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村上来的知青们
来源:大家古美 作者:乔凯华 时间:2023-12-22 点击:
1968年10月25日，我所在的村原上海县北桥人民公社新农大队朱乔生产队来了第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
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当年我这个农业户口的1966届初中毕业生，先于他们2个月回乡当了农民。
也许，以一个农民的眼光看当年的知青朋友，别有一番风味……
一
“知青下乡”的事在生产队里早几天就传开了，队里也为他们的生活起居作了安排。选了富农家二间前排的屋子，虽说以前是牛棚，但也是砖瓦房。粗粗粉刷一下，外间是灶房，里间作寝室，有电灯、吃井水、烧土灶，当时的市郊农村生活就是如此，比外地好许多。
当天下午，正在田间的我们远远看见队长他们七八人簇拥着一辆劳动车从大路直奔村子而来，那不认识的3位小伙子想必就是来插队的知青啦！据说北桥公社欢迎知青下乡的见面会开得很隆重。
第二天早上出工前，队长在社员大会上向大家引见了3位知青：高个子白净脸皮的叫张德伟；中等个方脸的叫叶东明；戴眼镜的瘦小个叫李志群。
从此以后，我成了每晚必到“知青点”的常客。相比他们，我是“老农民”。1967年和1968年的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我们农业户口的同学早就回家参加“三夏”“双抢”“三秋”劳动啦！肩膀早已磨出茧了，看到知青插兄们挑担僵直的身姿和高耸着肩膀咧嘴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地安慰他们：“没事的，慢慢会习惯的。”
插兄们分了自留地，我主动去指导他们种菜种瓜，丰富了他们的餐桌，也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
1969年，朱乔生产队又来了两位知青肖道明和凌松，他们是北新泾的。被安排在富农家的西厢房住。由于年龄相仿，我和他们同样成了投缘的朋友。
两人一高一矮，性格迥异。肖道明瘦长白晰，喜独处，不时拿根箫管哼吹；凌松短矮粗黑，貌似码头工人，喜欢摔跤，“大背包”是他的强项。
二
同一天，同村宅的周家生产队还迎来了一位女知青，她叫胡惠英。听说是上海名牌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还是《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呐！她也被安排在一家富农家住，是东边正房，可以说是村宅上最好的住房。就是一个大姑娘家单人独住，太孤单冷清了。
胡惠英上工和收工时经常走小路，从我家屋场上过。圆脸、高个、白净皮肤，扎一双粗辫子，一看就是一个气质高雅的城市姑娘。
1969年，随着第二批知青的到来，胡惠英的弟弟也来了。姐弟俩作伴插队落户，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由于分属两个生产队，加上姐姐胡惠英后来出工并不多，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几年来，我竟不记得和她有什么接触。
倒是那位弟弟胡天祥，别看人怪精瘦的，做人却是大大咧咧的，好交朋友。农闲时，我和队里几位知青在冬天的晚上，经常到他那儿的场地上举杠铃，有时也玩摔跤。我记得那年我曾举起过一百一十多斤的铁杠铃。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本“文革”后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新的高度》，我买来后一看，大吃一惊：书中一篇小说《阿勇》的作者竟是胡惠英！写的是一个叫阿勇的少年，通过养鸭、找鸭、送鸭等情节，描写他和阶级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大意）。主人公的原型，我一看就是胡惠英插队时住在邻家的少年张勇春。后来，小说还拍成了电影。《阿勇》无疑大大提高了知青胡惠英的知名度。约在1971年冬天，胡惠英姐弟俩一起参军告别了我们村。
后来听说胡惠英曾在杭州参加过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活动，现在是一名著名的剧作家；她的弟弟胡天祥参军复员后在某派出所工作。
三
生产队第一个被选拔“上调”的知青是叶东明。叶东明能说会道，马列主义理论一套一套的，是三位插兄中能力最强的。当时，有一个“农”改“工”的机会，上海落实“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工人的政策，招聘下放工人及子女赴甘肃白银市支边当工人。家里人不同意，但叶东明决定要去。曾和我通过几封信，讨论政治理论等问题。第一次探亲时，还特地回生产队来探望。后来辞了公职，应聘到江苏太仓某社队企业任职。几年后，社队企业退潮，失业的叶东明成了隐居在上海的无业游民，老婆身体也不好，患了风湿，几乎瘫痪。不过，他儿子蛮争气，在上海考取了大学。
1972年，我担任了生产队会计，李志群任出纳和记工员。那年春节，时任新农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朱小弟、生产队长乔顺林和我，代表村里去探望了插队的四位知青在市区天山五村的家。
李志群的父亲是上海某制药厂的支部书记，他们家是多子女家庭，挤住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公房里。相比之下，张德伟的父母虽是制药厂的工人，但子女少，生活条件相对好，留我们三人在他家吃了中饭。
下午去了北新泾。肖道明的母亲以前可能是开店的，待人接物很周到；凌松的家，也是多子女，一个兄弟去了安徽铜陵，父亲行动不便，主要靠母亲张罗，父母都是苏北口音。
当时国家公布了经推荐选拔上“工农兵大学”的政策并已组织实施。1973年，张德伟成了第一位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知青。他读的是上海中医学院推拿系，毕业后分配在华山医院推拿科。1977年，我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被上海师范学院录取。就读期间，经常到定点医院华山医院就诊，顺便看望插友张德伟。
1973年，我担任了新农大队“土记者”、大队理论辅导组长、大队团支书等职。1974年，我把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卸给了知青李志群。李志群工作很卖力，前几年担任记工员期间，晚上要分配社员拔水稻秧苗并量尺寸，经常弄得一身泥水。
1975年，李志群被推荐上了上海铁道学院南昌分校，一年后就回到上海就读，毕业后分配在外滩的上海第九设计院。
20世纪末，李志群带着他的夫人和儿子回到他插队多年的朱乔生产队。看望了曾朝夕相处的社员们，特意参观了他曾经的住屋。后来，他儿子结婚时，特邀请我和夫人参加。婚宴上，我们夫妇碰到了多年未见的知青张德伟和叶东明，相聚甚欢。
当时，社队企业办得很红火，约从1974年起，肖道明和凌松先后进了新农搪瓷厂（后改为北桥搪瓷厂）。直至知青统一“上调”返城。
上调后的肖道明分配在北新泾供销社的某商店当经理；凌松在上海市水务局所属的淀东水闸当操作工。离我后来的单位闵行区水务局很近，我去过几次他工作的水闸，看他如何开闸和放闸，操作十分规范。
四
我所在的生产队后来又来了几批知青，被安排在统一的“知青屋”居住。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不可能对他们再像和第一批和第二批知青那样亲密啦！但我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一年前，同乡校友潘黎明送给我一本由著名作家叶辛题名的记录他成长历程的《凡路》。前面有一篇序言，署名为胡惠英。序言中透露了当年她创作小说《阿勇》的全过程，潘黎明在书中也有具体的描写。
原来，196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袁越当时下放在北桥公社参加劳动，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前瞻性目光，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办过一个文学创作班，共计5人，其中就有新农大队知青的胡惠英和新苗大队的回乡青年潘黎明。共上交了4篇文学作品，选中2篇，最后，因故只有胡惠英的《阿勇》得以出版。
不久前，潘黎明建了一个“北桥文友”微信群，其中主要是当年的创作班成员，同时把我也拉了进去。使我得以有了与胡惠英大姐微信交流的机会。我向她回忆了当年她在周家生产队插队时经常从我家屋场上经过的情景，讲述了和她弟弟胡天祥在前面场地上举杠铃、玩摔跤的往事……这些她都记忆犹新。我还向她讲了村子动迁了，那地方都城市化了，希望姐弟俩有机会回我们那儿去看看。她很高兴地答应了。看来，我能补上当年与胡惠英大姐有缘见面、无缘交谈的缺憾了……
前排左起：张德伟、肖道明
后排左起：叶东明、凌松、李志群
（作者乔凯华为颛桥镇居民、闵行区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