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拾穗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子善
来源:话匣子 作者:叶子有约 时间:2025-12-04 点击:
本期《人物周刊·叶子有约》
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子善
人物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和教学。
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从鲁迅到张爱玲》《张爱玲丛考》《说郁达夫》《说徐志摩》等。
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编订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集和研究资料集多种。
曾任《现代中文学刊》主编。
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名誉理事、巴金研究会副会长、《海派》丛刊主编。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陈子善教授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的学术成就，和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等文学巨匠紧紧相连；他的工作，与书信、手稿、照片、旧报刊密不可分。作为一名文献学家，他用尽毕生的心血深入文山字海，如同勤勉的拾穗者拾起一粒粒被岁月尘封的麦穗，将它们淘净擦亮，重新带回到大众的视野，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当他的目光穿越时光的长河，投注于那些鲜为人知的作家和作品，现代文学殿堂里的一盏灯亮了。
从作家到文献学家
阴差阳错的学术生涯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陈子善或许会是一名新闻记者或是一位作家。
然而特殊年代打断了他的大学梦，让他带着满心的遗憾去了江西插队落户。苦闷的日子里，他靠阅读鲁迅、茅盾、巴金来纾解，对人性和世道有了更深的了悟，也深切感受到现代文学的魅力。
1974年，他终于盼来落实政策的日子，回到上海，先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后进入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大）中文系培训班学习。
1976年成为又一个改变命运的年份。
那年1月，陈子善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了中文系工作。
从战天斗地的插队知青到受人尊敬的大学教师，他由衷觉得“能留在大学里教书很开心”，同时又为命运的翻云覆雨而心惊。
起初他的志愿是教授现代文学，因为下乡时已经读过不少作家的作品，对现代文学很感兴趣。但后来他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去了写作教研组。
同年10月，华东师大的《鲁迅全集》注释组。由于工作量大人手又不足，学校从其它教研室抽人，陈子善被选中调去了现代文学教研组，接手了一部分鲁迅书信的注释任务。
这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鲁迅书信里涉及的许多事情、书籍和人物都需要细细查找，注明出处来历。但做着做着他渐渐来了兴致。私人通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同，许多话只会对收信人讲。
比如鲁迅和母亲的书信里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母亲其实并不欣赏儿子的作品，反而更喜欢鸳鸯蝴蝶派张恨水的小说。鲁迅是个孝子啊，便主动买了张的小说寄给母亲。母亲一看那么厚的几大本，担心太贵，鲁迅还安慰她说没关系可以托人打折。
鲁迅还很看重传统节日。每到中秋节他都要写写当天的月色怎么样，晚上吃了些什么。遇到下雨看不到月亮他就很不高兴。
通过对鲁迅书信的研究，陈子善慢慢加深了对鲁迅的理解，看到更多他作为普通人的活生生的一面。
为了做好研究，陈子善读了许多书，采访了许多相关的当事人，其中就包括巴金这样的文坛耆宿。一条现代文学的研究之路，在他脚下缓缓铺展开去……
他便顺理成章地转型成一位文献学家，由写作者变成了研究写作的人。
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后，陈子善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另一位作家——郁达夫。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他发现这对文坛好友的关系很是耐人寻味：“鲁迅跟其他创造社作家的关系大多比较紧张，唯独跟郁达夫一直都很好。但是两个人的文学观并不一致，甚至有不小的分歧，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他们算得上现代作家相处的一个极好范例。都说文人相轻，他们却是互相钦佩，和而不同，互相尊重而不党同伐异。这样真诚相待的关系在我看来是一种理想的文坛生态。所以我就特别好奇郁达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当时，文坛对郁达夫的评价并不高。一直到1979年，内地出版的郁达夫的作品就只有两本薄薄的选集，这显然与其文坛地位很不相衬。
陈子善开始了对郁达夫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与王自立先生合作，先后编辑出版了《郁达夫文集》《郁达夫研究资料》《回忆郁达夫》等，使其知名度大大提高。
从鲁迅到张爱玲
寻找现代文学的“遗珠”
再接着是张爱玲。
直到今天，说到国际“张学”的权威，人们都会想起陈子善教授。就连张爱玲本人也知道，上海有位陈教授发掘了不少她早年的作品，完善了她的文学图谱。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张爱玲在内地是沉寂的。40年代的文学热潮早已退去，文学史上不曾留下她的名字。
1983年，上海书店出了一套新文学作品影印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在文学界影响甚广。这套书的推手刘华庭先生，在聊天的时候向陈子善提起了张爱玲，建议他关注一下。当时上海刚出了张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的影印本。读罢之后，陈子善果然对她很感兴趣，并开始撰写相关的文章。
巧的是，当时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传奇》的排印本。南北不约而同地重版张爱玲的作品，使她再度回到大陆文坛，属于她的新时代来到了。
1987年，陈子善在50年代初的上海小报《亦报》上面，找到了张爱玲失传很久的中篇小说《小艾》。在他的努力下，《小艾》在香港和台湾重新发表。从此，陈子善一头扎进了“张学”研究，直到今天还没“出坑”。
近年来，张爱玲与好友的书信集陆续出版。陈子善从中得知，张爱玲刚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理解，后来才在一篇未及完成的文章中提及，有“好心人”把自己早期的作品找了出来。
学者与被研究者虽然终生未曾相识，但以文字作筏，也算是有了某种交集。更让陈子善始料未及的是接踵而来的“张爱玲热”，热得超出了他的想象，甚至还出现了“张学”以及一大批模仿张氏风格的“张派作家”。
作为学者，陈子善并不是站在粉丝的角度来阅读甚至窥视作家，也不会刻意去模仿她的笔调写作，他只关注“她留下的文字给了我们多大的震撼和吸引”。
“这项发掘工作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张爱玲。她中学时代的创作什么样？各个时期还有哪些没被发掘出来的作品？包括她中学时候的英文作文，都陆续在研究中一点点被发现”，陈子善说。他还提出：“我们今天讲创意写作，张爱玲才是创意写作的鼻祖。她有她的创造性。”
在学界，陈子善教授一贯以爱“烧冷灶”出名。几十年来，他编过全集、文集和研究资料集的作家，还有周作人、梁实秋、刘半农、林语堂、台静农、徐志摩、钱歌川、黎烈文、叶灵凤、潘汉年、邵洵美、林以亮等等。他们大部分都曾经是非主流作家，甚至因种种文学以外的原因长期被“打入另册”，作品尘封已久。
之所以选择这些一度冷僻的作家，是因为“有名的作家已经很多人在研究了，不一定要我来做。但有些作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遗忘了。他们的创作、他们的文学活动，可能在当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依然值得今天的人关注。更何况一个人的立场和文学理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想做更有意义的工作。”
许多不知名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他都会去做考证、钩沉和校勘的工作。有些人并不是专职作家，而是翻译家、画家、电影明星，只是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陈子善教授也将他们一一打捞起来，撷英集萃给世人看。
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又火了起来，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而当初选择研究对象时，陈子善关心的只是他们的文字能不能打动人心，能不能带来一些历久弥新的东西。
一次次地“押中宝”并不是碰巧，而是有种必然性在其中。
随着研究的深入，陈子善渐渐发现，自己所关注的这些作家，大部分都跟上海有关。要么生于上海，要么长在上海、出名在上海，或者文学生涯的活跃期在上海。
傅雷是上海南汇人，鲁迅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张爱玲就更不用说了，她在这里读书长大，然后早早成名。上海在她的笔下是那般的浓墨重彩，她最优秀的篇章都在这里写就。上海是她的文学伊甸园。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起，上海就是全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大部分作家都来过上海或在这里生活。“上海真的是一片海，它的文学成就那么大。我们上海的研究者有责任，也应该更加关注这些作家。”陈子善说。
除此以外，陈子善对1949年前后去了海外的作家也颇为关注，他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走？走了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又是怎样的？如何给他们在文学史上定位？”
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也激发着他，推动他一点点地研究，并将作家们去国离乡后的踪迹补充进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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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陈子善教授就这样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和痴迷的工作状态，兴致勃勃地把一块块“文学的碎片”捡拾起来，再镶嵌到最适宜的位置上。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拾遗补缺，拾文学史之遗，补文学史之缺。让年轻读者认识这些作家，自己对他们作出客观的评价，而不是照搬别人的结论”，这便是他乐于从事的工作。
然而文献学的研究总是遗憾和惊喜并存。
访问文坛老人时，如果一个问题没来得及问，等到再想起来的时候，老人可能已经不在了。这让陈子善深刻地意识到，很多工作如果现在不做，很可能某一段文学史会就此湮没。
还有的时候查找资料有了意外的发现，可以补充进原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很多作家的全集都要不断地修订。就像陈子善说的：“寻找史料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的疑难问题。但只要我们试图去解决，就是前进了一步。”
史料的查找、收集、整理、鉴别、使用，某种程度上甚至制约着文学史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哪怕是一份小小的资料都能折射出当时的大历史。
从全集到其它
还原更立体的作家
“不受主流文学史框架的限制，建设一个相对更为完整的关于现代文学文献的保障体系”——治学一生，陈子善的学术理想从来不曾改变。
这是一项长期工程，也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
而陈子善总能从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入手，呈现出作家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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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己养猫，他就发现现代作家中很多人都写过猫。
鲁迅不喜欢猫，因为他总是在半夜工作，猫到了春天也是在半夜叫春，会影响他的创作。所以鲁迅的好些散文、杂文和小说里都写到过猫。其他作家像丰子恺、郑振铎、钱锺书、老舍，他们都爱猫也都写过猫。
积攒的材料够了，陈教授专门编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猫啊，猫》，收录了许多现、当代作家，包括香港台湾作家写猫的文章。
他把这本小书看作自己文献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作家们是怎么在作品当中表现猫的？过去的年代写猫，跟我们今天写的有哪些不同？都令他饶有兴趣。
因为爱好古典音乐，作家们有关音乐的文字又进入了陈子善的视野。
当代的徐迟、格非、余华，都写过这方面很精彩的文章。
再早的就更多了。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潜心聆赏贝多芬之余，陈教授不禁想到了“贝氏与中国新文学”这个话题。
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科学史教篇》一文中提到“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尽管他未必真的听过贝多芬；郭沫若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古典音乐，在日本留学时还专门写了一首咏赞贝多芬肖像的新诗，称赞他是“大宇宙意志底具体表著”。
郁达夫也很早就在小说中写到过瓦格纳。而瓦格纳在中国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大众知晓的音乐家。“今天再看郁达夫的作品，还能感觉到他文字中流淌的音乐性。”这也算是陈教授独树一帜的研究角度了。
作家首先是一个复杂而立体的人。陈子善教授希望还原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原貌，更是那一个个人的真实面相。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已经40多年，其间由于各种机缘，陈教授结识了海内外不少的文坛前辈，面晤或是书信往来间收获颇丰。
但这其中也伴随着难以弥补的遗憾。几十年里他访问过许许多多的老作家，但因为条件限制没有留下几张照片，更别说录音录像了。前辈们说过的话，没记住的就永远消失了。如今想来仍令他深以为憾。
现在做访问时他都会嘱咐自己，也嘱咐学生们尽量完整地记录下来——文字、声音、影像都是我们记住一个人的方式，只有文字的作家是单薄的。
陈教授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20世纪中国作家的声音”。
因为大部分作家留下的都是文字和照片，而声音和影像却很难保存。胡适、老舍、沈从文、巴金、茅盾都有声音留下来。鲁迅没有，郁达夫没有，还有更多的作家都没有。
“你看现在的作家，新书出版都要办新书发布会。他们在现场发表的那些言谈，可能是没写进文章里的内容，可能是完稿后生出的新想法，这些都是对作品有力的补充。”陈子善教授说，这就是完整记录的重要性，能够让大家看到更多作品之外的故事。
借助更丰富的记录，文学研究才能更加多样性、多层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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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陈子善教授欣喜的是，现在的很多作家不仅有全集，他们的日记、书信、手稿都在影印出版，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出版信息。即便是一张简单的照片，里面透露出的历史信息、社会环境，以及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都会给研究打开一扇又一扇新的窗户。
文献学的研究，既是客观的记录，又是有温度有生命的，是探究和还原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的过程。这个学科看起来枯燥，深入堂奥才会发现，真实的历史都是鲜活生动的。
从旧报刊到数据库
科技背后的缺失
2018年，陈子善教授从华师大中文系光荣退休。2022年，他又卸任了《现代中文学刊》的主编。
只有手头的文献学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那是他一生的挚爱和骄傲。用他的话说，“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会一直做下去，文科研究者没有退休的概念。”
治学之余，他还应邀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向大众普及作家们的文学故事。而著书写作更是一天都不能丢的本职了。
许多人从海内外通过各种渠道找到陈子善教授，与他探讨有关现代文学的新发现，也让他感慨于现代科技手段之下，信息获取的高效性。
随着互联网、数据库、AI等技术的出现，文献学的研究呈现出全新的局面。
“我们那个年代，是旧报纸旧杂志一页一页地去翻去找。为了写一篇文章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跑图书馆、档案馆，才能收集到需要的材料。现在有了各种数据库和方便的搜索工具，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行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内容的整理和分析上面。现在年轻人的研究也确实有很多新意，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真是日新月异。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年是事倍功半，他们现在是事半功倍，这当然是很好的现象。”陈子善教授说。
但好现象也并非十全十美。
当年的那些旧报纸旧杂志，它的原始状态在电脑屏幕上是看不到的。刊物的尺寸、纸张质地、残缺的字迹，还有旧纸上散发的古老味道，都给人一种离历史很近的感觉。有了电子版以后内容是保存了，但是实物的气息消失了。没有了真实的触碰，没有了翻阅时的手感和声音，那种活生生的历史在场感全都不复存在。
陈子善教授打了个有趣的比方：“看电子版就像看美人照片，真的美人看不到了。”
他还记得有一次自己去到一间尘封很久的资料室里查资料，花了好长的时间在里面爬上爬下，弄得满身满脸都是灰，但心里是高兴的，像在宝藏里淘宝一样。如今，这种乐趣再也寻不到了。
时光带走了许多东西，还将带走更多。
幸而有研究者不辞辛劳地埋首故纸堆，从历史的废墟里拾起失落的美好，留给我们细细寻味。
即便拥有大学教授、写作者、编辑、刊物主编等多个头衔，陈子善骨子里还是个率性而为的“非主流研究者”。
他并不在乎研究对象在当下的名气，也不在意他们能不能“翻红”。写文章他也不喜欢别人给的命题作文，只写自己想写的，哪怕是很小的题目，他照样写得津津有味。写好了也不是非要发在核心期刊上。非核心期刊、互联网或者民间的读书刊物都好。只要能被需要的人看到，他就很高兴很满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背后，不变的是良心、良知和真实。唯有真实的学者，才能做出最真的学问。
（晓 歌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