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寻师之路
来源:作家文选 作者:沈乔生 时间:2025-12-18 点击:
（作者参加2025年知青文学座谈会）
猛然想起一些往事，啊，是我年轻时候写作遍寻老师，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时光的尘埃把它封得牢牢的，我早忘记还有这些事。可是一旦掘开，竟还是活灵活现、生动有趣。它们是没有枯萎的木乃伊。
那年不写大字报了，而我却不知中了什么邪，写作热情被莫名地点燃了。那时候早不上学了，还没有下乡，无所事事，我就写几首小诗，或写一些莫名其妙的文章，大都是歌颂革命、赞美青春的。我经常被自己文字感动得不能自已，拿了给同学看，同学们的态度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哦哟，你还在写这种要人命的东西？另一种是，虽然他也讲不清楚写得好还是不好，却看到了我的努力，所以，这些同学往往会给我一些鼓励。他们不会想到，这小小的鼓励竟助长我一根筋地写下去。
直到今天我自己也说不清原因，难道我没有长眼睛吗，这么多文人受尽屈辱和殴打，一个个跳楼、沉湖、服毒、自杀，他们就死在眼前，为什么我还像吃错药一样，执意要往亡命的路上走呢？细想起来，还得承认文学有魔力。那时大概是1968年，我17岁。
第一个老师是余晓娃介绍的，余是我们中国学校高一的女生，身体很弱，又和我下乡在北大荒七星泡农场的同一个分场。她说得扭扭呢呢，似要给我一个恩赐，又好像知道要把我引入地狱之门而惴惴不安。“我的一个亲戚是上海青年报的编辑。”她有气无力，却像我的耳朵里响了一个惊雷。
什么，你的亲戚在青年报？我紧紧抓住她的话音。
是的。她依然有气无力。
一个月之后，我就坐在她的亲戚家中了，现在回想，大概她的亲戚有40多岁，脸色苍白，身子单薄，似有一种里里外外都被掏空了的感觉。我的文章早就送过去了，却不知道她看了没有。我当面表达了求师的渴望，可她只是轻轻的哦了一声，说，她刚从干校回来。当时我并不懂这句话的深长含义，现在我明白了，干校是什么地方，是一个改造人的地方，要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你脱胎换骨。此刻她刚跑回来，身心疲惫，稍有喘息之机，怎么有心情接待一个向她请教写作的年轻疯子？她淡淡地看着我，眼里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悲悯的神情。现在我想，说不定当时她内心中正在为自己走错路，堕入罪恶的文字之门而苦恼、后悔呢，现在又见一个不知死活的执意的年轻人，她不悲悯不感慨，又能表示什么呢？
她不再和我说话，只和余晓娃说家常，说亲戚中哪家的老人怎样了，还活着吗；哪家的孩子多大了，4个男孩4个萝卜头，父亲停了工资，母亲收入微薄，靠什么生活？
她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不带一丝热情，编辑忽然回头看我一眼，似乎在说，你怎么还不走？
我的第一次寻师就这样结束了，可我还是心不甘。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你怎么能让春天的草芽不钻出地面呢？韩国伟是我同学中的知己，他了解我，说，他家门口的阿二哥，好像曾经在报纸上发过“豆腐干”，可以向他请教。哦，阿二哥，我知道的，他是韩国伟的堂兄，人长得清秀白晰，但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一条腿直直的，打不了弯，人就一高一低。他在一所小学中做老师，将近40岁了，依然单身一人。
他发过豆腐干文章？我兴趣上来了，看他文雅的样子，有点像的，就托韩国传把两首诗递上去。于是，我开始在等待中过日子，人是很奇怪的，如果没有等待，日子过飞快，但一有等待，日子就十分难熬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消息。我想两首诗不长的，怎么还没有看完？于是直接上门，把阿二哥堵在家中。
“这个嘛，还可以，”阿二哥在我的追逼下支支吾吾，“不过，诗不是这样写的。”我不放过他，“那诗应该怎么写？”
他的话变得十分空洞，脸上的五官也似乎飞走了，成了一张白纸。
我走出门，十分失望。韩国伟追上来对我说，很可能阿二哥没有在报纸上发过豆腐干，人家瞎讲讲的。我说，一定是的。心想，他不是合格的老师。
一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我在炕上放一个箱子，俯身在上，像一只龙虾，不停地写，别人都在玩扑克下军棋，我却不分白天黑夜地写，写文革的回忆和经验总结。再过一会，就不知不觉写起小说来，那时候只有四人帮的样板戏和样板小说，我遵照的是三突出原理。
1969年下半年，我们分场来了一位上海比乐中学的高中生，名叫施关悟，他带来一个小皮箱，打开看，哇！装的全是书，有许多是世界文学名著，有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白夜》，杰克伦敦的《海狼》等。他说，学校图书馆被砸了，他每天去偷几本出来，时间长了，就有这一箱书。啊，现在它们是我极佳的精神粮食。我看的第一本是梅里美的《嘉尔曼》，十分吃惊，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的。总的说，陀氏、雨果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最大，他们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对精神境遇的洞察和对生命本质的把握，都深深震撼了我。这些作品让我感受到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人道主义成为指引我人生的精神标尺，文学变成我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所以，我十分感谢这位高中生。这些书是我的老师。
看了这些文学名著，我心中有谱了，一口气写出了《雪原扬鞭》《开渠新歌》等习作，听名字就知道是写什么了。
我的小说稿在农场知青中传阅，那时候普遍精神饥渴，竟然有个上海知青写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饶有兴趣地看起来，我的小说越传越广。
一年后，探亲回上海了，我还是没有放弃寻找老师的念头。有人介绍了欧阳文彬，是谁介绍的，实在想不起来了。今天我用AI查，说她是上海出版界的元老，为上海的出版事业作过贡献。她是周立波的夫人，不是后来说上海青口的周立波，而是写过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周立波。周立波在北京，而她住在上海，两人不在一起。
欧阳文彬住在淮海坊，淮海坊在淮海中路上，离我家不远，曾是很多文化人住的弄堂。我走进后门，走上木质楼梯。她走出房门了，楼梯上很暗，她没有开灯，她走下两步，甚至都没有请我进屋子去坐坐。我感觉到的是一个影子，一个虚幻的女人影子，一个介于中年和老年之间的影子，一个积淀了许多又空无一物的影子。
她站在高我二级的阶梯上，把稿子递还我。沉寂的空气中没有一点声音。
我走出后门，迫不及待地打开，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中，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依然是原样，没有多一个字。
这次我沉稳得多了，见怪不怪，这个结果表达了当时社会的一切。
我回农场了，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小说在知青中流传，被场部宣传科的郭清江科长发现，他是退伍军人，是个才子，自然就爱才，就把我调往场部宣传科工作，这是我写小说得到的好处。七星泡农场前后来了近二万名知青，老高中不在少数，却选了我一个初二的学生；很多知青都是红五类出身，而我是上海资产阶级出身，却被调进机关大楼，负责通讯报道，可见血统论并没有覆盖中国一切大地。
一年后，我又回上海探亲了，我的好友赵光宇介绍了他的姨父裴显生，裴老师是南京大学的中文系老师。一天半夜,火车停靠南京站，我下车找到南大宿舍，受到了裴老师一家的热情接待。我睡在他家朝北的小床上，一点不觉得冷，心里暖暖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第二天，裴显生带我游览了玄武湖，春寒料峭，公园里人很少，湖面十分开阔。裴老师戴着眼镜，温和慈祥，一边领着我游览，一边和我谈文学。他深入浅出，说得十分生动，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说了细节，原来细节的作用这么重要，一下子通透了。太阳从云层中露出脸来，我身上暖和多了。裴显生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文学老师，我终身难忘。
在农场宣传科的日子里，我写了许多通讯稿，也写了不少散文，在当地的报纸发表，从现在角度看，这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我心中自然明白，就一心琢磨写小说。
当时全国没什么文学刊物，就上海有一家《朝霞》。一次朝霞上登了剧本《陈玉成》，写得神采飞扬，获得社会广泛的好评。作者署名是：刘征泰。
也是偶然，市二女中的知青朱亚说，刘征泰的父亲和她的父亲是上海自然科学院的同事，他们是邻居。我听说了，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朱亚很热情，替我和刘征泰联系上了。我就从黑龙江寄小说给刘征泰，那时他的工作单位好像还是上海牛奶棚。第一篇稿子很快退回来了，第二篇还是不行。第三篇行了，说是留用。
多年之后，我已经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我和我的上铺王世伟一起去复旦大学听讲座，王世伟是我的好友，一生笃爱学问,后来是上海社科学科学情报所的所长。听完讲座后，我俩找到历史系宿舍，见到了刘征泰。他是复旦历史系七八级的学生，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刘征泰搬出凳子请我们坐，他是个儒雅之士，热情而有节制。临走时刘让我们两人分别写下姓名和联系地址。出门后王世伟对我说，这个人蛮有风度。
再说那篇被《朝霞》留用的小说，它的命运曲折有趣。没多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朝霞》停刊，但稿子是我手抄的，没有留底稿，泥年入海无消息。有什么办法，我不去想它了。过了两年，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门，是一位老先生，他自报家门，是上海美术出版社的老编辑范若由。他说，上海美术出版社恢复了，却一时无米下锅，就到《朝霞》去找米。他们从一麻袋一麻袋稿子中找，找出一篇看，是斗走资派，不能用，再找，还是斗走资派，直到找出我的小说，一读，没有斗资派，心中大喜，就来联系我，让我改成连环画。我记得老范对我说的诀窍，做大饼，芝麻都在面上，而我们是要做花卷，葱花要卷到里面去。这个说法相当形象，也十分灵。按他的指点，我十天就改完。老范对我说，大功告成！
接下，我回农场参加高考，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依我的成绩进北大复旦，都没有问题，但黑龙江考生多，报考的学校都划片的，我们农场一片中最高的就是华东师大了。但我要说，华东师大是个好学校。入学后第三个月，连环画《长青松》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印了30万册。我想这是比较早的知青文学，当然也是不成熟的。
大学二年级时，1980年，我写了中篇小说《月亮圆了》。小说写两个年轻人，少年时是好朋友，文革来了，一个出身资本家，受到歧视。另一个的父亲是干部，成了走资派，也受到冲击。两个人由此成了敌人，一起到了黑龙江，偏偏分到一个分场，到了茫茫草原上，就两个人在一起，放牛放羊。两人之间没有语言，你喜欢那头小母牛，另一个就把它打得遍体鳞伤。另一个喜爱一只鸟，我就把它连鸟带笼子一起塞进火炉里。草原上的月亮似乎从来没有圆过，弯弯尖尖的，像秤尖勾住了人的心。后来，来了一个女孩子，叫小茜，她可爱，善良，用真情和友爱化解了他们之间的敌意。在严酷的斗争之后，月亮圆了，它皎洁的光辉宁静地照耀着草原、森林、河流……
写完了，我交给班上的同学郏宗培，那时他已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了，他是我写作的福星，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小说拿到社里，受到重视，前前后后有许多编辑关心过我，有文艺社的领导江曾培、郏宗培，有邢庆祥、张森、魏心宏、谢泉铭、左泥、章惠琴、修晓林等编辑，他们多次开会和我讨论稿子，替我开拓思路，热心而诚恳。因为当时写小说的年轻人并不多，所以我获得这份幸运。
不过，出版过程比较折腾。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没有刊物，就让我改成长篇小说，出单行本至少要10万字。原来小说只有5万多字，前半部只有两个人物，后半部也只有三个人，人物关系简单，场景始终在草原上，要拉长到10多万字，难度不小。我只得挖空心思，乱搔头皮。改来改去，终于有13万字了，读下来，自己都觉得水份太多。就这时，《小说界》创刊了，可以拿到刊物上去发表，我又把它缩短，缩成7万多字，发在创刊后的第二期上。这时已是一年之后，我已大学三年级了，这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中篇小说，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那时的作品大都是抨击文革，揭露残酷的迫害和杀戮。而我的小说却写了敌对双方之间的谅解和宽容，很多人当时想不到这个，我认为，中国批评界对这个主题比较陌生，没有给我的小说应有的重视。
现在，同学郏宗培、修晓林，还有许多编辑老师，大多数已经辞世，那时的编辑都这么热情、无私，想起来我就心中发热，眼睛湿了。
沈乔生（前中）与知青朋友在知青作家座谈会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