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
来源: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何家弘 时间:2025-08-15 点击:
关于祖父的记忆有过两次反转，而且是零星碎片的拼合。然而，我与祖父的谈话是平和的，也是深刻的。
在我幼年的心目中，祖父是很有派头、很有知识的老人。每年春节，父母带我们去拜年。祖父和祖母身穿老式服装，坐在太师椅上，地上放一个布垫，我们轮流跪地磕头。然后，祖父派发压岁钱，每人10元。有时，祖父让我们背诵唐诗，也会给奖励。祖父还给我们讲古代故事，例如孔融让梨和司马光砸缸。祖父喜爱书法，自己写对联，贴在院门上。我印象最深的一幅对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尽管我当时不懂其意。哥哥还告诉我，爷爷以前是将军。总之，祖父在我心中的形象很高大，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形象一落千丈！
祖父有五个孙子，我最小，因此他喜欢我，经常给我讲故事，还教我下象棋。我也喜欢祖父，但是不喜欢他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穿上工作服，系上蓝布围裙，坐在北屋前，干一些从街道领来的零活，例如糊火柴盒、拧铁丝网。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干这些活。他说，人要劳动，要自食其力。我听哥哥说，爷爷干这些活，一个月也就能挣十几块钱。这让我感觉很丢脸。
一天放学后，一个同学来我家下象棋。他看见祖父在干活，就小声问我，这是你爷爷？我点点头。他说，你不是说你爷爷是将军吗？你真能吹牛！我说，我爷爷以前就是将军。他喜欢干这些事，就像我们做手工。他嘲笑说，你爷爷是糊火柴盒的将军！我们不欢而散。
同学走后，祖父走过来，笑呵呵地说，要跟我下一盘棋。我当时很憋气，就说要出去找同学。祖父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变得很尴尬。我看到了，但还是跑了出去。我知道自己的态度很没礼貌，但我当时就是不想跟爷爷下棋。多年过去，此事还印在我的心里。然而，后来又发生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情，让我感觉颜面扫地，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扫地”。
1966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当时，我家住在和平街13区的楼房，我在和平街三小上学。其实，我们已经小学毕业，但是还不知去上哪所中学，就成为“两不管”的学生。我们很高兴，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每天就是“玩儿”，踢足球，打篮球，抓蜻蜓，逮蛐蛐。我也想参加革命，但不知该干什么。后来，我终于找到一项革命工作。
一个同学告诉我一种免费乘坐公共汽车的方法，只要手持“红宝书”，到车上朗读毛主席语录，就不用买车票。我家旁边有13路公共汽车，从和平街北口到三里河。我在始发站上车，售票员每次报站之后，我就朗读一段毛主席语录。有时乘客很少，司机和售票员就鼓励我唱一段毛主席语录歌，还能得到乘客的掌声。于是，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去。大概因为我读得很好，多位售票员都欢迎我上车。我也曾看到售票员不让小学生上车的情况，说他们不好好读语录，只是去“蹭车”。13路汽车经过多个景点，包括地坛、雍和宫、北海、白塔寺等，我确实有坐车观光的感觉。
当时，母亲不让我到外面乱跑，但是支持我去公共汽车上宣读毛主席语录，因为那比较安全。有时，我给她讲我坐车看到的事情，她也愿意听。后来，她还让我顺便去看看爷爷和奶奶。
一天上午，我对售票员说要中途下车去看爷爷奶奶。那个阿姨对我很好，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在报子胡同东口下车，沿着熟悉的道路向西走去。在走过报子胡同小学的校门之后，我看见一个扫大街的老人。他穿一身破旧的工作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手拿竹扫帚，弯着腰，一下一下很吃力地扫地，后边还站着一个戴红袖章的人。这人是我的祖父！我愣住了，不知所措。祖父也看见我，他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扫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感觉祖父很可怜。他都快80岁了，还要干这种事情。另一方面，我感到耻辱，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我的爷爷。
我快步走到胡同西口，进院后见到祖母。奶奶说，上个月来了几个红卫兵，还有街道的人，把爷爷拉走批斗，然后就让他每天去扫大街。奶奶让我赶快回家，以后也不要再来。我走出院门，没有向东走，而是向南走到白塔寺，坐13路汽车回家。那天晚上，我告诉了母亲。母亲叹息后只说了一句话，你爷爷不是坏人。
1968年1月，学校“复课闹革命”，和平街那几所小学的毕业生就集体升入和平街中学，直接上二年级。其实，我们很少上文化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毛主席语录，或者参加游行、军训等活动。我是积极上进的人，而且有革命激情，就要参加红卫兵。一个老师对我说，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你爷爷是反革命官僚，你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我当然要革命，就坚决与祖父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革命活动。后来，我不仅加入了红卫兵，还当上了排长，相当于少先队的中队长。
1969年7月，我初中毕业，然后就准备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0月5日，我告别北京，奔赴黑龙江，开始“知青”生活。在那里，我又一次感受到祖父在我身上打下的“黑色印记”。我干活不怕脏不怕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文化活动，但始终无法实现“入党提干”的梦想，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庭。1977年底，我“返城”回到北京。那几年，我陆续听长辈们讲述了祖父的事情，于是我对祖父又有了新的认知。
祖父姓何，名长庚，字景廉。何家的祖先是中原人，清朝时到东北，在汉军旗中做官，后代就定居东北。何家有“重文轻官”的族风，祖训是“不求闻达显要，但求宁静安康”。
民国初期，曾祖父何海庭是奉天府颇有名气的中医。张作霖主政东北，结交各界名流，他也是张家的座上客。祖父是何家次子，喜好读书，且有家国情怀。他有三子四女，长子振中，次子振华，三子振民。假如生有四子，一定取名“振国”。他主张教育兴国，在奉天开办私塾。后来教育改良，推行“新学”，他就创办一所新式小学，担任校长。
因为何家与张家有私交，而且张学良也主张推广“新学”，所以祖父就结识了比他年轻的张学良。祖父的四弟就是得到张学良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后来，祖父与张学良的关系又有发展，成因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1924年12月，孙中山到天津会见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其间，孙中山介绍了他在广州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并希望东北军送青年军人去学习，张作霖满口答应。回到奉天之后，张作霖让人询问了一些青年军官，但无人愿意去。
后来，张作霖见到曾祖父，想起此事，就说道，你家二公子聪明好学，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可以去广州学习。他介绍了孙中山创办的军官学校。曾祖父说，犬子并非行伍之才，而且已过而立之年，恐怕会辜负大帅。张作霖说，他不一定要去学打仗，也可以学军需后勤。作为东北军派去的学员，他的费用都由东北军负担，而且学成之后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差事。曾祖父只好答应了。
1925年底，祖父奉命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经理科。该科学员不是入伍生，入学年龄也有放宽，主要学习财务审计、物资调配、运输管理等军需后勤类课程，于1926年10月毕业。
回到奉天之后，张作霖果不食言，安排祖父到四平市担任铁路局长。那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不过，祖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不取不义之财。他还自己取字“景廉”。后来，祖父对外使用的名字就是“何景廉”。我曾见过祖父的一个铜墨盒，上面刻有松竹图和“赠何景廉先生”等字。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接替其父的职位，成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后，祖父决定从军，就投奔张学良，担任军需官。东北军撤入关内之后，祖父把家安在北平，自己则随军行动。 当时，东北军的人财物都比较混乱。听我大爷讲，东北军的一个师长找祖父借钱，张口就要五万。祖父说，我可没有那么多钱。师长说，你在银行有好几十万哪！祖父说，那是东北军的钱，我不能动用。据说，当时有些官员就趁乱侵吞公款。祖父公私分明，为官清廉，很受张学良赏识，就留在其身边主管军需，上校军衔。
1936年底，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时，祖父就在西安。他直接参与了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事变之后，祖父没有受到处罚，但是被调离东北军。抗战期间，祖父在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一个军装被服厂担任厂长。后来，他又担任了财务稽核的长官，并晋升为少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直接参与了接收伪军装备的工作，受到上司嘉奖，他的军衔也被晋升为中将。不过，他很快就告老还乡，隐居北平。听母亲讲，那段时间父母与祖父一起住在南京，祖父的心情很好。一个原因是战争结束了，他们可以过上安宁的生活；另一个原因是他很风光，经常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与大人物平起平坐。晋升军衔之后，祖父正在事业巅峰，却突然隐退。母亲深感意外，曾问过父亲，但父亲也不知缘故。那是一个谜。 新中国成立之后，祖父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北京市西城区成立扫盲学校，聘请祖父去担任校长。祖父亲自招聘教师，组织教学，每天早出晚归，乐此不疲，因为这正是他的老本行。他还当选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扫盲工作结束之后，他就在家赋闲，读书写字，侍弄花草，自食其力，颐养天年。
1979年，我考上大学后，母亲让我去看望祖父。她说，你爷爷一定很高兴，因为你是他的五个孙子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我又来到报子胡同（当时已改名为“西四北三条”）的那个小院。祖父母都已是耄耋老人，但基本上还能生活自理。我大姑家住白塔寺，经常会过去照料。祖母的记忆力已大为减退，但祖父的记忆力还很好，语言思维都很清晰。
祖父说，他对官场斗争感到厌倦，就决定告老还乡。当时有朋友为他惋惜，但他并不后悔，而且后来还发现自己是因祸得福。假如他继续留在军中，那就要参加内战，就可能有不好的下场。正像古人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祖父还对我说，你很聪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成为法律专家。你不适合做官，就一心一意做学问吧。
我又讲了那次看见祖父扫大街的事情，问他是否记得。他说记得，因为当时他也很难过。他自己可以承受那种事情，但是不愿意让孙子看到他的样子。他又对我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得意就有失意。得意时要自省，失意时要自强。即使遭受冤屈，也要不屈不挠地活下去。俗话说，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这就是人生的自然平衡。
那是我们祖孙二人的一次长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多年过去，祖父的教诲仍然回响在耳边，并给我前行的指引。例如，祖父说我不适合做官，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的人生选择。其实，我确曾有过做官的机会，但是被我放弃了（此事另文再叙）。又如，我曾接受央视《今日说法》记者的采访，就“错位人生案”的审判进行点评。我认为，原告方举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偷换婴儿的指控事实，因此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与该案的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收取过任何人的财物，我的点评是客观公正的。然而，我却遭遇了“网暴”，有人断章取义、恶意歪曲，有人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于是，我又想起了祖父的教诲。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要继续走我的路，做我的事，享受我的生活。
1981年的春节前夕，祖父在家中去世，享年92岁。三年之后，祖母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
修改于2025年07月30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责任编辑：林嗣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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