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内蒙当生产队长的经历

　我在东北呼盟阿荣旗下九年乡，当过三年的生产队长，出过六年民工，在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修国防公路，博克图、牙克石、加格达奇、鄂伦春、莫尔道嘎等处都留下我青春的足迹。

　我在内蒙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时，曾担任过三年的生产队长。

　　我插队的图布新公社兴旺一队，几十户，上百人。有着姓刘、姓王的两大姓，刘姓人多势众，王姓有多人在大队当干部有靠山。彼此互不服气，明争暗斗，生产队长如走马灯一样，一年一换，尽管一队土地资源很好，但谁上来当队长，都难摆平两大姓的大爷们。眼见生产队一年比一年混乱，收入一年不如一年，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我。那几年我经常出民工，到外面修公路，一是修公路补贴高一点，再有修公路有食堂，不用我为一日三餐操心。在众人劝说下1975年我走上了生产队长的岗位。

　　我担任三年的生产队长，口碑还可以，回想起来主要是让老百姓收入有所提高。我当生产队长的第一年，凭着不沾亲带故，管理强硬，加上老天爷风调雨顺捧场，年底卖完粮分红时，每天每10个工分分值3.15元。一般壮劳动力一年能挣3000多工分，也就是说能分1000多块钱。这在1975年的中国农村，可算是高收入，比起村里往年的收入涨了一大截，这样我这个生产队长便在村里站住了脚。

　　在那种体制下用什么治理生产队呢?为了严明纪律，解决以往许多壮劳力都不下地劳动，即便去干活也出工不出力的毛病，我首先规定了每人全年必须出多少天工，挣够多少工分，才能在我的生产队里分口粮。在那个粮食不能自由流通，城里人都要靠粮票买粮食过日子的年月，把口粮和出勤捆在一起，不想饿死的人，谁敢不来上工，这一招治住了许多平日觉得有靠山，不到生产队来劳动的人。有人干活了，生产也就上去了。

　　再一个办法就是管住工分。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就要在管好工分上下功夫。生产队为了记工分是否公平，常常发生争吵，厉害时还要一家人出来打架。农村上工用敲钟的办法，以往生产队长敲破了钟，人们不紧不慢，懒懒散散的聚拢来，来早的要等来晚的，队长干瞪眼没办法。我当队长后，先让木匠做了一个带锁的玻璃大橱窗，将社员工分栏挂在队部里。一个月里边挂一张，所有的名字和出工记分情况，公诸于众使大家一目了然。再也没有了过去记错工分出现纠纷的事了，而且发挥了相互监督的作用。再一个招法，我选用了大队书记的亲侄子当记工员，那年月村里的人，有几个不怕大队书记的？这样我就树立了工分和记工员的权威。在我当生产队长最初的日子里，我又宣布了一个规矩，每天我敲三遍上工钟不到者，当天不但不记工分，还要扣10分。又规定迟到者上一天工，只记一半工分，而且就在当天工分栏里兑现。这一政策果然厉害，我不管他姓刘、姓王，让我扣了五六个人后，大家发现他们本来不以为然的新队长动真格的了。自那以后我一遍钟敲响后，5分钟之内上工的人就到齐了，甚至有人算计到我的敲钟时间，啃着干粮提前蹲在队部山墙下面等着。管理章程确立了，管理方法跟上，干活的人多了，再加上风调雨顺，你想哪有不丰收的道理。也有村里个别的“大爷”不服管的，那时候你想我一个“天涯沦落人”的北京知青怕谁？加上有青年点的兄弟们和大队书记撑腰，一些村里平日不好摆弄的人，都变得服服帖帖。

　　种地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尤其春耕时，节气、湿度、茬口、施肥、扶犁、点种也还很复杂。春耕不像夏锄，工种多，分工细，还要根据人的所能去派活，这些都是我不太熟悉的事。我就在自己队委会的班子里，赠补了村里种田的能手，并不顾旁人反对，选了两个富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进入队委会班子。我的农业队长刘积存，络腮胡子，旱烟不离嘴，从山东闯关东来的，对农活算得很精细。孙君武、霍占才两个富农子弟，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在我支持下，他们种地在行，农活又好又精于算计，给我当“打头”的。

　　北大荒的土地多，长的地垄有五里六里长，夏天铲地（锄草），干一个来回就该收工了。记得那时夏天早上不到4点，我就带人下地了，中午11点多收工，匆匆吃个午饭，下午一点钟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虽然年轻，休息时累得一头扎在地头就睡着了。

　　秋天收割时更累，割豆子往往手都磨出了血，十个手指头轻轻碰在哪，都觉得针扎一般。再加上青年点伙食不太好，我们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地里拼，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但因为可能是从小爱打篮球、游泳，我的腰长时间弯也不觉得怎么样，夏锄时，我一马当先往往甩得满地是人。春天种土豆更是我的强项，北大荒黄豆、土豆、玉米多，种土豆需要把生了芽的土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全凭人用筐装着它们往地垄沟里点，再由马拉的犁培上土。那时五六里的长垅，一上午下来我能把他们落下一根垅，除我点得快原因外，还有坏后边人的技巧，以至村里有人说，林队长和周扒皮一样，但天底下哪有像我这么累的周扒皮。

　　我当队长三年多，连续三年带给社员高收入，我还把原来摇摇欲坠的生产队的队部、库房、马圈、粉房都盖成砖瓦水泥结构的房子，宽阔的场院用大青石围起。那个时候东北农村大都是破草屋，红瓦青石的生产队大院，是集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当时算是一件轰动一方的事情。为了那些砖瓦、水泥、钉子等建筑材料，我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旗物资局，那时人老实又穷，不知道送礼，只会用嘴皮子去打动人，他们看我一个北京知青为村里事这样奔波，也架不住我磨，也就能帮的忙都帮了。生产队大院成了乡亲们聚集的地方，明亮的窗子，热乎乎的对面炕，村里大喇叭播出歌曲。

　　与我同一个青年点的梁大虎在村东头四队当队长，我们俩为了各自生产队的利益，为了抢占荒地也没少红脸。大队书记邱真一个东北汉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给了我很多支持，我记得很多次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锄头回村时，他的小女儿，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早早站在村口截住我说，“叔，我爹让你到我家去吃饭”。

　　在我们插队后期，呼盟首府海拉尔和著名风景城市扎兰屯，都到我们那里招知青进工厂，我们都没有去，当然，我最想回北京，其次生产队长也当出了“官瘾”，我的知青路，虽然插队9年够漫长的，但我还是搭上1977年返城的末班车。那些很早就在农村结婚生子的知青，那些在当地应聘招工的知青们，返城的道路就困难曲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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