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藏区插队知青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吴长生 时间:2025-09-02 点击: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们也决心积极响应伟大召唤，到西藏农村安家落户。我们请求自治区领导安排我们到农村去搞一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拉萨东郊的一个村子。
虽然与测绘大队只隔几十里，但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吃的是酥油茶、糌粑面，住的是老乡土藏房，干的是起羊圈、背粪肥、背石块等农活，听的是藏汉交杂语。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被派到测绘大队的农场去春耕，再次近距离观察农村、农牧民的生活。一次偶然的遭遇，给大家强烈的震撼。一天休息，大家决定到附近的一处温泉去洗澡。温泉在半山坡上，兴致勃勃的我们争先恐后地往上爬。贾小黎、郑友增冲在最前面。可刚爬上去一两分钟，他们就折回往下跑了，还拦住女生们，不让她们上去。怎么啦？“露天的，男男女女都在一个池子里！”啊？！大家惊呆了，不知怎么办。带队的战士找来当地基层干部，说明情况后，那位藏族干部决定把泡澡的老乡“请”出去，换新水供“北京客人”洗。我们一不同意赶走老百姓，二对男女共浴不以为然。得知来洗温泉的都是各种病的患者，我们就更不敢洗了。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两次与西藏农村的“零距离”接触，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生存吗？你有毅力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吗？你能闻惯浓重的牛羊肉膻气加汗味儿吗？完全以糌粑、酥油为食，你受得了吗？“男女混浴”的习俗你接受吗？短暂的忍耐可以，而你能坚持多久？几个月，几年，还是一辈子？……面对这些问号，谁也无法回避。而恰恰也是在这段时间，东北边陲传来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消息，让我们很自然地又与自身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联系到一起，引发了进一步的遐想。没来西藏，想进藏；进了西藏，去何处？
大约是1969年6月初，拉萨已经进入夏季。不甘寂寞的同伴又酝酿着新的动作。一次我在整理铺位时，一位同伴神秘地提醒我“小心”。怎么了？他竟从箱子的缝隙中掏出了两枚铸铁水管做的土造手榴弹！哪来的？记不清了。干嘛用？留着过几天到拉萨河炸鱼去。我忧心地说，哪能放在这儿呢！但大家都埋怨我多虑。我只好沉默。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家的所有男生，除了我，都要去炸鱼。看拦不住，我就叮嘱说：“千万留神，可别没炸到鱼，却把人炸了。”在连连的“没事”中，他们顶着烈日出发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吧，郑永安突然急匆匆地跑了回来，大声说：“不好啦，出事了，郑友增被炸伤了！”看着她土灰的脸色，我如五雷轰顶，急忙跟着她往前面跑，还没赶到卫生室，就看见一辆吉普车绝尘而去。友增被紧急送往总医院抢救了，与他一同受伤的还有李一伦，但他的伤不重，只额头擦破了点皮，友增则被弹片打穿了大腿。他是被刚一出手就提早爆炸的手榴弹炸伤的。
几天后，我到总医院探望已经做完取弹片手术的友增，又心痛又愧疚，因为四中的几位同学都是“跟着”我来的，特别是友增，我们是“发小”，从小学一直同学到中学。今他遭此大难，我怎能心安？！
几天后，因西藏不具备进一步治疗的条件，总医院建议友增回北京医治。很快，友增就被送回北京了。后来知道，友增的左腿坐骨神经被几乎炸断，别说西藏，就是全国也没几个人能治。通常的办法就是截肢。而友增还算幸运，协和医院的冯传宜教授（神经外科）、乐铜教授（外科）给他做了手术。他们都是国内这方面的最高权威。
由于友增被炸，测绘大队领导强烈要求把我们这帮“捣蛋”的北京中学生转走。1969年7月中，我们就告别了藏字512部队，转到了拉萨河南岸的军区政治部农场，与早期到这里的那拨北京学生“会师”。
在政治部农场，有同学夜晚蒙在被窝里“偷听敌台”，从美国之音广播中得知了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的消息。当他把这一消息在黑暗中低声告诉大家时，似乎并没有引起特别的“热烈”反应。彼时的我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到哪去”，人类第一次在月球表面留下脚印的重大科学突破，实在离我们过于遥远，更何况那还是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事。
半年多的“悬空”状态，使我们的思想开始分化：在军营却不是真兵，少部分人萌生了“转正”，入伍当真兵的想法；大部分“出身”不够格的同学不敢动这方面的念头，进机关也根本别想；西藏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企业，务工的机会微乎其微。剩下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到军区生产部下属的农场去当农工，二是直接到农牧区公社插队。但两次与西藏农村的“零距离”接触，又使多数原来打算插队的人发生了动摇。
在插队问题上，我坚定不移，认为这是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实际行动，也是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我一直把保尔当成偶像，此时就从心里把不愿下乡的同学们都当成了“冬妮娅”那样的“同路人”，有意疏远了。一起进藏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人坚持要插队，但我认为我们是“光荣的少数”，是“革命的孤立”。
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十二三岁争取入团起，就不断检讨与生俱来的“家庭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刻苦改造世界观，“自觉到最基层、最艰苦”的环境中去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几乎已成为我的一种“本能”。背后无大树、头顶没余荫，也“逼”出了我不依靠别人的坚韧性格。依然与我一样坚持要求下乡插队的胡绎、刘晓莉，被我视为志同道合的坚定战友，我决心与他们一道尽快奔赴农村，迎接新的战斗洗礼。
1969年8月初，我们告别政治部农场，奔赴山南地区农村。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这是在西藏插队与内地下乡最大的差别。刚到东来时，我们与老乡沟通很困难。好在东来队就在县机关所在地，因此不少年轻人多多少少都会说一些汉语，而多数人能听懂日常用的汉语。我们就一句一句地向老乡们学藏话。两三个月后，“汉话、藏话加比画”，成为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而随着时间的延续，汉话、比画越来越少，藏话越来越多，大约不到一年，我们就完全“藏化”，不仅可以与老乡们毫无障碍地交流，而且能附和着说“荤笑话”。
插队那3年，正处于极左思潮风行的年代，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的我们也干了不少荒唐事。其中一次“拦路”打劫，就让我终生愧疚。
大约是1970年秋天，按照上级部署，加查农村开展了反对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运动。除了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学习会上做忏悔式的自我批判外，以高度的警惕性观察身边的“阶级斗争新苗头”，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动向，也是衡量革命觉悟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准。为了紧跟形势，我们也挖空心思，寻觅蛛丝马迹，创造斗争机会。这时有人提出，东来公社的西邻藏木公社有人自己烧制茶壶、水罐等，私运到洛林区去交换酥油等畜产品或直接出售，用以补充衣食不足。
藏木公社是加查的陶器产地，素有烧陶的传统，但公社、生产队都坚持以粮为纲，不搞这种偏离主业的副业，制陶全是社外的单干户或社员业余时间的“私活”。制陶本身并没被划入“非法”，因为产品主要卖给本地乡亲或区供销社。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自行运到外地卖，就被视为“投机倒把”了。这里有两条“线”：一、公社加工厂生产的东西，无论卖给谁，都姓“社”；二、个体生产的东西，只要在本地卖或卖给“公家”，就不姓“资”，但把个体生产的陶器私自运往另外一个区去卖，就“犯法”了。
从藏木到洛林，洛林沟石桥是必经之路，而这座桥就在加工厂大门外。每天有什么人、带着什么东西从桥上过，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堵住这条“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黑路，我们决定在桥头设“哨”，一旦发现“情况”，即行查扣。
没想到设“哨”的当天，就取得了“战果”。上午10点左右，负责“瞭望”的小伙子报告说，一个背着满满一筐陶器的人正从藏木方向走来，还赶着一头驮着陶器的毛驴。我们闻讯立即兴奋起来，如临大敌，赶到桥头准备阻拦。那人全然不知地朝石桥走来，根本想不到已经劫难临头。刚刚走过石桥，他就被我们拦下，看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发觉不妙，脸色顿时变得煞白。结结巴巴地回答了询问之后，我们厉声指出了他“投机倒把”行为的严重性质。得知他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后，我们更提高了批判的嗓门。桑木冬队的社员也闻讯陆续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加入了批判的行列。桥头举行了一场“人赃俱获”的小型批判会，那位藏木的老乡一直哈着腰，频频点头表示“认罪”。由于“态度好”，我们决定“宽大处理”，只没收陶器，不没收“投机倒把的重要工具”——毛驴，放他回家，并让他警告那些与他同样有“投机倒把”念头的人，不要重走邪路，否则会更加严厉惩处。那位老乡灰溜溜地返回了，多天的心血化为乌有。而我们则在桥头摆开了“卖场”，把所有陶器低价卖给了围观的众位乡亲，赢得了一片赞许。卖陶所得的30多元，全部上缴集体。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换粮食，能换两三百斤呢。
从内心讲，我当时其实很同情那位藏木老乡，看着他垂头丧气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但受大潮流推动、大气候感染，我难以自已，常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而干类似的荒唐事。我们的这次打击“投机倒把”行动，其实无异于拦路抢劫，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它不仅伤害了那位藏木老乡，而且造成恶劣的影响，封堵了无数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弥补衣食不足的路子。
我们插队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与内地不同，西藏、新疆、内蒙古三个民族自治区的运动，夹杂了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就在我们争取下乡的过程中，1969年，西藏尼木等少数县发生了被定性为武装叛乱的暴力事件。
大规模的“整肃”运动大约是从1971年秋天开始的。这之前不久，西藏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西藏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曾雍雅被调离西藏，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西藏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R某，接替曾担任革委会主任，成为自治区“一把手”。
1971年8月，西藏举行第一次党代会，R某当选第一书记。当时在西藏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曾雍雅调离的主要原因就是“平叛”、清查不力。而以派性明显、支持“大联指”著称的R某主政伊始，便雷厉风行，迅速把整肃“暴乱”“复叛”“预叛”的风暴，燃向全藏，与“一打三反”结合在一起。
东来公社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动员大家放手揭发有关“预谋叛乱”问题。凡是对解放军不满的言论、行动，都在清查之列。
在工作队的鼓动下，全公社掀起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的“揭批”热潮，一些原来的“闲人”活跃起来，也精神起来。围绕着我们，各种传言纷纷而来：“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为什么不在北京待着，到西藏边疆来干什么？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要那么多波段的高级收音机干什么，可能是用来与境外特务组织联系的。”……西藏偏远，加查更偏远，在执行“最高指示”中的“创新”，就更加偏激。作为知青中的“出头椽子”，我先是被工作队负责人G叫去，接受“政策教育”的训话；没过多久，又被“请进”学习班，晚上不准回家，也不许与外人交谈，大概是“防止串供”。工作队还重点清查了我所负责的公社加工厂的账目，可翻来覆去地查，最后是“分毫不差”，只能作罢。但由于我的原因，加工厂被解散了，所有人返回各自原来的生产队，我则回了东来队。隔离“办班”“背对背揭发”，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疏离了我与一般社员的关系。为了“少惹麻烦”，大家减少了往来，平时接触也不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了。
我们发现运动开展以后，连家信也“走”得越来越慢了，从以往的一个半月延长到两三个月，更惊人的是，收到的家信竟然有被拆开的痕迹。报纸“迟到”，私信被查，广播信号微弱不稳，我们基本与世隔绝，成为“信息孤岛”上的现代“鲁滨逊”。
大约1972年初，对“复叛”问题的清查在拖延了几个月后，终于收场，好像也没做什么结论。但运动依然要“紧密结合本地的阶级斗争实际”，把原本已经被专政的仲巴代理人等老四类分子拎到前台，硬逼着他们承认“一直妄图复辟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时时刻刻想着变天”。我曾参加过几次这种批斗会，夜晚，批斗会以篝火堆为中心展开，批斗对象被安排在临近火堆的地方弯腰站着。围坐的社员不时发出质问、批判。情绪激动时，有人便站起来边高声责骂、边推搡，把“主角”故意往火堆方向推。好几次，仲巴代理人险些被火苗燎到头发，脸庞被灼烤得通红。躬身站在一旁的“陪斗”家人，被吓得瑟瑟发抖。批斗之后，队里还安排几个年轻人悄悄爬上仲巴代理人家的房顶，从火塘上方的出烟天窗偷听屋里的对话，看有没有“不满的反动言论”，为下一轮批斗准备“炮弹”，但没取得任何成果，只听到仲巴代理人痛苦的呻吟声。
在我的记忆中，总共一百来户的东来公社，至少有五户变成了新的“专政对象”。二十多户的东来村，就有两户原来的富裕中农被“升”为富裕农奴（即内地的富农），而这两户恰恰都是我们的邻居。仅一墙之隔的近邻，就是那个被排斥在公社外面的单干户，家里劳动力较多，还有几头大牲畜，地也比较好。隔几户的那家，男的是有手艺的木匠，被定为富裕中农，但因老婆的成分是奴隶，他们被吸收进入了公社。成分一“升级”，立马由“友”变“敌”，那个近邻被“扫地出门”：原来的房子，分配给了队里的两个贫困户，他们全家被驱赶到村边的废屋中暂时栖身，随身只带了简单的个人生活物品和简陋的农具，藏毯、马鞍、藏柜等“奢侈”物品统统被没收。不久后队里搞了“浮财”的折价拍卖，但只有贫下中农拥有购买权，一般是用很低的价格买到“称心”的东西。原来富裕中农成分的木匠本人升级为富农，成为打击对象。
东来公社的其他队有没有“阶级成分升级”的记不清楚了，但在“一打”中被新划成反革命分子的，至少还有三人。他们有的曾经在寺庙中担任过低级职务，有的从事过“跳神”一类的活动，除了“清算”历史老账，还被揭发出诸如“诅咒共产党领导”“对公社化不满，埋怨干活累、吃不饱”等“现行反动言论”。其中一位还是公社革委会委员。由于不愿接受一下变成敌人的现实、忍受不了轮番批斗，三人中的两人“外逃”了。为了防止他们“叛国投敌”，公社组织了几路人马分头追捕。几天后，在雅鲁藏布江上游、朝桑日县方向的一个江边岩洞中发现了其中一人的尸体，本来已经年迈的他，是过度疲劳、惊吓、冻饿而死的。
经过和平解放、平叛改革、公社化、“文革”，西藏的阶级敌人队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扩充、日益增强，这真令人啼笑皆非。
作者简介：
吴长生，1968年到西藏参加边疆建设，1972年进西藏日报社工作，是进入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藏北“无人区”采访的第一个新闻记者。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83年进《人民日报》工作，先后任经济部农村组组长、经济部副主任、华东分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香港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国际部主任。
（责任编辑：林嗣丰）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