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宏：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
来源:未知 作者:宇宏 时间:2025-07-01 点击:
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参观纪实
宇 宏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参观纪实
宇 宏
今天去参观“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地方不好找，我出了地铁站，就抓瞎了。用手机导航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路上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这里。除了老房子之外，周围全都改建了新建筑，算是“大隐隐于市”？
这是旧居外景，第一个门是陈列馆序厅，然后上二楼转一圈，从后面的第三个门出来，走完观展的程序。中间的门进去就是毛主席一家居住过的房间。
门前有一块铭牌，是1977年确立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有了这个立项，毛主席旧居在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才得以保存下来。我初来上海之时，曾想去看看，但因为地址不详，未能如愿。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就好好看看吧——
序厅的前言只写了三段，言简意赅。这种写法比较好，是站在陈列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来展开的。
因为场地局限，旁边安置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和一面党旗，这种布置显得格外局促。而且石膏像明显是文革“遗物”，放在这里似有不妥？因为陈列馆的介绍是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是毛主席1924年在此居住的情况，为什么不能请雕塑家创作一尊毛主席31岁时的塑像，这样的纪念更显得严肃郑重？
这是第一部分展区，只是那个字体写得太过“潇洒”。按下方说明词的意思，应该是“探索真理”，但我们看来看去，比划半天，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字——在这样一个红色传承与公众教育的场合，出现这种卖弄书法的现象，合适吗？
为解决这个疑难字体问题，我发起了一次“网上求教”，很快就有朋友告诉我，那是“探寻真理”四字。我随即查找“寻”的繁体字草书，如图，由此确认。
这部分展品内容，主要讲的是毛主席1924年之前的革命经历，是作为背景材料来衬托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历史意义。按《毛泽东年谱》所记载的内容，都搬到这里来显然不合适，所以选取了几个重要事例，譬如《西行漫记》中记载着他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
关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去西方国家“勤工俭学”，他说自己“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西方的知识技术虽然很重要，但是离开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就起不了作用。这是毛主席1920年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毛主席就有了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意识。
毛主席1920年在上海送别勤工俭学的同学后，给黎锦熙写信，不仅说明自己対于学习的态度，也对黎锦熙提出批评：“……你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表明了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当时在上海的12名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欢送即将赴法国的6名会员，讨论了分别之后的后续联系等事宜，其中与蔡和森联系最为密切，交流了有关中国与世界革命的许多问题。如果蔡和森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一年后他可能也是“一大”代表。
毛主席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走走停停25天，既是考察社会现状，也是游历大好河山。后来对斯诺也讲到这次游历的情况，诸如鞋子被偷和在南京借钱赶路等，都是表面上的小事。真实情况就是对沿途地理形势、城市经济及社会形态有了直接的认识和了解，这也是他留在国内、不去国外留学的动因。
从1920年第一次来上海，以后每年都来上海，譬如1921年参加“一大”； 1922年来上海准备参加“二大”，因为地址忘了未能出席会议；1923年经过上海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等等。因为这些活动的资料都有另外的纪念地收集展出，所以直接跳到有关国民党“一大”的资料，为毛泽东旧居的出现做一个铺垫。
这是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选举领导机构的结果。名单是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其中毛主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并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2月中旬毛主席来到上海，直到6月初，杨开慧也到上海时，一家人口终于落居这座弄堂建筑。
这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体成员的合影，也是毛主席在此居住期间的唯一留影。
第二部分“初露锋芒”。这部分就是介绍毛主席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情况，同时还协助陈独秀领导工会运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主持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以及黄埔军校招生和筹备中共“四大”等工作，因为工作繁忙紧张，以至劳累过度，到年底不得不请假返湘休养。
这是毛主席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会议的议程单，其中三次会议是毛主席担任“记录”。从名单上可以看到，如当时国民党“大佬名人”胡汉民、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于右任等都参加了会议，同时中共方面也有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毛泽东等参加，可见得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非常重视上海这个地方。
会议讨论过孙中山亲自部署的“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并责成毛主席具体负责。但列席会议的右派分子谢持不但反对“重新登记”，还在执行部拍桌子大闹，汪精卫不敢管，故意看毛主席的“笑话”，毛主席坚持原则，迫使谢持不得不填表登记，很煞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这是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向毛主席请示事宜的信件。事情不算复杂，但背后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组织整顿，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体现，但却一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消极怠工，所有工作无论巨细都推给毛主席，毛主席苦不堪言，只能勉力支撑。
展品中有一封中共党员蔡林蒸写给毛主席和罗章龙的信件，邀请他们参加上海工会成立的会议，地点在英商怡和纱厂附近。参加会议的除蔡林蒸（蔡和森、蔡畅的胞兄），还有何叔衡侄子何量澄等九名党员同志。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执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几项决议，并指出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是“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会后，毛主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兼任宣传部长。
在上海执行部第三次会议上，汪精卫转达广州“军官学校”招生事项，招生额度在100-150人。毛主席负责上海和长江以北地区招生考试的具体工作，其中山西徐向前、陕北刘志丹等即经过上海考试录取后，成为黄埔一期生。其他诸如蒋先云、张际春、伍文生等都是经过上海招生，赶赴广州入学，成为北伐军骨干。
此期间，毛主席多次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中共中央通告”，对共产党面临的局势和任务进行具体指导。如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和五七等纪念宣传活动；第十七号通告揭露江浙齐卢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是帝国主义操控中国政治经济的表现；第二十一号通告透过孙中山北上参加“南北合议”，警惕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阴谋活动等等，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这是毛主席在上海写作的文章，送到长沙发表。文章的题目是《反帝国主义是排外吗》，一如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文风。类似文章才思敏捷文言白话信手拈来倚马可待，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文魁星”。转年的国民党“二大”之后，毛主席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犹如一颗“政治明星”，在灾难深重、革命风暴初起的中国大地上光芒耀目冉冉升起。
这是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了。这部分的序言为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情况做了一个“总结”：从2月到12月（期间6月至12月居住在此），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整整10个月，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全方位地提高了毛泽东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个“总结”还算是恰如其分。
1924年毛主席正当意气风发之时，他不但为国民党工作，也担负了不少共产党的工作，而且除了涉及上海工人运动，也注重参与了市郊农民运动。另外在上海期间，毛主席还以中共中央局秘书、组织部部长的身份参与主持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可惜的是，毛主席刚刚因病返湘休养，“四大”如期在上海召开，毛主席再次缺席党的会议，以至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主席回到韶山时，带回来一百多斤重的书，一边养病一边看书，一边做社会调查，组织农民夜校，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基层党组织，配合上海“五卅运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到1925年9月，为参与国民党“二大”筹备工作，又带病赶往广州。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刊物首先发表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926年2月，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毛主席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并正式批准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月又决定毛主席为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被迫辞职，毛主席也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再次来到上海。
中央农运委组成后，在毛主席主持下，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南方各省发展农民运动，并在武昌筹备开办第七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些计划及提议随即在中共中央局得到通过。
毛主席到上海之后，亲自赴市郊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说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运动也应该受到重视，那种以为江浙农民“并无多大痛苦”的说法是错误的。文章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江浙农民深受剥削压迫的现实，以及他们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的事例。
1926年11月底，毛主席离开上海，经南昌带领江西选派的150名农讲所学员，赶赴武汉，以全副精力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并在深入农村基层，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7年2月16日将考察报告提交中共中央。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在《战士》周报发表，随即《向导》周报、《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相续转载。4月，武汉出版了由瞿秋白作序的单行本。5月，共产国际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英文版单行本。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之地，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919年至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前后12次来到上海，每一次到上海，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实践，突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是党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财富，确实是很值得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
展览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但我总感到兴犹未尽。因为布展构思比较肤浅，没有紧扣“旧居”的历史意义展开研究和探索，以至于忽略了这次毛主席在上海居住达10个月之久的历史贡献。
这张表格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工作分配名单，其中毛主席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的身份分配在“上海执行部”。1924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实践其实就是其后的“大革命”运动的酝酿和准备，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导致“大革命”失败，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在“毛主席旧居”这里就已经初见端倪。毛主席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实践很值得深入发掘，这恰恰就是上海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2025年5月22日参观题记。
（作者简介：宇宏，1966届，1968年插队落户，1985年大学毕业，2010年以上海地方志副编审职称退休）
（责任编辑：铁滨）
这是旧居外景，第一个门是陈列馆序厅，然后上二楼转一圈，从后面的第三个门出来，走完观展的程序。中间的门进去就是毛主席一家居住过的房间。
门前有一块铭牌，是1977年确立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有了这个立项，毛主席旧居在四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才得以保存下来。我初来上海之时，曾想去看看，但因为地址不详，未能如愿。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就好好看看吧——
序厅的前言只写了三段，言简意赅。这种写法比较好，是站在陈列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来展开的。
因为场地局限，旁边安置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和一面党旗，这种布置显得格外局促。而且石膏像明显是文革“遗物”，放在这里似有不妥？因为陈列馆的介绍是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是毛主席1924年在此居住的情况，为什么不能请雕塑家创作一尊毛主席31岁时的塑像，这样的纪念更显得严肃郑重？
这是第一部分展区，只是那个字体写得太过“潇洒”。按下方说明词的意思，应该是“探索真理”，但我们看来看去，比划半天，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字——在这样一个红色传承与公众教育的场合，出现这种卖弄书法的现象，合适吗？
为解决这个疑难字体问题，我发起了一次“网上求教”，很快就有朋友告诉我，那是“探寻真理”四字。我随即查找“寻”的繁体字草书，如图，由此确认。
这部分展品内容，主要讲的是毛主席1924年之前的革命经历，是作为背景材料来衬托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历史意义。按《毛泽东年谱》所记载的内容，都搬到这里来显然不合适，所以选取了几个重要事例，譬如《西行漫记》中记载着他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
关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去西方国家“勤工俭学”，他说自己“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西方的知识技术虽然很重要，但是离开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就起不了作用。这是毛主席1920年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毛主席就有了理论与实践的检验意识。
毛主席1920年在上海送别勤工俭学的同学后，给黎锦熙写信，不仅说明自己対于学习的态度，也对黎锦熙提出批评：“……你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表明了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当时在上海的12名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欢送即将赴法国的6名会员，讨论了分别之后的后续联系等事宜，其中与蔡和森联系最为密切，交流了有关中国与世界革命的许多问题。如果蔡和森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一年后他可能也是“一大”代表。
毛主席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走走停停25天，既是考察社会现状，也是游历大好河山。后来对斯诺也讲到这次游历的情况，诸如鞋子被偷和在南京借钱赶路等，都是表面上的小事。真实情况就是对沿途地理形势、城市经济及社会形态有了直接的认识和了解，这也是他留在国内、不去国外留学的动因。
从1920年第一次来上海，以后每年都来上海，譬如1921年参加“一大”； 1922年来上海准备参加“二大”，因为地址忘了未能出席会议；1923年经过上海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等等。因为这些活动的资料都有另外的纪念地收集展出，所以直接跳到有关国民党“一大”的资料，为毛泽东旧居的出现做一个铺垫。
这是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选举领导机构的结果。名单是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其中毛主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并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2月中旬毛主席来到上海，直到6月初，杨开慧也到上海时，一家人口终于落居这座弄堂建筑。
这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体成员的合影，也是毛主席在此居住期间的唯一留影。
第二部分“初露锋芒”。这部分就是介绍毛主席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情况，同时还协助陈独秀领导工会运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主持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以及黄埔军校招生和筹备中共“四大”等工作，因为工作繁忙紧张，以至劳累过度，到年底不得不请假返湘休养。
这是毛主席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会议的议程单，其中三次会议是毛主席担任“记录”。从名单上可以看到，如当时国民党“大佬名人”胡汉民、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于右任等都参加了会议，同时中共方面也有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毛泽东等参加，可见得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非常重视上海这个地方。
会议讨论过孙中山亲自部署的“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并责成毛主席具体负责。但列席会议的右派分子谢持不但反对“重新登记”，还在执行部拍桌子大闹，汪精卫不敢管，故意看毛主席的“笑话”，毛主席坚持原则，迫使谢持不得不填表登记，很煞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这是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向毛主席请示事宜的信件。事情不算复杂，但背后的问题却相当严峻。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组织整顿，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体现，但却一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消极怠工，所有工作无论巨细都推给毛主席，毛主席苦不堪言，只能勉力支撑。
展品中有一封中共党员蔡林蒸写给毛主席和罗章龙的信件，邀请他们参加上海工会成立的会议，地点在英商怡和纱厂附近。参加会议的除蔡林蒸（蔡和森、蔡畅的胞兄），还有何叔衡侄子何量澄等九名党员同志。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执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几项决议，并指出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是“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会后，毛主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兼任宣传部长。
在上海执行部第三次会议上，汪精卫转达广州“军官学校”招生事项，招生额度在100-150人。毛主席负责上海和长江以北地区招生考试的具体工作，其中山西徐向前、陕北刘志丹等即经过上海考试录取后，成为黄埔一期生。其他诸如蒋先云、张际春、伍文生等都是经过上海招生，赶赴广州入学，成为北伐军骨干。
此期间，毛主席多次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中共中央通告”，对共产党面临的局势和任务进行具体指导。如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和五七等纪念宣传活动；第十七号通告揭露江浙齐卢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是帝国主义操控中国政治经济的表现；第二十一号通告透过孙中山北上参加“南北合议”，警惕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阴谋活动等等，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这是毛主席在上海写作的文章，送到长沙发表。文章的题目是《反帝国主义是排外吗》，一如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文风。类似文章才思敏捷文言白话信手拈来倚马可待，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文魁星”。转年的国民党“二大”之后，毛主席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犹如一颗“政治明星”，在灾难深重、革命风暴初起的中国大地上光芒耀目冉冉升起。
这是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了。这部分的序言为毛主席在这里居住的情况做了一个“总结”：从2月到12月（期间6月至12月居住在此），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整整10个月，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全方位地提高了毛泽东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个“总结”还算是恰如其分。
1924年毛主席正当意气风发之时，他不但为国民党工作，也担负了不少共产党的工作，而且除了涉及上海工人运动，也注重参与了市郊农民运动。另外在上海期间，毛主席还以中共中央局秘书、组织部部长的身份参与主持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可惜的是，毛主席刚刚因病返湘休养，“四大”如期在上海召开，毛主席再次缺席党的会议，以至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主席回到韶山时，带回来一百多斤重的书，一边养病一边看书，一边做社会调查，组织农民夜校，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基层党组织，配合上海“五卅运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到1925年9月，为参与国民党“二大”筹备工作，又带病赶往广州。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刊物首先发表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926年2月，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毛主席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并正式批准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月又决定毛主席为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被迫辞职，毛主席也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再次来到上海。
中央农运委组成后，在毛主席主持下，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南方各省发展农民运动，并在武昌筹备开办第七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些计划及提议随即在中共中央局得到通过。
毛主席到上海之后，亲自赴市郊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说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运动也应该受到重视，那种以为江浙农民“并无多大痛苦”的说法是错误的。文章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江浙农民深受剥削压迫的现实，以及他们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的事例。
1926年11月底，毛主席离开上海，经南昌带领江西选派的150名农讲所学员，赶赴武汉，以全副精力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并在深入农村基层，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7年2月16日将考察报告提交中共中央。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在《战士》周报发表，随即《向导》周报、《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相续转载。4月，武汉出版了由瞿秋白作序的单行本。5月，共产国际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英文版单行本。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之地，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919年至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前后12次来到上海，每一次到上海，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实践，突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是党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财富，确实是很值得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
展览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但我总感到兴犹未尽。因为布展构思比较肤浅，没有紧扣“旧居”的历史意义展开研究和探索，以至于忽略了这次毛主席在上海居住达10个月之久的历史贡献。
这张表格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工作分配名单，其中毛主席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的身份分配在“上海执行部”。1924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实践其实就是其后的“大革命”运动的酝酿和准备，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导致“大革命”失败，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在“毛主席旧居”这里就已经初见端倪。毛主席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实践很值得深入发掘，这恰恰就是上海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2025年5月22日参观题记。
（作者简介：宇宏，1966届，1968年插队落户，1985年大学毕业，2010年以上海地方志副编审职称退休）
（责任编辑：铁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