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兵团当“赤脚医生”

 

这张卫生员培训班合影照片让我回忆起1970年3月26日下放到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现安徽农垦潘村湖农场）一连。

第二年的开春，徐大煜连长和张西田指导员（那时连长和指导员都是当兵的）叫我到办公室，说让我去团卫生队参加卫生员（兵团叫卫生员）培训班学医，也就是当赤脚医生，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从小到大一打预防针就会晕针，不能做这工作的。”一贯严肃的徐连长听后眉头一皱就对我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的，慢慢适应就会好的等等”，张指导员也在旁边耐心地做我思想工作，我只好服从命令去团部卫生队进行培训。培训班里有10人左右，一个月培训完毕，团部宣传干事帮我们拍下这照片。

当时，我暗暗下决心，既然干就得好好干，我是爽快人，我的愿望是能当主刀医生，真是不自量力。虽然是1969届初中生，那个年代，人人都知道我们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可笑吧！培训中，有看开刀的实习项目，同学们都退缩着不敢进去，我傻呼呼地说：“怕什么”。我第一个带头进去，当主刀医生邵家壮把刀轻轻切开患者皮肤露出肉和血的时候，我晕倒了，护士们慌忙把我扶出外面进行施救。经过这次经历，我放弃了当主刀医生的想法。实际一点吧，当时赤脚医生流行针灸治疗，我就不顾疼痛地用针往自己身上的穴位上扎（以后我再打预防针没有晕针现象），体会感觉，便于以后回到连队可以为民服务。还学了如何看常见病、接生、以及护理等工作，只学了一个月就回连队从医了。

这一个月我在卫训队应该说是全心投入到学习中，眼里只有培训的老师和实习时医院的病人。当时卫训队就有我们中学同班同学且坐在我前排座位的男生杨永兴（五连），我们都视而不见，直到44年后再重逢谈起各自学医的经历，才知道原来是同一个卫训队出来的。

话说卫训队突击学习回连队后，我就坐在连队的医务室里，当上了赤脚医生。不久又调来一位培训、进修比我多的医生，我就配合他打打针，包包烂脚，打预防针等。偶尔医生不在，我也就学着发烧给退烧药，头痛给止痛药，拉肚给黄莲素，胃不舒服给些食母生，记得是这个医生教我的，从来不会综合来考虑病因，自己也没有书看（后来回上海买过一本厚厚的赤脚医生书）。

1971年夏天，安徽建设兵团二师从各团抽调人组织了医疗队到嘉山的偏远山区去定点巡回医疗，我有幸被抽中。三个月医疗队回来，我发觉自己成熟多了，我可以大胆地的为我们连队的员工看病开药，他们对我信任度也大增加。一天晚上，产妇的家属急忙找到我说，他老婆要生孩子了，团里医生还没到，我急忙赶过去，脑子里闪过所学的接生步骤，一去就做好消毒等准备工作，当孩子急不可待要出来时，我也很从容的帮她并叫她出力，哇一声，小孩安全出生。扎好并剪好脐带，又去帮她排出胎盘，太顺利了，我好兴奋啊，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地说：你自己还不满18岁呢，啥都不懂，都会接生了。在连里，他们都很放心我接生，前后我共接生8次之多，往往都是晚上产妇痛得厉害叫我去，外面成群的狗对着我旺旺叫，我一边害怕一边急忙地的赶路。还有意思的是，多数人家当产妇生下男婴时，全家高兴，产妇的婆婆就会煮好一大碗红糖鸡蛋端过来要我吃（其实我哪能吃得下，刚面对血淋淋的场景），如果生下是女婴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每每看到这场景，我就会下决心，不要早谈恋爱、早结婚。多次接生的成功，被连队里的人传谈为佳话，因为邻近连队的赤脚医生就没我这么有运气了，遇到死婴，也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真的遇到难产的，需要更进一步的措施，我也不知道啊，不像现在的产妇，还没生产前，不知要检查多少遍。

那时候，疟疾（俗称打摆子）病常见，疟疾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得病的人每天有规律地的发高烧，病人还忽冷忽热，只要判断是疟疾就有特效药，治疗便好。还有就一些老年病人来聊天，反复诉说自己的病情，我都很乐意陪他们并安慰，按现在来说，应该是精神治疗吧（我离开连队时，许多老人拥着我边哭泣地送我上拖拉机）。那时，还记得有一个知青没事就来找食母生吃，那年头食母生当零食吃很开心的，食母生片是甜的。

我们连队的徐连长和张指导员还是比较重视我们知青，并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当时，我们连队有8个知青，一个当上了保管员，一个当小学老师，我们仨都不用顶着烈日下地干农活和冬天开渠抬淤泥。

2015年3月26日是我们到安徽建设兵团45周年纪念日，我们卫训队的人分别44年后在上海，我与郦双凤、王凤珍又重逢了。朱华后来到上海医学院读大学，分配到华山医院皮肤科当医生，再后来听说她到美国，至今没有联系上。

人的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几十年瞬间就过去了，不是老照片，恐怕会失去许多记忆。

作者简介：刘景美，上海徐汇区文治中学1969届初中生，1970年3月26日下放到安徽建设兵团2师7团1连，1973年8月抽调到安徽建设兵团总部（合肥），1992年下海到广州，2020年回归到上海。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