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编撰《知青志》的三点认识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沈国明 时间:2025-08-27 点击:
根据我对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的理解是，馆里要有《知青志》的。王伟光院长刚才的讲话，谈了他对编纂《知青志》的五点意见，说得很明确，我深受鼓舞。
下面，我谈谈对编撰《知青志》的三点认识。
第一点，编纂《知青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编撰志书是组织化的系统工程，官修志书是传统。即使是边缘小县城，都有专修地方史志的人员，由于他们的工作，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让我们可以资政鉴史。为官一方的官员上任，一门重要的功课是阅读当地的地方志，了解地理资源、人文历史，以利开展工作。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修志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没有中断的一个重要因素。
志书作为官修史书，均由政府或官方机构为主导，这是保证志书权威性、客观性和系统性的基础。非官方机构可以整理相关史料，但这类作品不是正式志书，因为缺乏权威性，资料不全，所以不可能正式出版。对于这一点常识，大家应该都是很明白的。
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开馆了，但是，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编纂《知青志》，结束知青分馆“有馆无志”的状态，让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名副其实，应该是今后一项急迫的任务。
当代修志，隔代修史。现在这一代已经整体性的跨过古稀之年的门槛，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可以真正有效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10年，甚至不会超过5年。
也许人们会说，知青不参与《知青志》编纂问题不大，后人也可以编纂。听上去有道理，但不符合“当代修志”原则。志书记录历史，与史书记录历史不尽相同，主要是记录，而当事人记录经历的事情是别人无可替代的。现在城里的年轻人把上山下乡视作“天方夜谭”的不在少数，由他们编《知青志》，其权威性、系统性是很难达到志书要求的。
第二点，知青志的编纂，具有特殊的难度。
我这里说三个难度。
首先，知青志是以人群为记录对象的志书，而且，这个人群是在一个时间段出现的人群，现在，知青故去很多，在世的基本是一种分子化的存在，组织化程度很低。我说很低，因为还存在像“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这样以知青为主体的社会团体。编纂这样一个人群为对象的志书，官方需要找到合适的编纂者，这很难。
地方志由当地史官编纂、行业志、事件志由本行业、相关单位编纂，因为他们熟悉情况、掌握史料。而把知青作为青年群体，交给青年组织，团省委、团市委绝不可能将这个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我们尝试过，连知青专题图书资料库放在团校的可能性都没有。把编纂工作放到劳动局，也就是现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安置青年就业角度记录历史，结果可想而知，他们会编写《劳动志》，绝无可能编纂《知青志》。
知青志的编纂，具有特殊的难度之二，是时间紧迫。知青的数量是恒定的，只减不增，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在减少，今后几年会迅速减量，再过二十来年，这个人群基本就不存在了。部分热血知青有热情参与编纂工作的热情，但是，没有政府或官方机构为主导，他们无法参与。这项工作再拖几年，《知青志》基本上就黄了，我不希望这么宏伟的“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真的做实“有馆无志”，被人耻笑。
难度之三，是对编纂《知青志》存在不同认识。知青是个敏感话题，现在不能出版关于知青以及上山下乡的书籍，对知青志的编纂都有很多顾虑。
实际上，知青以往上访的原因是因为生活无着落等原因，而现在，这个人群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都很珍惜现在的安定生活。
第三点，提一个建议。
鉴于上述理由，我建议中志办同意上海试点，开展《知青志》编纂前期的资料长编工作。
之所以提出这项建议，基于以下原因：
一、大家认同和坚持“官方主导”的原则。2023年举行了专家论证会，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党史办、市社科联、市历史学会、市党史学会等部门组织专家对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为主体的前期工作进行了评价。
会议认为：1、该研究会的工作符合规范学术研究的要求，史料工作很扎实；2、鉴于国家尚无编撰《知青志》的计划，故编撰《上海知青志》条件尚不成熟；3、建议继续开展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在国家启动编撰《中国知青志》前，可以尝试根据志书的要求撰写《上海知青志》相关内容，但不宜正式出版。
基于这样的结论，我与研究会的成员拜访了上海档案局（馆），与他们进行了沟通，他们表示给与支持，但认为，现在没有《知青志》这个项目，如要阅看相关资料，必须有中志办或地方志办公室的文件，否则，只能让编纂者阅看报刊资料，而不能看劳动局和当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资料。这样的资料类型，与志书的要求是有距离的。所以，有必要恳请中志办同意上海开展资料长编工作。
二、上海具有开展资料长编的现实条件。上海是全国各省市中，上山下乡知青人数最多的城市，也是资料留存相对较多较完整的地方。十多年来，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建立了知青史料文献库，收集了数万件文献史料，而且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该研究会出版了六卷本700万字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上海知识青年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基本成型有待出版的同类史料还有上海知识青年在云南、在安徽、在黑龙江等省的史料。这些工作基本上是由在各省下乡的上海知青志愿者完成的。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方志办、上海通志馆的支持，相关省的档案局（馆）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启动资料长编的工作具备较好条件和基础。
三、建议以上海作为试点，编纂《上海知青志》的前期工作，即编写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资料长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成功经验，以试点开路，蹚出新路。上海的各领域承接了很多试点任务，近十年承接得有自贸试验区、营业税改增值税、司法改革等等，我们希望在编纂《知青志》方面，也吸收试点开路的经验，恳请中志办根据条件，选择上海作为试点，为日后编撰《上海知青志》提供基础，同时为今后国家启动编纂《中国知青志》积累经验。
以前，上海的方志工作没少挨中志办批评，因为各部门拖拉，方志办努力催，但效果有限，上海方志办为此力求搞一部地方立法，一起结束编纂志书的被动局面。我在启动社科志的启动仪式上说，大家要高度重视。我见到的情形往往是，要大家写的时候都不重视，志书出来了，就惊呼，“为什么没有我们？”与这种情况相反，《知青志》编纂积极性非常高，编写者根据上海知青当年的去向，分成9个组。成立之初，由承担过志书编写的专家每周一次上课辅导，现在形成了一直整齐的队伍。我希望各级领导部门珍惜这样的工作热情，支持他们把这件事做好。
最后，表个态，我们会对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开展资料长编工作加以监督，相信上海方志办也会恪尽职守，严格按照中央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来编纂史料，将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所做的工作必须让组织上放心，对历史负责，对后人有个交代。
（晓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