留情地冲刷平滑，我们下山时只得一级一级往下跳，滑倒起来再跳，下得山时都成了泥猴。旱季天，我们收工后还要参加义务劳动，去河对面的砖瓦排挑砖瓦，用于基建盖房。山路原本就不好走，加之路上每隔一段就有横倒的大树干，砍坝即开荒砍下的，树干的直径有半人多高，我们女生只好先将担子搁下，人爬过树干后，再将砖瓦一块一块挪过来，装筐，继续挑担上路。“登山”对我们心灵造成的恐惧，至今犹存，出外旅游，但凡要爬山，我们就避而却之了。
大概过了月余。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营部放电影。散场时，我和一位小个子女生一起将长凳抬放回原处。一条长凳相当于半棵树，重量远超我们本身的体重。这位女生力不从心，先失手摔了长凳，正好压住了我的右脚背，即刻肿成馒头状，疼痛难忍。脚受伤后不能行走，我即被送至营部卫生所，得到昆明知青王凤珍的关心，治疗后已是半夜，王医生留我在她的床上睡了一晚。突如其来的脚伤，打乱了生活规律，我提前了“经期”，将王医生的床单也弄脏了。我一再道歉，又无能为力处理干净。王医生却热情真诚地反复说，没关系的。此事一直记在我心里。几十年后，当我打听到王医生的消息时，她已经病逝了。她的丈夫昆明知青朱红医生，对知青的关心照顾，赢得了很高的赞誉。2020年，正当我有了朱医生的联系方式，准备专程去云南楚雄看望他时，却传来了他因患癌症离世的消息。此为后话。
第二天，我被接回连队，休养了一个多月。休养期间，我不能与大伙一起上山劳动，心急如焚，主动向连副指导员李应才提出，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后来被照顾到营部养猪场当猪倌。猪场离我们宿舍仅十几米。初始，我就在猪场切猪草、喂猪。切猪草的活还行，喂猪就噁心了。云南十八怪，其中一怪就是“猪儿跑得比狗快”。猪漫山遍野跑，那时圈养的猪不多，都是准备近期杀的，喂猪时先要到露天猪圈吆喝：“噢，啰啰啰……”将猪唤回来。然后赤着脚，踩着全是猪粪的稀泥地，一步一滑，深一脚浅一脚，提着装满猪饲料的桶，将猪饲料倒在木槽里。猪吃食时争先恐后，好几次差点将我拱倒在地。父亲和班主任老师得知情况后，来信安慰鼓励我，并给我寄来了科学养猪的书，要我尝试用发酵饲料科学养猪的方法，可是老工人不能接受。但我不断努力，效果非常明显。经发酵饲料喂养的猪，长得快、长得壮，他们也就慢慢从部分接受到全盘接受。在猪场工作的有4人，除我外有一对湖南籍老工人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曹，连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时，曹大妈是我们的“教员”。在她的哭诉感染下，我们吃着忆苦饭——芭蕉芯加玉米、苦菜做的，叫着口号：“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忆苦饭虽噎得咽不下去，但营养比“玻璃汤”更丰富。另一位是被管制的“反革命”家属，女的，姓唐。我被照顾的时间长了，曹大妈便有了微词。我自尊心强，受不了这般委屈，只好忍着伤痛，和他们同去山上割猪草，就是红薯藤。挑红薯藤要经过一片低洼林地，据老工人说，那片低洼地里有一条水桶粗的蟒蛇。上山劳动时，因大多是集体劳动，也就将此闻当作故事。挑猪草是单独行动，每当经过这里，总感到有一丝丝凉气袭来。有一次，我落在了后面，经过那里感到特别害怕。说怕事就来事了，只听得草丛中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覆盖在草丛上的枯胶树叶也微动起来，似有什么东西在挪动，继而明显感受到一股阴冷气袭来。不好，是蟒蛇出动了。我吓得拖着伤脚一瘸一瘸奔跑起来，跑又跑不快，肩上还挑着担，结果连人带担摔倒在地。我心想完了，今天要被蟒蛇吞掉了，悲哀地大呼一声：“妈呀！” 泪水、汗水、尿水一起流。湖南籍老工人夫妇早走远了。幸好，那位“管制分子”默默地在山坳处等着我，听到我凄惨的喊声，又折了回来。我心存感激，狼狈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养猪场，请假回宿舍换了衣服。一阵惊吓后，我病了好几天，也不敢与同学们说。从此，我们接受其教育的老工人夫妇形象和我们与之划清界限的“管制分子”形象，在我心里颠了个。我不再对老工人夫妇“崇敬”，也不送他们上海的香肠腊肉了。他们似乎有所察觉，便给我脸色看。有一次，老王竟然在将切碎的猪草铲入大锅时，铲子敲到了我握刀的右手上，顿时，我的左手食指被生生切了一刀，血流如注，急送营部卫生所包扎。由于伤口太深，缝了4针，伤口缝针处几十年没有知觉，至今还留着伤疤。在我的心灵深处，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2008年3月，孟定农场——1976年兵团又改回国营农场——举行建场50周年庆时，我回去过，特地想找到这位曾经默默帮助过我的唐姓“管制分子”，却再也打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半年后，我的脚伤基本痊愈了，便要求回到集体上山劳动。
1970年12月，兵团开始整党建党，我和一些表现好的知青，开始打入团报告。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我的哥哥姐姐虽各方面表现优秀但均未能入团。我便立下决心，积极争取入团，为家里争光。云南没有四季分明的春夏秋冬，只有长达半年之久的旱季——10月到来年4月、雨季——5月到9月。旱季的劳动主要是挖带挖穴，穴即种植胶苗的坑，女劳力每天的指标是挖5个穴，每个穴深100公分、上口正方边长90公分、底口正方边长60公分。连长手拿一个竹架，一个个穴验收，竹架子放不下的穴须要返工。这是旱季最累的活，我为了好好表现，争取入团，便在誓师大会上表态，每天挖穴15个。等到收工时，仅挖了5个，人已经累得站不住了。只好扯一把坡带上的红薯藤，垫在膝盖下，跪在地上挖，一直干到半夜。山上只剩我和小严俩，清朗的月亮陪伴着我们。我没有眼泪，只有决心。
到兵团初期，我是革命加拼命。虽然身体不好，我所有的劳动包括义务劳动都积极干、抢着干。旱季上山野营、收工后挑砖瓦、星期天修拖拉机路、拉练到耿马班望山割茅草，作为迎接成都知青盖房用等。1970年至1971年，连续两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并荣幸地到双江出席了兵团二师的宣传工作会议。然而，我的出身，仍是政治上进步的一大障碍。连队副指导员李应才对我说：根据你的表现，第一批就能入团，但是你的出身不好，必须经受长期考验。我的入团时间整整延后了一年。1971年底，连队团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我却整整哭了一夜，不是喜而是悲。从此，我不敢在政治上有任何奢望。
1972年4月，我终于申请到了第一次探亲假。假期连路程共14天。兵团有严格的纪律，不得超假。返程时，买不到火车票。当年上海—昆明的列车两天一车次，而且是慢车，我们几个同行的战友商量后一致决定，为了遵守纪律不超假，坐硬座回去。碰巧的是，我们探亲结束回程也是5月12日，与两年前出发同一日。5月14日抵达昆明。人多车少，昆明当地的知青靠关系开后门买到长途汽车票，我们“外地人”只好无限期地等候。3天后总算等到了票。上车才得知，14日开出的那辆车，遭遇了严重的翻车事故，坐车头的两家人都“全军覆没”，坐后座的也都受了伤。我们坐的班车经过出事地点，司机临时停车让我们过去看一眼。只见沟底一辆43座的大巴车，视觉只有玩具车般大。看到这惨烈场面，我不寒而栗，连牙齿也抖起来不能自已，由车上的乘客搀扶着重新上了车。到了临沧转车时，同样因为翻车事故，积压了不少旅客，买不到票，差不多等了一星期，身边带的钱也用完了。幸好尚有老工人托买东西的余钱，临时挪用一下，支撑到回连队。在临沧车站，我们见到了几位上海知青，印象中是八团的，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在昆明长途汽车站，我们很羡慕她们买到了14日的票，见到我们，她们失声痛哭。在遥远的边疆，见不到亲人哭诉，见到上海知青，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呐！
回到连队后，我们即向副指导员说明了超假的情况。当晚，全连召开大会，令我们仨就超假一事作检讨。承受了如此大的惊恐，侥幸逃过一劫，一腔热血建设边疆，差点连命都丢了，却没能得到连队领导的体谅和关心，难道知青的命不值钱吗？联想我们到孟定后3个月，记得很清楚是1970年8月1日，迎来兵团战士第一个建军节，雨季，南汀河水一改旱季时的温驯，河水猛涨，水流湍急。一营一连的2位知青执任在河对岸看守玉米地，为了回连队过节能吃到肉，不惜冒险泅渡。结果，一位上海知青侥幸游到了对岸，一位昆明知青被冲走了。这是我们到达孟定第一次发生的知青死亡事故。1972年雨季，六连的上海男知青，在自己的宿舍里，被大风刮倒的大青树压断了脊梁骨，从此长眠在山上。冷酷的现实，使我从那天起暗下决心：我要回家！
我是如何回到上海的
决心下定后，我即向连长递交了请长假的申请。连长虽不乐意，却也无奈。休假期间，我虽然不再上山劳动，但还是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为连队出墙报、撰写好人好事、组织宣传队排练演出等。我们连队与营部仅隔一条公路，走动很频繁。营部生产科的李树聪参谋就请我帮刻蜡纸。后来，营部的参谋干事听说我字写得好，都来请我刻蜡纸。这类活多了，干脆就将我借到了营部，专门刻写蜡纸、抄写文件等。1972年上半年，营部广播员成都知青秦晰回蓉探亲不归，营部宣传科就正式将我借调到广播室工作，兼任总机接线员。在这期间，我撰写广播稿、播稿，创作营部宣传队的话剧剧本，演出时也担任报幕员。在1972年国庆七团文艺汇演中，我们一营宣传队由于有自创节目，获得了第一名。
在营部工作期间，虽然工作轻松，不需上山劳动，但长期营养不良，加之思家欲盛，我的健康每况愈下，走路两条腿拖不动，体重降至不足80斤，当初去时有96斤。宣传科的郭大珠干事见我日衰，非常为我担心，便向营长作了汇报，又安排了马车将我送到团部医院。住院一周，无医无药。医生了解我的身体状况后，吓坏了，说你可胆子真大，这样的身体还跑我们这里来，多危险啊，赶紧想办法回去吧。住院期间，郭干事每天下班后骑车25里，赶到团部医院看望我，并设法到团部为我买来点心。知青间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使我终生铭记在心。
出院后不久，原广播员秦晰回来了，我又回到了连队。一个星期天，一帮同学陪着我去团部见董荫璠主任。我将自己的情况向董主任作了说明，并提出想退回上海的要求。董主任有很强的记忆力，凡是与他见过面的，能做到过目不忘。他对我的名字、我的情况仍记忆犹新，并且还提及，我们到孟定后的半年左右，有一批不适应在那里生活工作的上海知青可以退回去，据说当年有一位知青因平脚板不能上山退回了上海。当时，董主任很牵挂我，特地请人带信给我，问我回不回上海？我非常感激他，回复说我不回去，扎根边疆一辈子！董主任对我说，当时有政策时我没回去，现在没有政策，只好等将来有了政策再说。
从连队到团部，来回二十多公里，没有交通车，早上去的时候，路上遇到一辆马车，我追着想拉住马车停下，却被马车拖到地上，幸好没有受伤。回连队的路上，再没见到马车，过度疲劳加之政委的话让我感到回家希望渺茫，走到半路，渐渐感到四肢开始麻木继而发硬，挪不动步、说不出话，只有脑子还是清醒的。想到也许就此了结了，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一种生命临终的恐惧、一种心绪被长期压抑的迸发，我嚎啕大哭起来！同学帮我拦下一辆傣族老乡的单车，将我驮回了连队宿舍。躺在宿舍的床上，我一晚上都在哭。副指导员李应才悄悄站在窗外听，见我真是有病，想回上海，便不再心存疑心，倒生出怜悯。
1973年冬，上海终于有了知青病退回沪政策。家里来信嘱我想办法先回上海体检。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让家里打来电报，称二哥病危，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批到假。1973年12月21日，一大清早，营部的张运烈橡胶参谋，宁波人，浙江农学院毕业的。他和郭大珠干事各骑一辆单车送我到孟定镇车站，因为一营芭蕉林车站不停站。离开孟定后，回到上海顺利通过体检，于1974年办妥病退手续，1975年元月由所在街道照顾到某大集体工厂工作。
作者简介：毛祖蓉，女，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上海市知青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1952.11出生，上海市虹口区甘霖中学1969届初中生。
1970年5月12日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一营四连。1974年病退回上海，
1975年分配到某大集体工厂工作。在工厂当了3年工人后，被选拔到厂科室部门，先后担任宣传、厂长秘书、工会副主席、公司教育科科长兼初中语文教员。而后到了一家股份制企业，担任总经理秘书、企业报责任编辑继任副主编。
1993年6月1日被批准为中共党员。1997年调至某商业企业，担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企业报主编。
2003年提前退休（50岁）。2012年12月加入了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0年12月成为闵行区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情满青山》（2018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执行主编《故园新陆邨》（2018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著《大山的儿子》（2019年3月）、《一位正直天真豪爽的倔老头——纪念外公刘九峰诞辰120周年》（2020年3月），合编著《共同的记忆——富水河边的故事》（2020年10月），主编云南知青纪实回忆录《烽火南疆》等。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