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垦荒先锋——余友清
来源:《红心闪闪传万代》 作者:《红心闪闪传万代》 时间:2025-07-25 点击:
铁道兵垦荒先锋——余友清
余友清，原名周光元。1905年1月生于湖南慈利县岩泊渡赶舟湾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四师十团二营四连的战士、班长、排长、司务长和二营营部管理排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绥远骑兵支队的副大队长、大队长、副支队长（即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一野战军十九师五十五团副团长、团长、五十六团团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十九师副师长、铁道工程第五师副师长、志愿军铁道兵8505部队（五师）副师长。从朝鲜归国后，历任铁道兵8505部队副师长、铁道兵八五○部农场场长，铁道兵农垦局八五○农场场长，牡丹江农垦局八五○农场场长、东北农垦总局虎林分局局长。
余友清幼时家境贫苦，全家四口靠父亲周名岩做船工和种二亩山田为生。为了挣几个钱，余友清从七八岁就开始劳动,14岁时已和成年人一样，和父亲一道担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给鱼贩子背过鱼、当过长工、做过学徒、撑过船，过早的沉重劳动使他刚刚成年时就驼了背。1924 年本乡农民暴动，穷人自发起来地主斗争，余友清也跑去参加了。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来到湖南一带进行反围剿运动战。余友清便披一条麻袋，撑一只舴艋小舟，沿着澧水去投奔红军。1935年初调到红二方面军四师十团二营四连当战士，不久又当了班长、司务长，8月，调到营部当管理排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红二方面军在湖南进行的几场著名战斗，在战斗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余友清任管理排长时，跟随部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长征途中，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余友清想尽办法为部队等集草根、野菜。为筹粮，别人一天走120里，他要走180里；他还经常把自己很少的一份口粮分一半，悄悄地塞进伤病员或体弱同志的挎包。
1936年10月，红一、二方面军会师甘肃，余友清调到五师当战斗排长。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他参加了山西忻口大战。1938年至1942年，他先后任八路军绥远骑兵支队第四大队长和支队的副支队长（即副团长），率领一支精悍的骑兵，沿着长城，打击日寇。1943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是延安党校的学员.1949年在绥远剿匪时，冲锋在前，战斗结束时，他发现戴的狗皮帽子被土匪打了个洞。时值隆冬，他发誓说，不抓住土匪头子不换帽子。后来，终于灭匪擒酋，可头皮也被冻伤，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解放战争初期，他参加了绥包战役；1946年参加了晋绥、集宁、大同战役。1948年他在一野十九师五十五团、五十六团任团指挥员时，参加了扶郿战役和南下解放四川的战役。
在战场上，余友清有一股不消灭敌人誓不罢休的“倔”劲。扶郿战役后，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有一个连叛变了，半夜里悄悄地把队伍拉走。余友清奉命率一个加强连急追，他带领部队跑步追击了12个小时，追上并全歼了顽抗之敌。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余友清成长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能指挥和敢于打硬仗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曾三次负伤。
1952年十九师党委对余友清的鉴定是：“战斗勇敢，执行党和上级的任务命令坚决，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工作上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一个够标准的共产党员。”1955年党和国家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独立”勋章和“解放”勋章，并授予上校军衔。
1954年6月，铁道兵五师在东北正待向鹰厦线转移的前夕，王震司令员来到工地，与将要退伍的干部战士做了亲切谈话。
“余友清，去北大荒办农场怎么样？”这是王震司令员对余副师长的第一句话。
余副师长并不感到突然，他毫不犹豫地说：“党需要我去我马上就去！”
将军和蔼地笑着，说道：“考虑考虑，开荒种地是一个艰苦的战斗岗位啊！”
余副师长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早就考虑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头捏得咔吧直响，这是他在心情激动时的习惯动作。司令员见余副师长的态度很坚决，于是高兴地说：“你先带一部分转业官兵去。你们是打头阵的，是去点火的，得搞个样子，搞得红红火火才行，以后的发展很大，后来的要按你们的脚窝子走。你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搞些粮食，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好办了！……”
余副师长兴奋地说道：“保证全心全意地与退伍战士同甘共苦，把农场办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请首长放心吧！”
司令员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王震将军和他谈话的第二天，他就背了一个小背包，带了一个警卫员同将军一道，到北大荒踏查，选择建场地点来了。
1954 年 10 月，余副师长踏荒回来，就带上 540 多个转业官兵，背着被包，扛着铁镐、铁锹、枪支，向黑龙江省虎林县进发。
余副师长抓起一把黑土，一展手，满掌是湿漉漉的黑水，像油一样，多肥的土啊！余副师长容光焕发，嘴唇在兴奋地颤动。走着，走着，他看见张开平干事大声地说道：“叫文化教员指挥唱歌！”望着这荒凉但又富饶的草原，谁不激动呢？于是官兵们以志愿军战歌的曲子，唱起了自己填的词：
雄赳赳、气昂昂，奔向北大荒，
为人民，为理想，建设新家乡。
毛泽东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艰苦奋斗，翻天覆地干一场。
傍晚，来到一处漫岗坡前，余副师长说道：“到家啦！”于是官兵卸下了被包，铲去了草皮，撑起了帐篷，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官兵点燃了一堆堆篝火，烤着余副师长打的野味。官兵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听余副师长谈着农场的建设规划。他热情洋溢地说着哪里种小麦，哪里种水稻，哪里盖学校和医院……
面对着这片野兽纵横的荒原，他并不因将要碰到的各种困难感到丝毫畏惧，他对党的事业满腔热情和这种坚强的意志，深深地感染了官兵们。
余副师长停了停，又说：“你们都是建设者，是主人，你们谈谈农场该咋个搞？”
于是官兵们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东西都说了出来。他乐呵呵地听着，点着头，说：“对头、对头。”
随着他的描述，战士们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美丽的场景，随之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第二天，官兵们就开始了营建。北大荒的树条子，乌拉草遍地都是，不几天工夫官兵们就盖起了十几座窝棚和适于过冬的坑道式地窝子，上面铺些树枝和干草，再压上土和雪，门口用草帘子挡着，里面搭了对面床铺，没有任何取暖设施。
1955年元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代号八五〇为名，在虎林县政府礼堂举行了农场成立大会，会后，余副师长选了一块上好的黄波罗木，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八五○部农场”。战士们敲着脸盆，放着鞭炮，将这块牌子挂上了场部大门。
余副师长成了官兵们的场长。他无限深情地说道：“北大荒今天只有这样一块牌子，以后将会有更多这样的牌子挂起来的……”
第二天，余友清场长请一位当地的老猎户引路，带着警卫员王永富和一个勘察小组共六个人，冒着数九严寒，闯入完达山脉的马鞍山，寻找伐木点。他们经幸福村，过木柴铺，以每天50公里的行程，挺进马鞍山原始森林。老红军不顾严重的关节炎，带领小组同志风餐露宿于深山老林，先后跋涉一个多月，终于在花尖山和阿布沁河上游河谷一带，找到了日军伐倒的 4000多立方米优质红松困山材，然后安排三个大队的人员，用人拉爬犁从伐木点运到虎林，一站倒一站地运出原木2750立方米，为全场头一年房建和建立场部备下木材。
那年冬雪小，人拉爬犁路面摩擦力很大，于是全场男女老少齐出动，用被单、毛毯、脸盆运雪，铺成90公里长1.5米宽的爬犁道。余场长带头和战士们一起拉爬犁。一天，两个战士推着一挂载满原木的爬犁路过一个较陡的山坡时，爬犁失控顺势而下，原木散乱滚下山坡，这时正在运木的其他战士们丝毫没有发觉，依然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之中。说时迟、那时快，一根原木即将撞上两名妇女的时候，余场长一把推开她们，自己脚部却被撞伤。但老场长依然拖着伤脚坚持在一线，一再叮嘱战士们吸取教训注意安全，在他的精心监督下，运木任务顺利完成。在备料的同时，农场在虎林铁管处家属区建起了一个电锯组，用圆盘锯加工原木；二月份在虎林镇西头一间破房子里，盘起两座烘炉，成立了铁工厂。
虎林街上，锤声叮当地响起来，他们把废铜烂铁熔炼锻造成开荒生产的工具。建场头一年，就在这小烘炉里打出了镐头、锄头、三齿钩、豆铲子、泥抹子、瓦刀和一些生活工具共3.8万件，打扒钉和螺垫2.9万公斤；各种螺丝2.2万个，价值4.6万元。
1955年3月上旬，山里积雪开始融化，逐渐汇成洪流，战士们利用山洪放木，从上游把原木推进水里，冲到马鞍山脚下。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有人喊涨水了！只见山上桃花水夹着冰块猛冲下来，冰面顿时水深齐腰，待用的木材都漂了起来，眼看被洪水卷走，水情就是命令，余友清场长首先脱下棉裤和鞋子，冒着刺骨的寒风，跳进漂着冰块的冷水中，不顾一切地打捞木材。接着，一名大队副队长和另一名战士也相继跳入水中抢捞。那时他们只觉得周身被紧箍着，冰块不时撞到身上，他们不断拨开冰块，扑向漂木。寒冷被那紧张的战斗、奔腾的热血压住了。经过 20 多分钟的奋战，余场长他们把一根根原木推向岸边，一根也没损失。而他们却个个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腿脚麻木，刚出水面四肢全失去知觉。闻讯赶来的官兵们把他们扶进帐篷，帮助脱下内衣，围上被子，拿来白酒让他们喝几口暖身子，又用白酒给他们搓手脚驱寒，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老场长幽默地说：“这个凉水澡洗得可真值啊。”从 1954 年 12 月进山到 1955年 3 月出山，共三个来月，伐运原木 4000 余方，建营房 1.34 万平方米，解决了开荒前 5500 人的住宿问题，为开发农场奠定了基础。
三月的北大荒，乍暖还寒。下旬的一天，在爱民大队召开了全场烧荒现场会，规划了烧荒范围和措施，这时，王震也赶来了，他亲手点燃了第一把荒火，掀开了开发北大荒的序幕。
5 月， 大地解冻，官兵们用自制的农具迎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向沉睡了千万年的沃土一寸、一尺地夺取着阵地。
为了多开荒，官兵们又向当地农业社借了一部分双轮一铧犁，选了18匹骡子开始试耕。生荒地，草皮厚，最糟的是：有些低洼地还积着片片冰碴儿，牲口在里边抬不起蹄一步一趔趄。咋办呢？余场长提出用人拉犁，战士们感到这个办法很好，但作业的人员艰苦些。越是艰苦的事，他越是走在前头。于是他派人找了几根粗绳子，说了声“走！”年近半百的余场长就跳到泥浆里，带头试验人拉犁开荒。在寒冷刺骨的冰水里和战士一起，拉起了犁杖，不一会儿他的左肩就勒出了道道血痕，但依然吃力地向前挺进，由于草地湿滑，余场长有时跪在地上拉犁，战士们都劝他歇息，可他却不肯，棉袄湿透了，裤子划破了，他全然不顾。两天下来，余场长感到用 50 人拉一台双轮单铧犁开荒，工效太低，后来他改进拉犁方法，改装犁刀，加宽犁铲，延长尾板，用20人拉，后改为12人或8人拉，工效大为提高。从此人拉犁成为其他农场和新疆、内蒙古等垦区纷纷效仿的主要开荒方式。余友清和战士们每天起早贪黑，两头不见太阳地苦干。他编出了十个拉犁小队排成雁行，奋力拉犁，你追我赶，东起清河，西至爱民，辽阔的荒原上到处响起了人拉犁开荒的劳动号子声。沉睡了千万年的黑土地，在拓荒者的脚下苏醒了，黑油油的垡片散发出诱人的芳香。
在他的带领下，头一年，人拉犁和锄头就开出了14.45万亩荒地。
就在开荒战斗的同时，在一次场党委（扩大）会议上，余场长谦虚地向新来的农艺师问道：“你说我们先种些什么好呢？”
农艺师眉毛一扬，吃惊地回问了一句：“今年就要播种？”
“是啊！今年不播种，开出这么多的地干什么？”余场长不解地反问了一句。
农艺师有些茫然，答道：“按着农业科学来说，在当年新开的荒地上，是不能播种的！”
“那什么时候才能播种呢？”余场长急切地问着。
“最好是休闲一两年”。
“什么？一两年”余场长唰的一声站了起来，脸涨得红红的，半晌才说道：“国家需要粮食才派我们到北大荒来，不播种我们拿什么交给国家？难道说，这一两年还要国家拿粮食养着我们。”
农艺师感到委屈，场长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解释道：“当年开的荒，又没耙过，土地板结，草根也没腐烂，种子播下去了，也会被草吃掉，到头来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余场长斩钉截铁地说：“能长草，就能长粮食！草能吃庄稼，庄稼就不能吃草？草长起来就锄草，我们这些人连草都斗不过？”
农艺师感到余场长不理解农业科学的特性，于是为难地说：“就不谈农业科学，拿目前本地的习惯来说，也是要隔一两年的。”
“国家需要粮食，能拿出粮食才是对国家负责，我同意播种。”余场长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当天会议上，余场长提议暂时不要做决议，散会后，他没有吃饭，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寻思，他耳边响起了王震司令员的指示：“……有了粮食，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好办了……”他又想起了党提出的建场方针是：边生产、边建设，绝不能等建设好了再生产。
播种，一定要播种！播种什么作物，怎样播种法呢？找群众商量去！
当天晚上他赶到虎林县，拜访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许大爷。许大爷说：“早些年我们闯关东的时候，都是当年播种。既然是逃荒，谁还有多少粮食呢？”
余场长听了非常高兴，在许大爷的耳边大声说道：“老大爷，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
“许大爷，你说生荒地种什么好？”
许大爷想了想，说道：“种大豆保收，有七八成把握！”
“草能不能把庄稼吃啦？”余场长又问了一句。
“这就看人勤不勤啦！人勤苗旺，人懒草肥。另外，种子也要得劲，我看，满仓金就差不离！”
“种小麦呢？”余场长又问。
“小麦可没种过。”
余场长想了想，又问道：“咱们今年试试看，请你当老师，行不行呀？”
第二天，余场长召开会议做出决定，当年播种大豆，并在二大队划了一块地试种小麦。
新开地上浮起了星星点点的绿色。可是杂草长得更快，不几天的工夫就封垄了，把嫩苗压在下面。面对草比苗高的困境，余场长没有唉声叹气，他是军人，军人就是不服输，在战场上打败了敌人，搞农业生产就要打败疯狂的蒿草，于是，他带着众多战士们在生荒地上挥起了锄头，太阳像泄炉的铁水灼烤着大地，而此时荒郊野地也是密不透风，汗水湿透了衣背，旧式的军装上泛起了片片汗渍。几天工夫，杂草锄尽，小苗露出了清爽的微笑。
小麦飘起了绿色的带子。大豆的枝叶迎着阳光向着周围舒展，把重新露出的杂草压了下去。于是余场长又带着战士们忙着送肥上粪。
向地球开战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慷慨的黑土给予了勤劳者以丰收的喜悦。当年的大豆年均每公顷产量 1280 公斤；小麦平均每公顷产量 1450 公斤，创当地的农业生产奇迹。许大爷得知情况后，向余场长竖起了大拇指，夸赞他是在北大荒破天荒种地的第一人。
繁重的农耕生活没有压垮余友清和战士们的心，余场长为了缓解官兵们的情绪，提高业余文化生活情趣，他组织成立第一个文工队，由政工干事张开平负责，由曾淑丽，苏军等 20 余人组成，余友清特批经费千余元为演员购置服装、道具等，主要给机关和虎林县一些单位演出。其中，传统戏剧《审诰命》深受欢迎，后来都拍成了电影《七品芝麻官》。1958 年 3 月，大批复转官兵来农场后，余友清又整编了文工队，抽调时任八队队长张荣负责，4 月，农场组织转业官兵赴北京汇报演出团，到京后向总政和公安军首长汇报了北大荒和八五〇农场转业官兵的生产生活情况，给总政和彭总送去了反映北大荒风貌的文艺品。总政副主任甘泗淇上将接见并宴请了文工队成员，请他们看戏和五一观礼。公安军首长专门给来北大荒的官兵写了慰问信，并赠送管弦乐器、演出服装、办公用品、卡车和 5台摩托车等一火车皮物资。回场后，这支专职文艺团体自创自演，活跃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深受欢迎。
当时，八五〇农场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涌现出了剧作家沈默君、著名演员郭允泰、张莹、管宗祥、袁玫、音乐作者陈地等名家。五分场（卫星城）文艺实力最强，在当时影响也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文工队相继解散，只有五分场的文艺队伍持续到1962年。
以转业官兵为主的文艺创作和演出，铸就了军垦文化之魂，在北大荒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开花结果，而八五〇农场正是军垦文化之根。
余友清十分关怀流放到北大荒的文化流人，为他们提供较好的住处。关心他们的思想，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他们解决口粮问题，尽量让这些流人生活比战士们好一些。在他的关心照顾下，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聂绀驽创作了诗歌名篇《大荒草》。丁聪在云山工地创作了漫画专刊。还有解放军总政治部专业剧作家沈默君和罗国士创作的《自有后来人》（红灯记原版）等名篇。为北大荒流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场成立后的第二年，决定将场部迁至虎林西岗。白手起家，没有木料，没有钢材，余场长陷入了沉思，但他很快就有了办法，于是，他开始琢磨上山寻找木材，到日伪留下的工事里寻找钢材。他动员全体机关干部到处寻找废旧钢铁，冒生命危险带头进入虎头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起出大批未用过的炮弹，卸掉引信，炮弹头就是上好的钢料。据警卫员王永富回忆，余场长和战士把找到的炮弹和其他废旧钢铁放到了山坡下进行分拣，他在拆解一枚高射炮弹过程中，手里的工具突然折断，崩起的铁片直接射进了老场长的小腿，顿时鲜血直流，我急忙赶到他身边，这时发现鲜血已渗透了军裤，余场长用手按住伤口笑着说：“小王啊，战场上日本人的炮弹都没炸死我，没想到今天让这个小工具给挂了花。”王永富赶紧给老场长进行包扎，说：“场长，你赶紧回卫生队治疗吧。”但余场长又笑着说：“这点小伤我吃得消。”说完他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一个多月过去了，从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里拣来的炮弹皮加上从场部周围山上的壕沟里拣来的许多废铜烂铁，铁工厂开工了。没有砖，余场长把机关全体人员组织起来刨日寇营房旧砖。砍条子、割洋草、打扒钉。在废墟上建起了场部，盖起了虎林县第一座四层大楼，包括办公室、宿舍、仓库等。1956 年秋，场部从虎林迁到西岗。
同年，铁道兵农垦局在密山成立，王震部长给余场长来信说：“老母鸡该下蛋了。”要以八五○农场为基础。在密山、虎林、饶河、宝清四个县扩建六个总场，并要余场长立即进京开会。余场长临走时向业务部门交代，要赶快编制扩场计划。余场长开会回来后，在审查扩建计划时，发现在收入的总计下，是一个很短的数字，但在支出的总计下写着一串很长的数字。这下他火了，大声地说道：“这超支的数字向谁要？向上级要？上级又没栽摇钱树。自己不想法，动辄就向上伸手，我就看不惯。北大荒遍地是宝，就怕懒人腰！”
于是他积极组织人上山伐木，为扩场筹集资金。
就在三九四九棒打不走的严寒里，余场长带着七个人到完达山找伐木地点。战士们坐着四匹马拉的爬犁在凛冽的风雪中走了一天，到完达山夜已深了。
战士们用拾来的干柴架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拿出了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在火上燎了燎，就啃了起来。
余场长的风湿性关节炎又发作了，他把膝盖靠近火头，用劲地揉着。战士们不禁为他的身体担心，说道：“余场长，你应该去休养才对，长期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他笑了笑。
往火上加了几根干柴，答道：“咋个不行！老毛病了，治不治都一样，关节炎又死不了人！”
警卫员王永富嘟着嘴说：“副师长，你为革命流血、挨饿，受累几十年了，你也不到城市去，偏偏要到这荒原来！”
余场长怔了一下，轻轻地问道：“你说什么？都往城里跑，这北大荒派谁来建设呢？”
“我是说现在革命胜利了，城市条件又好。您身体又有病，讲条件，论需要，你都应该去，城市不也是搞的社会主义建设吗？”显然王永富还没有被说服。
余场长知道小王有个倔脾气，只要道理没讲通，不管你是谁他都不认输。于是耐心地说：“当然，城市的条件是好得多，城市搞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但如果都往条件好的地方跑，谁去建设条件差的地方呢？条件差的地方岂不是越来越落后？那么，又怎能把我国建设成共产主义社会呢！就是因为北大荒条件差，艰苦些，党才派我们来。我们正是为着克服困难而来的。只要我们发奋图强，我看用不上几年，北大荒会变得比一般的城市还要好！小王，我们的建设事业还仅仅是开始，可泄不了气呀！千万不能把艰苦奋斗忘了！”
王永富的头低了下来，说道：“现在的艰苦奋斗应该让我们年轻人包下来，像你这样的老干部应该……”
余场长接着说：“当然，你这种想法很好。如果年轻人都这么想，这么做，那共产主义来得就更快了。你说，你们年轻人都有这种志气，难道我们这些受了几十年党的教育的人，不应该有这种志气吗？”余场长停了停又说：“现在这里又不打仗了，你也不要老跟着我，学技术去吧！想把工作搞好，不懂技术是不行的！”
第二天拂晓，余场长就带着战士们在齐腰深的雪上爬行着滚着，过了一处又一处密林。
沿着我们走过的道路，一辆辆雪爬犁，把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需要的木材运了下来，解决了扩场资金的问题。
从此，以场扩场的序幕拉开了。
光阴荏苒，农场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分场数量不断增加，然而交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农场发展，不能更好地向更大面积延伸。余场长发扬老红军的不怕苦、不怕难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带领三队人马修复密虎铁路，架通了密山至裴德两座大桥，于 6 月初修通。同时，又抽调两个中队配合二、三大队修筑了爱民至虎林，虎林至大杠以及虎林至迎门顶子的公路，这些工程，为垦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九师桥梁团副团长李斌回忆，当时，我们团负责机械施工，余场长带领三个大队负责基础施工，他们每天砸石子、打石头、扛钢轨，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朝鲜战场。由于工期紧，余场长带领干部战士日夜施工，在一次打石头过程中，余场长和一个战士结成对子，由于天色已晚，战士在打锤过程中出现偏差，锤落的一刹那，砸在了余场长的小手指上，造成骨折，好在及时送往医院，保住了手指，没有留下残疾。
1955年6月，余场长根据王震将军以场扩场的指示，带领12名战士和测量人员在虎林东部的迎门顶子、太和镇和宝清一带的南横林子荒原进行勘测，20多天里，余场长在蒿草丛生，塔头林立，野狼出没，沼泽遍布的环境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他强忍着战争留下的枪伤和风湿病，和战士们一道完成了测量任务。紧接着又和副场长李瑶含陪同4名苏联专家，徒步赴迎门顶子、清河（现858农场）踏查。为以场扩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1956年5月，农场决定派副场长李瑶含前往迎门顶子创建8504农场，并组织60人的机耕队赴迎门顶子开荒。同时派副场长黄振荣前往南横林子创建8502农场，从此，虎头、迎门顶子、南横林子、太和镇、清河等地燃起了熊熊荒火……
据农场书记闫斌回忆：5月初的一天，天阴沉沉的，三大队四中队队长江海山带领中队去烧荒，点烧作业在顺利地进行中，上午10点多，第一轮烧荒终于烧到了地头，地头不远处就是一大片次生林，时值5月，正是候鸟南雁北归的季节，也是鸟类的产蛋期，一大片候鸟在林子的上空盘旋。中午休息时，十几个战士便一起进入地旁的林内去拣鸟蛋。江海山和几个战士不愿意吃腥味太重的鸟蛋，就坐在地头唠嗑。
余友清带着警卫员来视察烧荒情况，江海山向余场长做了汇报。
而这时找鸟蛋的战士越捡越往林子深处走，大家把危险都抛在了脑后。突然一头黑熊从林子深处蹿了出来直奔人群而来。大家惊慌失措、四下逃奔、呼喊连天。这一喊就把黑熊给惊着了，它也认为自己要受到攻击，所以向着这些人就冲了过来。一个战士跑了不到 10分钟，就听到林子里黑熊“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回头发现黑熊已来到他的身后。马上就可能成了黑熊的美味了。“不能再等了。”队长江海山迅速手举钢叉冲了上去，照着黑熊的屁股扎了下去，然后撒腿就往林子深处跑，黑熊恼羞成怒，嗥叫一声朝着江海山追了过去。余场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端着猎枪慢慢地接近黑熊，不一会儿，江海山就和黑熊搏斗起来，就在黑熊即将扑倒江海山的一刹那，余场长抬手就是一枪，黑熊应声倒地。战士们高呼着与江海山相拥，当他们从庆幸中醒过来寻找老场长时，他已悄然离去。
篝火在日夜燃烧；拖拉机在田间昼夜轰鸣；熟地在成万顷扩展。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打着支援边疆建设的红旗，扛着背包，来这里安家落户。
当时八五○农场已有五个以农业为主的分场，两个大型畜牧场、一个森林、煤矿场，拥有 90 万亩耕地。在云雾浮沉的云山脚下，已筑成了一座蓄水 4000万立方米的水库。大堤外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豆地。云山畜牧场坐落在水库旁的山坡上，散落着成群的猪，鸡、牛、羊，一派繁荣景象。
成绩并没有让余友清感到满足，反而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站在高岗上，望着一望无际的荒原和成熟的庄稼，思绪万千，如果把这大片荒原都变成金黄的粮食，那该多好啊！于是，在他心中又描绘出一幅宏伟的蓝图，那就是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要把一生最宝贵的时间留在北大荒。他写信将总场、分场一片向好的形势向王震将军做了汇报，得到王震将军的肯定，在总结了建场经验的同时，王震将军也感觉到办农场的经验已经成熟，并可进行大规模开发由此，王震将军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做了翔实的汇报，提出了关于铁道兵预备官兵在北大荒举办国营农牧场的建议：以八五〇农场为基础，加以扩大和发展，用五六年的时间，开垦一两千万亩荒地，可年产粮食 20 亿斤，既能储备后备兵员，又符合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王震将军的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采纳和批准。从此，吹响了十万大军进军荒原的号角，拉开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大幕。
一次，王震部长来牡丹江垦区视察，余友清详细向王震将军汇报了改造低产田及低洼易涝地的问题，并提出了整理的思路，他向王震建议，为了管住控山水和每年山上的桃花水，在七虎林河上游可以修建一座水库，既可以节水灌溉，又可以防止内涝。这样，我们的土地就越整理越好，粮食越打越多，没过多久，王震就派人进行了勘测和设计，并指示由八五〇农场主建，3 月 18 日农场成立工程指挥部，月底召集了 4000 余名转业官兵和其他施工人员组成施工大军，于 1959 年 5 月 1 日破土动工，王震将军亲自挑土奠基。余场长召开了誓师大会，并提出了施工要求和质量标准，施工开始，余友清带着大批人马和工具吃住在施工现场，和战士们一样，挖土抬筐，晚上垫上蒿草，铺上铺盖住在猪圈里，即使场部和云山水库近在咫尺，他也没回一趟家，坚持住在工地上。
几年来，虽然农场在粮食生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始终萦绕在余友清场长脑海里的一个高产计划却始终没有实施出来，他感到万分遗憾，由于自己年龄已高，文化又低，对农业生产又是个外行，怎么才能把现在的产量再提高 10%，甚至是 20%、30%......
他苦思冥想，挑灯夜读，思路渐渐形成，何不借力发展呢？他想到了农业专家，他想到了科研院所，也想到了王震将军，以他单薄之力请来专家和技术人员是何等之难啊！在想法没向王震将军汇报之前，他已经开始实施了，那就是把现有的土专家组织起来。在余场长的主导下，于1956年成立了垦区第一个科研试验站，开展品种、土肥、植保等科学试验。1958年 8月，农场在宝丰（原六队）建立了垦区第一所大学——八五〇农业大学。设置了农机、农学、农林、畜牧、水利等5个专业，为农场生产需要培养了大批科研骨干。一次去北京开会，他向王震汇报了要请农业专家和技术人来场搞科技攻关，以大幅提高粮食产量，王震将军听了十分高兴，说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这个事情必须办好，1962年，部长多次约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来场指导讲学。3月9日，北京农大副校长沈其益和蔡旭教授来农场做小麦种植科研计划。5月11日蔡旭教授来五分场做“如何争取 1962 年小麦获得丰收”的报告。6月 6日，又从“北农大”请来蔡旭、李竞雄、孙渠三位教授来五分场讲科学种田。加强了农场的农业科研工作，对发展生产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为垦区科学种田树立了典范。目前，农场粮食综合产能连续 12 年稳步提升，连续 8 年被总局授予“高产创建先进单位”和“农业标准化提升活动标兵单位”。
1959 年初，余友清考虑农业生产和社会管理如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对农场今后的发展又有了初步设想，他想今后的农场职工就要像城市人一样生活。在王震将军的指示下拟定在五分场三队以南柞树林带的平坦高地上建设“卫星城”，要请高水平的建筑专家设计和指导建设。9 月份，农垦部派来工程技术人员，对“卫星城”建设开始勘测，设计出五分场鸟瞰图，12 月 16日，农垦部正式决定八五○农场五分场为农垦部实验田，将五分场建成一个大型机械化试点场，场部按小城镇规划，建设共产主义新村，名为“卫星城”，王震将军组织农场领导和技术人员专题进行讨论。所谓“卫星城”，就是要把五分场场部建设成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小城镇。在建制上把全分场的生产队集中到卫星城来，原来的队改为作业站。畜禽都在作业站饲养。卫星城将成为工、农、商、学、兵集中的城镇，城镇生活实现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衣食住行、学习医疗、文化娱乐都不要钱。建筑上达到砖瓦化、楼房化、自来水化、暖气化、照明电气化。卫星城的规划远景，在那非常困的年代里，流传于重灾的荒原上，使群众看到美好的明天，它鼓舞着垦荒战士们，为改变北大荒的面貌做不懈的斗争，为自己建设美好幸福的家园。虽然由于 1960 年国家停止基本建设，“卫星城”停工，但当时的城建规划，农场历届 班子沿用至今，为加快现代化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 60 年的开发建设，如今，八五〇农场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一座宜居、宜商、宜旅的军垦文化名城，被中央文明办授予全国文明单位光荣称号，成为黑龙江省的小城镇建设典范，实现了王震将军的梦想与夙愿。
为了保证牡丹江管局用电，紧接着，余场长又在虎林建立了自己的电厂。在场部又先后建立了修配厂、汽车队、托儿所、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解决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为了支援其他垦区建设，他先后派出了 700多名干部奔赴内蒙古、甘肃、新疆、海南等地，支援他们开发建设，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和内蒙古垦区谢尔塔拉牧场都是八五〇人援建的，余友清场长还将农场职工医院成建制地支援了海南、内蒙古垦区和东方红林区，其中，海南农垦总医院现已成为三级甲等医院。
多年来，余场长在辛勤的工作中，风湿性关节炎日益严重，但是他在别人面前却从不表露自己的病痛，他生怕同志们由于好心的照顾，而给他带来失去工作的痛苦一次王震将军来农场视察，见余友清场长病情严重，于是向场党委提出，要调他到南方休养。老场长听说后，当天夜里就急匆匆地跑到王震部长的房间，将上身俯在桌子上，把手指头捏得咔咔直响，只不吭声。
部长奇怪地看着他，问道：“嘿，出什么大事了？”
余场长两眼望着地板，半晌才说：“听说要我离开北大荒？”
“哦，是这个事，我也听说了。有意见吗？”王部长打趣地望着他说。
“有意见，这又为了什么？”余场长直挺挺地问。“说实在的，你的身体……”部长和蔼地打量着这位老战士。“首长放心，我还行！”他陡地站起来，走了几步，恨不得找一块 300 斤的大石头当场举起来。部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热烈，对这个浑身热爱北大荒的老战士，部长只有屈服，他能说什么呢？
王震部长和农场党委体谅余场长的心情，满足了他的请求，不离开农场。不过却严格地规定了在农场休养期间，只能动眼、动嘴、不准动手动脚。
有一天上午，机关同志们正在四层大楼门前挖坑，准备栽树。余场长来了，后面跟着一辆满载着青松的马车。张干事心想：余场长怎么又出来了？于是大声地问道：“余场长，你不是答应休息了吗？为什么……”
没等说完，他就满不高兴地说：“休养干啥？大事不能作，干点杂活还不行吗？”一会儿他又笑呵呵地对同志们说：“这是我从大山里拉来的好树苗，谁要是栽死了我可是不依的。这个树好长，今年先栽它，明年就栽果树，以后工作时，渴了，一出门摘两个吃吃，那才得劲呢。”
老场长他并没有休养，同过去一样，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他就会在哪里出现……
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八五○农场党委号召节粮度饥荒、开展护粮、保粮运动。有三个月职工家属的口粮定量降到每月 18 斤，有的分场降到每人每天五两粮，总场大食堂一度降到每人每天四两粮，用代食品做补充。当时，浮肿病普遍发生。有的生产队 40％以上职工患浮肿病不能上班。场党委对全场灾情和思想情况调查后，召开全场党员干部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党员干部示范带头，当时全场 35％以上党员干部患浮肿病，他们真正做到了和群众同甘共苦。并组成“灾情和粮食形势宣讲队”，引导群众，艰苦奋斗，战胜灾荒实行书记到伙房，思想工作进食堂。原来总场机关有三个食堂，一个是场领导干部的小灶食堂；一个是科长一级的中灶食堂；一个是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大灶食堂。余友清场长，坚持和群众一起在大灶食堂就餐，一块喝豆饼汤，吃代食品和双蒸法的窝头，经常给大家讲红军长征中的故事，鼓舞大家共同战胜灾荒。据时任管局医院医生刘庆余回忆：“当时，余场长因为坚持吃代食品，把细粮全部送到农场职工医院给病号吃，患上了急性肠梗阻，疼痛难忍，汗珠顺着脸颊流淌，还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直到有一天昏倒在工地上，这才被战士们送到医院手术治疗，并且叮嘱所有医务人员不许把他得病的事讲出去。没过多久，农场的小灶和中灶食堂就悄悄散伙了。年终总场党委提出“今年顶天立地，站稳脚跟；明年巨龙翻身，扬眉吐气”的口号，并号召向北大荒的老红军余友清学习。
潘海震回忆说：“余场长每次去连队检查生产，不管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余友清场长都坚持徒步前进，警卫员王永富担心他的身体，多次劝他乘车，他总是说：‘两万五千里长征我都走下来了，这点路不算什么。’”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铁脚板”。余友清场长在农场期间从来没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即使是任东北农垦总局虎林分局局长时期，也是与其他人共用一个办公室。
西岗大楼门前，余场长栽的那棵青松，已生机勃勃地长了起来。
余友清清正廉洁，对身份地位看得很淡，在铁道兵农垦局成立初期，他三让局长，坚持在农场工作，他对这片黑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
1956 年，铁道兵农垦局成立之初，铁道兵农垦局党委调余友清到农垦局任副局长，余场长以革命任务还没完成为由婉拒了这次升迁。局政治部主任王余音奉王景坤局长之命找到余友清谈话。余友清除了“还不胜任或让其他优秀的同志担任外”，就不再言语了。王主任也只好作罢。这样的任命经历了三次。
1963 年，组织上再次任命余友清为农垦虎林分局局长，他同意了，但他仍然住在西岗那座低矮的土坯房里。他脱下黄色军装，穿着普通的布衫，每天很早就起身步行 10 余里到虎林上班。他说这样可以多看看，和职工、老乡多唠唠，多了解些情况，老乡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余老头”。
1965 年他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肺部气管病情发展更为严重了。组织上早已安排他到南方休养，但他坚持不去，照常上班，在王震同志亲自安排和动员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亲手开辟的土地，于 1965 年春天到长沙休养。本来要给他安排一个领导职位，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他以一个普通的病休干部，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直到他病重时还关心着北大荒，关心着农场的建设，希望在病情好转之后再回八五〇看看，在自己的余年，为党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8 年余友清同志逝世，湖南省委组织了“余友清同志治丧委员会”，向各地有关单位发出了讣告，在长沙老干所开了追悼会。在悼词中回顾了余友清参加革命四十余年的历程，认为余友清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革命战争中，英勇顽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作风正派，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生活简朴，对人诚恳，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保持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八五○农场永远忘不了为这片土地开发和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老师长、老场长余友清。
我在八五〇农场场史上看到时任党委秘书张开平老前辈用他切身感受和深情文字写的宝贵文章，当时感动了全国无数的读者，甚至让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元帅亲笔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青年同志们：学习红军老战士的不断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现在这篇文章和朱德元帅的题词已经成了八五〇农场世代相传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将鼓舞着这片土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人继承前辈的传统，继承他们的伟大事业。
摘自贾宏图纪实文学《红心闪闪传万代》一文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