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玛轶事
来源:黄大信 作者:黄大信 时间:2025-07-17 点击: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在阿里河创办，没有门牌，没有围墙，却是大兴安岭地区的最高学府了。
我们班的学制虽然只有一年，但是毕业实习这个环节必不可少。经过师范学校革委会与工宣队慎重研究决定，中文12班的实习地点确定在呼玛县一中，宝音校长和王焕禄主任亲自找我谈话，要派我到呼玛去联系实习事宜。
一个平头学生突然被委派到如此重要的任务，能不受宠若惊吗？我挺胸昂首信誓旦旦地向两位领导保证：坚决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夜宿大车店
没成想，原来这是一趟苦不堪言的“美差”。从学校到呼玛要先坐火车到塔河，再从塔河坐汽车到呼玛。火车到塔河的时候天将黑了，下车找到塔河招待所，已经客滿了。我有些沮丧，对服务员说：只要让我住下，哪怕加个折叠床也行。服务员说：那也没有。我问：塔河还有其他旅馆吗？服务员说：出了门往北还有个大车店，你上那瞧瞧。
找到大车店，那儿也客满了。我只好耍赖说：你不给安排住店，今晚我就睡在你这长条椅上了。管登记的大爷瞪了我一眼说：北炕墙根靠厕所那个铺略宽畅点，你去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容你挤挤？我一听有门儿，说：你给我登上记就妥了，让不让挤我自个儿解决。
我上大街找地方吃了点饭，才回到大车店。大车店是趟五间房，房内南北各有长长的一溜大炕，炕上躺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一进屋，里面乌烟瘴气，一股呛人的旱烟味，辣得我都睁不开眼睛。我拨开烟雾走到墙根，一股尿骚味迎面而来。
炕墙边上坐着个围着被子的人，我说：大哥，你边上是我的铺位，劳驾你让一下。那人不乐意地说：我操，这么窄的铺了，还安排进人来，叠着睡吗？那人嘴上这么叨咕，可他仍然在墙根边给我挪出了半个铺位。我挤着两边就躺下了。烟雾熏得我头昏脑胀，很快我就迷糊过去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被痒醒了，浑身上下其痒无比。我辗转反复地挠起来，一挠一个疙瘩，一挠一道血痕。旁边的那人被我挠醒了，嘟囔着说：你翻来覆去地折腾个鸡巴毛啊，想娘们了吧？
我没吱声，一下子坐了起来，从背包里掏出手电筒，照照身上奇痒是怎么回事。手电一打开，吓了我一跳，只见墙上有好几道黑线。仔细一瞧，黑线在蠕动，密密麻麻排列有序，如同蚂蚁搬家，一支臭虫大军匆忙地由下往上行进着。看样子是炕面太热，臭虫们正在转移。我顿时汗毛直竖，明白了浑身奇痒的原因。慌乱之中，我抓起炕下的一只鞋，使劲用鞋底照着黑线碾轧，鞋底啪啪作响，爆出一片片血渍。臭虫窝里还怎么睡得下去？走投无路，我起身走出屋去。
塔河的五月，乍暖还寒。特别是后半夜，寒气逼人，呆在外面不一会儿，身体就打起颤来。又冷又困的滋味比痒更难受，只得又回屋里。人哪有受不了的罪呢？到了无可奈何的处境，也就熬过去了。进屋后也不管臭虫上天还是入地，肆无忌惮地直躺炕上，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胡乱抹了把脸就赶往汽车站。站内人满为患，挤到售票窗口一问，当天去呼玛的票已售完，只能买第二天的。塔河的臭虫太瘆人，不行，无论如何今天必须逃离。怎么办？
下乡这些年来，遇到的难事是一桩接着一桩。经历多了，逐渐磨出一股韧性，哪怕是山穷水尽，也得尽力而为。
我前后观察了一番，发现车站的车辆进出口是个漏洞，略施小计便溜进了汽车站内。我找到了那辆即将发动去呼玛的客车，跟司机搭话：我是地区师范的，到呼玛有急事，没买到票，想搭个车。司机瞅都没瞅我，根本不理会。我敲了敲车窗，继续求司机：师傅，请你行行好，我有重任在身，耽误不得，照顾我一下吧。
司机这才摇下车窗，问：你是知青？我看司机不像当地人，就说：是啊，我是浙江金华的知青。司机的口气立刻柔和了，说：我是温州的。车上没有座位了，站着可以吗？我高兴地说：没问题。司机说：到呼玛要走十几个小时，受得了吗？我连忙说：受得了，咱们回浙江坐火车不也经常站十几个钟头嘛，没事的。于是司机打开车门让我上了车。
车开动了才知道，坐汽车站着和坐火车站着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火车是稳动，汽车却是颠簸的。塔河到呼玛全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一颠起来，坐着的人脑袋都会蹦上车顶，站着的人更邪乎了，开不多远，脑袋就顶起了几个大包，疼痛难忍。
开车的温州司机回过头朝我笑笑，说：老乡，你还是别嫌脏，就地坐下吧。我瞅瞅被踩得沾滿泥土的车厢地板，还是不得不坐了下去。又接连几个颠簸，砸得脑袋七窍生烟金星乱窜。无奈之下，我不得不一屁股坐在了车厢地板上。
傍晚车到呼玛，我迫不及待地下车找到了县招待所，开房洗了把脸，然后上街找到了一个农资站，买了一小瓶杀虫剂。回到房间后把药从被子床单床垫，直到床架子都抹了个遍，然后合衣躺下，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脑袋胀胀的，我拿着牙具来到了盥洗室，对着镜子一照，吓了一跳。我的半边脸已经肿得跟猪头一般。怎么回事？寻思一下，估计自已往床上抹的杀虫剂太多，药物中毒了。重任在身，我不能因为脸肿耽误事。早饭后，我就穿着那满是尘土泥巴的衣棠，扛着半个猪头，蓬头垢面去找设在县革委会里面的教改组。
呼玛县革委会大门口有个戴着红袖章的中年人在把门，他见我进门一把就把我拦了下来，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地区师范学校的，到教改组办事。
红袖章立即翻脸，怒不可遏地说：你懵谁呢，我只听说过有教人怎么做饭的学校，从没听说过还有教人怎么吃饭的学校，唬二逼啊！我说：不是吃饭学校，我是地区师范学校。红袖章仍然严厉地训斥道：我不管你啥鸡巴的学校，你一个盲流就别想混进县革委会机关重地！
我说：我不是盲流，我有介绍信。红袖章不屑地说：谁知道你是哪里踅摸的，我要看看有公安局红戳的边防证，你有吗？我愕然无语。恰恰我就没开边防证。红袖章对我冷笑了两声说：快闪开，再不走，我打电话给派出所，抓你个现行！
没办法，我只好返回招待所。我在招待所给教改组打电话，电话那头告诉我，实习的事地区师范已经与我们联系过了，我们热烈欢迎。一中那边也知道这件事了，你不用上我们教改组来了，直接去一中跟他们接头就可以了。
我怕就这模样去一中会再次被当成盲流。当天下午，我在招待所里提了几瓶热水洗了头擦了身。衣服不敢洗，怕干不了，只是用湿毛巾把衣裤上的泥土擦了又擦。第二天上午，我焕然一新地去了一中。两天后，一切事务办妥，回了学校。
拍照惹的祸
6月份，我们12班来到呼玛一中进行实习。进了城，学校领导专门给我们实习生们讲了一些有关边境城市管理的注意事项，所以实习生们都不敢造次，行动都有些谨慎，平日很少出校外游玩。到了星期天，同学们也只是结伴外出，很少有单独行动的。
呼玛有小俄罗斯城之美誉，外出一看，果不其然。特别是黑龙江畔那些房子，很多是俄式建筑。江边一溜全是公园，各种树种郁郁葱葱，跟杭州西湖湖畔公园似的幽静美丽。
我们七八个约伴出来的同学全被眼前的美景所迷倒：一边是翠绿的树林，一边是湛蓝的江水，随步走在公园的草径上心旷神怡。特别引起我们心境起伏的是，黑龙江对面就是我们随时准备跟他开战的苏联。对岸的山地水泡原来跟我们这边竟然也是一模一样的。走了不远，我们看到对岸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铁塔，铁塔上部有一层闪闪发亮的围栏。有人惊呼：那就是苏联的岗楼，叫大家快看！我们齐刷刷地往对岸瞅着，又有人呼叫，岗楼上好像还有人走动呢！
我们这伙人中不知是孙继光还是罗玉黔是带着照相机的，他朝着对岸就拍起照来。有人提议：我们以岗楼为背景照一张像吧，大家立即响应，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照了一张合影后，又坐在江堤的石坎上照了一张。
沿江堤又走了一段，我们看见了一幢俄式小洋楼，整个江堤上就这地方戳着一栋头顶带尖的白楼，十分显眼。这是什么地方？问了一个在江边溜达的大爷，大爷说：这是中国与苏联会晤的地点，两边有啥矛盾了，老毛子就过来跟我们交涉。我问：两国经常会晤吗？你看到过没有？大爷说：咋没见过呢？老毛子可喜欢中国的酒和烟了，隔三岔五他们就找个理由跑过来会晤，我们这边就让他们管够喝和管够抽。你要是在江边看见有艘白色的小汽艇在这边靠着，那就是他们过来会晤的。
我们班的学制虽然只有一年，但是毕业实习这个环节必不可少。经过师范学校革委会与工宣队慎重研究决定，中文12班的实习地点确定在呼玛县一中，宝音校长和王焕禄主任亲自找我谈话，要派我到呼玛去联系实习事宜。
一个平头学生突然被委派到如此重要的任务，能不受宠若惊吗？我挺胸昂首信誓旦旦地向两位领导保证：坚决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夜宿大车店
没成想，原来这是一趟苦不堪言的“美差”。从学校到呼玛要先坐火车到塔河，再从塔河坐汽车到呼玛。火车到塔河的时候天将黑了，下车找到塔河招待所，已经客滿了。我有些沮丧，对服务员说：只要让我住下，哪怕加个折叠床也行。服务员说：那也没有。我问：塔河还有其他旅馆吗？服务员说：出了门往北还有个大车店，你上那瞧瞧。
找到大车店，那儿也客满了。我只好耍赖说：你不给安排住店，今晚我就睡在你这长条椅上了。管登记的大爷瞪了我一眼说：北炕墙根靠厕所那个铺略宽畅点，你去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容你挤挤？我一听有门儿，说：你给我登上记就妥了，让不让挤我自个儿解决。
我上大街找地方吃了点饭，才回到大车店。大车店是趟五间房，房内南北各有长长的一溜大炕，炕上躺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一进屋，里面乌烟瘴气，一股呛人的旱烟味，辣得我都睁不开眼睛。我拨开烟雾走到墙根，一股尿骚味迎面而来。
炕墙边上坐着个围着被子的人，我说：大哥，你边上是我的铺位，劳驾你让一下。那人不乐意地说：我操，这么窄的铺了，还安排进人来，叠着睡吗？那人嘴上这么叨咕，可他仍然在墙根边给我挪出了半个铺位。我挤着两边就躺下了。烟雾熏得我头昏脑胀，很快我就迷糊过去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被痒醒了，浑身上下其痒无比。我辗转反复地挠起来，一挠一个疙瘩，一挠一道血痕。旁边的那人被我挠醒了，嘟囔着说：你翻来覆去地折腾个鸡巴毛啊，想娘们了吧？
我没吱声，一下子坐了起来，从背包里掏出手电筒，照照身上奇痒是怎么回事。手电一打开，吓了我一跳，只见墙上有好几道黑线。仔细一瞧，黑线在蠕动，密密麻麻排列有序，如同蚂蚁搬家，一支臭虫大军匆忙地由下往上行进着。看样子是炕面太热，臭虫们正在转移。我顿时汗毛直竖，明白了浑身奇痒的原因。慌乱之中，我抓起炕下的一只鞋，使劲用鞋底照着黑线碾轧，鞋底啪啪作响，爆出一片片血渍。臭虫窝里还怎么睡得下去？走投无路，我起身走出屋去。
塔河的五月，乍暖还寒。特别是后半夜，寒气逼人，呆在外面不一会儿，身体就打起颤来。又冷又困的滋味比痒更难受，只得又回屋里。人哪有受不了的罪呢？到了无可奈何的处境，也就熬过去了。进屋后也不管臭虫上天还是入地，肆无忌惮地直躺炕上，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胡乱抹了把脸就赶往汽车站。站内人满为患，挤到售票窗口一问，当天去呼玛的票已售完，只能买第二天的。塔河的臭虫太瘆人，不行，无论如何今天必须逃离。怎么办？
下乡这些年来，遇到的难事是一桩接着一桩。经历多了，逐渐磨出一股韧性，哪怕是山穷水尽，也得尽力而为。
我前后观察了一番，发现车站的车辆进出口是个漏洞，略施小计便溜进了汽车站内。我找到了那辆即将发动去呼玛的客车，跟司机搭话：我是地区师范的，到呼玛有急事，没买到票，想搭个车。司机瞅都没瞅我，根本不理会。我敲了敲车窗，继续求司机：师傅，请你行行好，我有重任在身，耽误不得，照顾我一下吧。
司机这才摇下车窗，问：你是知青？我看司机不像当地人，就说：是啊，我是浙江金华的知青。司机的口气立刻柔和了，说：我是温州的。车上没有座位了，站着可以吗？我高兴地说：没问题。司机说：到呼玛要走十几个小时，受得了吗？我连忙说：受得了，咱们回浙江坐火车不也经常站十几个钟头嘛，没事的。于是司机打开车门让我上了车。
车开动了才知道，坐汽车站着和坐火车站着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火车是稳动，汽车却是颠簸的。塔河到呼玛全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一颠起来，坐着的人脑袋都会蹦上车顶，站着的人更邪乎了，开不多远，脑袋就顶起了几个大包，疼痛难忍。
开车的温州司机回过头朝我笑笑，说：老乡，你还是别嫌脏，就地坐下吧。我瞅瞅被踩得沾滿泥土的车厢地板，还是不得不坐了下去。又接连几个颠簸，砸得脑袋七窍生烟金星乱窜。无奈之下，我不得不一屁股坐在了车厢地板上。
傍晚车到呼玛，我迫不及待地下车找到了县招待所，开房洗了把脸，然后上街找到了一个农资站，买了一小瓶杀虫剂。回到房间后把药从被子床单床垫，直到床架子都抹了个遍，然后合衣躺下，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脑袋胀胀的，我拿着牙具来到了盥洗室，对着镜子一照，吓了一跳。我的半边脸已经肿得跟猪头一般。怎么回事？寻思一下，估计自已往床上抹的杀虫剂太多，药物中毒了。重任在身，我不能因为脸肿耽误事。早饭后，我就穿着那满是尘土泥巴的衣棠，扛着半个猪头，蓬头垢面去找设在县革委会里面的教改组。
呼玛县革委会大门口有个戴着红袖章的中年人在把门，他见我进门一把就把我拦了下来，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地区师范学校的，到教改组办事。
红袖章立即翻脸，怒不可遏地说：你懵谁呢，我只听说过有教人怎么做饭的学校，从没听说过还有教人怎么吃饭的学校，唬二逼啊！我说：不是吃饭学校，我是地区师范学校。红袖章仍然严厉地训斥道：我不管你啥鸡巴的学校，你一个盲流就别想混进县革委会机关重地！
我说：我不是盲流，我有介绍信。红袖章不屑地说：谁知道你是哪里踅摸的，我要看看有公安局红戳的边防证，你有吗？我愕然无语。恰恰我就没开边防证。红袖章对我冷笑了两声说：快闪开，再不走，我打电话给派出所，抓你个现行！
没办法，我只好返回招待所。我在招待所给教改组打电话，电话那头告诉我，实习的事地区师范已经与我们联系过了，我们热烈欢迎。一中那边也知道这件事了，你不用上我们教改组来了，直接去一中跟他们接头就可以了。
我怕就这模样去一中会再次被当成盲流。当天下午，我在招待所里提了几瓶热水洗了头擦了身。衣服不敢洗，怕干不了，只是用湿毛巾把衣裤上的泥土擦了又擦。第二天上午，我焕然一新地去了一中。两天后，一切事务办妥，回了学校。
拍照惹的祸
6月份，我们12班来到呼玛一中进行实习。进了城，学校领导专门给我们实习生们讲了一些有关边境城市管理的注意事项，所以实习生们都不敢造次，行动都有些谨慎，平日很少出校外游玩。到了星期天，同学们也只是结伴外出，很少有单独行动的。
呼玛有小俄罗斯城之美誉，外出一看，果不其然。特别是黑龙江畔那些房子，很多是俄式建筑。江边一溜全是公园，各种树种郁郁葱葱，跟杭州西湖湖畔公园似的幽静美丽。
我们七八个约伴出来的同学全被眼前的美景所迷倒：一边是翠绿的树林，一边是湛蓝的江水，随步走在公园的草径上心旷神怡。特别引起我们心境起伏的是，黑龙江对面就是我们随时准备跟他开战的苏联。对岸的山地水泡原来跟我们这边竟然也是一模一样的。走了不远，我们看到对岸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铁塔，铁塔上部有一层闪闪发亮的围栏。有人惊呼：那就是苏联的岗楼，叫大家快看！我们齐刷刷地往对岸瞅着，又有人呼叫，岗楼上好像还有人走动呢！
我们这伙人中不知是孙继光还是罗玉黔是带着照相机的，他朝着对岸就拍起照来。有人提议：我们以岗楼为背景照一张像吧，大家立即响应，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照了一张合影后，又坐在江堤的石坎上照了一张。
沿江堤又走了一段，我们看见了一幢俄式小洋楼，整个江堤上就这地方戳着一栋头顶带尖的白楼，十分显眼。这是什么地方？问了一个在江边溜达的大爷，大爷说：这是中国与苏联会晤的地点，两边有啥矛盾了，老毛子就过来跟我们交涉。我问：两国经常会晤吗？你看到过没有？大爷说：咋没见过呢？老毛子可喜欢中国的酒和烟了，隔三岔五他们就找个理由跑过来会晤，我们这边就让他们管够喝和管够抽。你要是在江边看见有艘白色的小汽艇在这边靠着，那就是他们过来会晤的。
我自个寻思，在实习期间，能让我们看到一次中苏会晤我就滿足了。没成想，愿望当天就梦想成真了。就在这天下午，有个女生回校告诉我们，江边正进行着中苏会晤呢。
一听到消息，我们几个男生快速跑步来到江边，果然看到一艘白色的小汽船停着，可小白楼关着门进不去。站在楼外什么也看不着。我们在周边转了几遭，遗憾地回了学校。
第二天的下午，我们几个星期天结伴江边游的同学被叫进了学校的会议室。会议室里坐着两位干部模样的人和两位警察。我们一帮人进了会议室，面面相觑，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一位干部神情严肃地询问我们：昨天上午你们几个是不是上江边去了？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去了。干部问：你们有没有干违法的事？我们都肯定地回答：没有，就是随便走了走。一位警察站起来严厉地斥问：你们朝对岸照像了没有？我们都诧异地答道：照了几张，怎么了？干部冷笑了一声，说：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昨天，苏方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抗议，说中方朝苏方军事阵地进行拍照侦察。知道吗？你们的行为，已造成了严重的国际纠纷，你们几个人承担得了吗？
不好，闯大祸了，我们顿觉不妙，一个个跟瘟鸡一般半瘫在椅子上，沉默不语。干部说：你们每个人都写一个交代材料，如实地把违法经过写下来交给我们。在指定期间内不得离开呼玛，等候处理。
1974年中文12班呼玛实习黑龙江畔合影
从会议室出来后，我意识到犯了这种事，身上的这张党票肯定是保不住了。剩下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师范学校开除。要是开除，费尽心力眼看到手的铁饭碗一下子就被砸了。提心吊胆地等了几日，未见动静。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一个星期，12班党支部书记贾旭照召集全体党员开了个支部会议。会议责成我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而后宣布给我个党内警告处分。
难道这件事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直到实习结束，也未再有其他处罚决定。在江边拍照的非党同学也都只给了个记过处分。庆幸中我疑惑不解地问了班主任特古斯老师。特老师说：你们遇到了一个贵人，这个贵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师范学校的前任校长戴有辉。
戴校长从师范学校调出后任呼玛县县长，革委会主任。戴县长得知有关部门要将我们拍照的事上报给地区，他出面硬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他指示：这帮学生是到我们这个地方实习的，他们不懂边境政策，无意中犯了错，接受教训就行，不能让他们背负过重在惩罚。
戴校长，恩人哪！五十多年来，我却从来没有向戴校长表示过谢意。都说大恩不言谢，这个说法让自己略觉心安。铭记在心，也许是对他老人家的最好纪念。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