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州五道箐农场“1.1反革命事件” 及被迫害的知青(上)
来源:不老的老三届 作者:胡义迁 时间:2025-06-14 点击:
1966年农场筹建中，从四川南充市招来58名青年工人，从郫县四川省机械化实验农场转来1965年下乡的成都市知青111名，郫县轮换工10多名。后又接收了当地则木河林场10多名干部、工人。调来1965年毕业的，农学院校的大学生8人。全场职工总数近300名，其中知青169名，占农场人员的60%。在“再教育”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当然知青地位最低。
从郫县转来的1965年下乡的成都老知青，大部分因当年高考、中考受家庭出身影响，而痛失升学机会。他们是一批有理想主义情节和较广泛兴趣爱好的青年。南充知青和其他农民轮换工多数只有小学文化。 农场选址处在深山，交通极不方便。泥石流冲积地，乱石成堆，土地很少，土质很差，开垦面积十分有限，不具备办现代化大型农场的条件。工人、干部、知青各有想法，融不到一块，且刚刚筹建一切还没上路。 文革开始大串联，有知青参与上访北京农垦部。农场成立造反派组织，知青们成立了“12.20”造反队，老工人也成立造反组织。文革中打倒“走资派”，农场各项工作渐次瘫痪。农场办公室档案柜被撬开。考大学落榜的知青们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出身剥削阶级，不宜录取”的政审时，多么绝望和感到受骗。大多回成都或南充闲耍，成为文革中的“逍遥派”。只有伙食团一日二餐还在坚持。老书记李德宝、后勤和安全工作没有放下。后知青们应要求勉强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1968年10月，在军代表领导下，两派组织推选，成立了大联委。由“12.20”组织勤务组成员，胡义迁任大联委主任。
农场在大联委主持下，酝酿成立革委会。
1969年7月，李肃仁从州里派来。1969年7月11日农场革委会成立，同时大联委自行解散。李肃仁任革委会主任。 当年10月，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已经搞了一段时间，农场在“清队”中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没有揭出什么大案、要案和抓出什么阶级敌人来。胡义迁认为“知青大多数都是“解放牌”，来历都清楚，没有什么清理价值”。 话说文革中掌握权力的“走资派”们纷纷进了牛棚，夺权造反目的已达到。国民经济将要崩溃，毛泽东这票玩得大，混乱的形式应该收场了。造反派头目该下课了。于是风向大转，1969年10月昭觉州革委会举办“两派头头学习班”，知青头目胡义迁、孔繁臻，黄伯森、陈顺华等人被送进学习班。
当年10月中旬，李肃仁设立了加强组织纪律学习班和“集训队”（农场革委会设立的土监牢），11月成立农场民兵队，由老工人、大部分轮换工组成。新官上任的李肃仁主任宵衣旰食，搞“清队”几个月来虽没出成果，看来掀开阶级斗争盖子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一场血腥镇压就要开始了。 他说：“就是知青胡义迁捂住了农场阶级斗争的盖子”，遂将矛头直接指向知青。1969年12月20日将胡从昭觉学习班押回农场。在批斗胡的大会上动武，许多知青不服气，提出抗议。知青胡义举，既是原知青组织勤务组成员，又是胡义迁的亲兄弟，看到自己的哥哥挨打，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李肃仁组织的“民兵”，马上对他拳打脚踢，把他压制下去。 1969年12月31日，李肃仁宣布，将坏头头胡义迁抓进“集训队”审查。
第二天，1970年1月1日，元旦。李肃仁又召集全场职工开会，将黑牌挂上胡的颈项上，押着他去拖木沟区（现螺髻山镇）游街示众、批斗，沿路高呼打倒胡的口号。知青们参加后情绪颇有抵触。 回农场晚饭后，成都男女知青自动聚在一间女生大寝室里唱歌，说是庆祝元旦。他们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想念毛主席》、《抬头望见北斗星》……知青龚联宇用小提琴伴奏。他们唱得很投入，歌声中流露出浓厚的不服和怨恨情绪。 知青们唱歌不久，突然听到几声剧烈的撞门声音，继而是男知青们的惊呼声，女知青们的哭叫声，还有粗野的谩骂声，情况十分混乱。紧接着就是破钢板（农场用来通知上下班、开饭的钟声）急促的敲击声。人们纷纷来到操场，只见李肃仁带领的“民兵”，冲进了知青唱歌的女生大寝室，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知青们大打出手。好几个男知青被数人围着拳打脚踢，跌倒在地。几个“民兵”又冲过去，踩在他们身上，用麻绳五花大绑，丢在墙角。 这些“民兵”还将女知青石和平五花大绑起来，几个大汉抓住她的头发在地上拖着，轮流疯狂踢、打、踩。她被打得遍地翻滚、满身灰尘、凄厉惨叫，头发被一络络地扯下。她实在忍受不了了，就高呼：“我要告你们！我要背着绳子去北京，向毛主席告你们！”。结果遭到更凶狠地毒打，直到被打得叫不出声音来。旁边的知青们一个个心在滴血，双手在颤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行，无法救自己的同伴。
同时，李肃仁和他的“民兵”们又去各处搜寻，要抓出今天组织唱歌的人来。他们把知青龚联宇、唐天生、孙世杰、陈明昍、潘在根等五花大绑，一阵疯狂地殴打，押到会议室去。 同时，这伙人又冲进坡地下面一男知青寝室，抓住知青马子璋。他们用匕首对他接连刺杀了七刀，使其血流如注，休克过去。他们夹持着他，拖到会议室，继续批斗、示众。直到后半夜，农场医生蒲显夫来处理伤口，他的鲜血已经将长裤浸饱干硬，根本脱不下来，医生只好用手术剪刀把他的裤腿剪开。 李肃仁还准备对－女知青，农场革委会委员朱登树下毒手。派人四处搜寻，最后，冲进另一间女生寝室里，找到了正卧床生病的朱登树。经她反复解释，一旁的女知青也极力证明，才幸免这场劫难。搜寻者还不解气，说：“怪了，怎么会病在这里？”。
农场知青本讲文明，平时要进女生寝室，都要事先喊名字，等里面的女知青出来。那天，突然遭遇如此野蛮行径，住在里面的女知青们都吓坏了，某某女知青曾是群众组织勤务组的头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往床脚下钻。 李又派人来到关“集训队”“罪犯”的房间，将已经被关押的胡义迁双手反剪，捆绑起来，推到会议室的乒乓桌上，再次拳打脚踢批斗，逼他承认是今晚唱歌的组织者。其中，有人（林邦清）暗暗从后面将他的双腿使劲一抱，使他突然失去重心，从高台上猛然头朝下倒栽于地，欲将他置于死地。这样的手段，如此反复整了三次。旁边的知青们只能惊愕，胆寒而噤声。 紧接着，李肃仁向拖木沟（地方区政府）打电话，声称：农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他们派武装民兵来镇压。
不久，区上派来了一批彝族持枪民兵。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情况，按照李肃仁的要求，一上来就对被捆绑的知青一阵拳打脚踢，并进一步勒紧他们身上的绳索，致使他们骨骼嘎嘎响，疼痛钻心，手臂都快被折断。 而后李肃仁宣布知青的元旦联欢晚会为“1.1反革命事件”。 从此，农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关押、囚禁、捆绑、吊打，戴私制刑具、刑讯逼供知青，侮辱、惩罚时时发生，五道箐农场阶级斗争的盖子，就这样血淋淋地揭开了，一幕幕卑劣荒诞血腥惨剧在五道箐上演。100多名知青中陆续被关押进“学习班”、“集训队”的，前后共50多名。知青们遭受刑讯逼供惨不忍睹。 李肃仁指示：“如不交待、不坦白，就狠狠地打。要打在看不见的地方，不要打起外伤，可以打起内伤”。不然，“群众看见打伤的地方不好，会同情他们”。“不要弄断手杆脚杆，弄断手杆脚杆，以后他们翻案有依据了。” 每次交待或批斗会前，“罪犯”都要遭毒打、拷问，并威胁：“如不好好交待表现，下来要打得更凶”。事实上，即使“好好交待坦白”的，只要不如李肃仁的意，下来要被打得死去活来。 在集训队里，平时被押解着干超重体力劳动。稍有怠慢或体力不支则受拳脚、棍棒、树条毒打或罚跪、站喷气式。即使倒地或倒在水沟里，拖起来继续受罚。夜晚绑在床上。 知青龚连宇、宋良虎经常被戴背铐睡觉。被定为有重大问题的知青受刑讯更重。
为了不被打伤（特指内伤）、打残，为了避免或减轻折磨，知青们被迫接按照诱供，接受强加的罪名，胡乱编造罪行，接受和添加不实之词。他们情愿被拘捕，进公安局的看守所关押，情愿判刑劳改，以逃避五道箐农场集训队中更惨的迫害，逃避难以忍受的折磨。 小小农场竟然整出“1.1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强奸凶杀集团案（罗案）”；“反革命收听敌台案”；“反革命偷盗集团案”；“王世雄现反集团案”；“造反派坏头头”；“王天柱畏罪自杀案”……200来人的地单位，就有八人被打入监狱，有的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 已无任何敢反对李肃仁的声音。所以形成了“罗案”、“收听敌台案”、“王世雄现反集团案”……。王天柱、万天忠、邓清元、刘继涛、李良智等知青最先69年底就被关押进集训队。
“1.1事件”是农场“清队”的转折点 从此，抓人、打人就成了家常便饭，李肃仁只要看谁不顺眼，就派人抓把他起来，一阵毒打，投进“集训队”。知青们都敢怒不敢言。 一天，知青周心泽上山拖木料回来，累得筋疲力尽。他突然看见会议室的外墙上贴出大字报：《周心泽还稳起、稳起》。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一群事先准备好的打手掀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被拖进会议室。李肃仁马上召开批斗大会，宣布周也是“罗案”强奸集团的罪犯，抓起来，关进“集训队”。 周心泽平时就比较善良、胆小，他心想，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当着全场群众把事情辨别清楚。他要求当场拿出证据来。李肃仁就问：“要是我拿出了证据，你说，怎么办？”周答：“有证据，我愿枪毙！”李老羞成怒，冲过去对他就是几拳头，说：“今天老子就打了你，又怎样？”并宣布：我就是要用拳头打坏人。接着，一群人也冲过去对他一阵狂揍。李宣布：农场今后就是要搞“逼、供、信”。对坏人就是要“我逼，你供，我信。”
事情回到1968年秋。农场两派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好”的号召下，驻场军代表做了许多工作，终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大联委。并积极筹建农场革委会。形势逐渐好转起来。 农场两派群众原本对立就不严重，从未发生过武斗，只是观点不同有过争论。大联委成立后，积极从事团结工作，恢复了各个生产队、小组，将知青和老工人编在一起，便于接受“再教育”（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和感情交流。制定了劳动纪律、作息制度，成立了各种专业小组，恢复了生产，修缮房屋、修复发电站、种蔬菜、大挖果树窝子种果树，恢复伙食团等等。 知青们还办了墙报，积极投稿，写诗作画，表示要努力建好新农场，等待转正定级，成为一名正式的农业工人。
1968年底，螺髻山上的原始森林突然发生大火。大联委在军代表和农场老领导李德保的带领下，发动全场职工，全力以赴上山扑救。农场原对立的两派群众，现在已经不分彼此，团结一致，不畏艰险，拼死扑救，谱写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真正体现了大联合的力量。 大联委又决定通知外出的知青、干部、职工尽快返场，并派出农场的解放牌汽车去成都、南充（据司机陈胖子说，南充知青上车时打闹，他即将汽车空车开走了。未能接到南充的知青们。看来，陈司机在扯谎。），将他们接回来。提出了“建设新五道箐农场”的口号，很得人心。两派群众都逐渐消除了前嫌，每天正常的出工、学习。人们对农场的未来都充满了美好的期望。人心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了。 1969年7月，农场革委会在历尽种种磨难后，成立了。 不久，李肃仁提出搞“清队”，他将原来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聚在一起，天天学习，要查农场阶级斗争的动向。 他提出，要揭发大案、要案。大家认为女知青罗桂英之死案，应该深查，各人都说出不同的疑点。
胡义迁提出，罗桂英上吊自杀前一两天，他看见有两个外来的陌生青年--外号叫“土匪”、“李烂”的，在她们的寝室里面吃饭，怀疑是不是这两个人侮辱了她，她才去自杀的。 而李肃仁总想把罗桂英死亡案定为：“反革命轮奸、杀人集团案件”，把罪犯圈定在农场内部一批知青头上。他说：胡义迁提供的线索，是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是要“捂住农场阶级斗争的盖子”。他甚至说，“胡义迁可能就是凶手哦。”
（后来事实证明，女知青罗贵英死亡的当天，胡正出差在昭觉，不可能作案，这才罢休。）
人们还认为：罗桂英自杀前曾经与男知青麦建中耍朋友（谈恋爱），会不会他们发生了两性关系？后来麦又不愿与她好了，她因委屈，一时想不通才去自杀的？甚至在埋葬罗时，人们还看见她的尸体肚子鼓胀，怀疑是不是已经有了身孕？李德保（农场党委书记）的夫人刘大育又发言说：她家与罗就住一幢房子，有一次看见她们（罗桂英和郭玉清）在厕所里丢月经纸。认为，不会怀孕吧？……群众都在积极提供线索，猜测案情。 而李肃仁自己的心中已经想好了“案情”，他对那些凡事与他设想不一致的议论都一概排斥、打击。他发动一些人，放出谣言说：刘大育是地主成分，有问题……。这使她十分气愤。
李肃仁一心要搞出大案、要案来，而胡义迁则认为农场的群众政治背景都比较清楚，知青都很年轻，不会有大问题的，最多是某些人犯有错误，那是“斗私批修”，教育的问题。 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分歧。 李又认为，农场是派性掩盖了阶级斗争。 而胡认为，通过前段时间军代表和大联委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农场的两派群众对立情绪已经消除了很多，两派组织都已经撤销，群众已经比较团结、融洽了。况且，革委会已经成立了，两派都有群众代表参加进去，革委会的威信很高。农场当时的形势，不是“派性掩盖了阶级斗争”的问题了。若李还要坚持这样搞，那就是“重新挑起派性，制造群众对立”，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 李还是坚持他的看法，认为当前，两派头头天天处在农场，就威胁、压制了群众对重大问题的揭发。于是，他就将原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知青胡义迁、陈顺华、黄伯森、孔繁臻，老工人唐昆仲、陈远前等六人送去昭觉，进州革委学习班，与群众隔离起来。当时，孔繁臻还幽默说：“面对面的揭发”不成功，现在要搞“背靠背的揭发了”。
1969年10月，送走了两派头头后，李肃仁自己留下来发动群众，揭发农场的大案、要案。 两个月后，李肃仁提前把胡义迁单独从昭觉学习班抓回农场。
此时，李肃仁已经组织起了“民兵”、设立了“集训队”（土监狱）。他抓了刘正生、李良智、邓清元、万天忠、麦建中、王天柱等六名知青，关押进去，但还没有揭出什么大案、要案来。胡回农场后，听到农场的“清队”运动已发生了打、骂人、威胁、关押人的情况，就以个人的名义，向凉山州革委政工组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这里“清队”中出现的问题，希望上级派人员下来调查、纠正。
12月20日晚，胡义迁刚回到农场，知青邓幼伟就一人来到胡的寝室。他说：“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胡想了一下说“哦，12月20日，三年前知青成立组织的日子嘛（12.20红卫兵造反队）”。邓就说：是呀，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哦。现在我们落得如此的结果，真是不服气哦。又说，现在李肃仁想邀他进入革委会工作，问：去，还是不去？胡马上答：“去！以后李肃仁搞什么坏事，你就可以告诉我。”
12月31日，李肃仁召开对“坏头头胡义迁”的批斗大会，李说要拿出胡的“钢鞭”来（过硬的犯罪证据）。胡说：不怕。请拿出来吧！于是，李就叫邓幼伟出来揭发了上述事情，问：“有没有？”胡答：“有。”“那是我对你不信任了，才这样做的。”（今天想来，“钓鱼执法”绝不是现在的发明，原来早已有之呀！） 李又问：你为什么要告革委会的黑状？接着就拿出那封信来，说：这就是证据。胡一惊，心想，这是寄给上级革委会的挂号信，怎么会落到他的手里呢！？但胡也坦然地承认：是的，是我写的。我这是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你在“清队”中违反政策，乱搞的事实。（至今，也不清楚，这封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情况的信件，怎么会落到被反映人的手中了？） 在当天的批斗会上，李肃仁的几个“民兵”对胡动手打了，胡还是不服。知青中又有人提出抗议。批斗会也就草草收场了。只是把他关进了“集训队”。胡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紧接着的第二天，元旦节，1970年1月1日，就发生了上述五道箐农场“反革命1.1事件”。
（晓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