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场情结（三）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赵明朗 时间:2023-09-07 点击:
对人要知恩、感恩、报恩；对己要知福、惜福、造福。
那年，我十六，身高1米54公分，体重37公斤，一脸稚气，生理上属于未成年人。1970年5月9日正午12点，上海彭浦车站，撕心裂肺的汽笛鸣响，送行的人们哭嚎连天，而我却没有流泪，只是静静观望着车厢外疯狂的人群。列车员朝我大喝一声：“送客的赶紧下车！”显然，他误认为我是一个送哥哥姐姐赴黑龙江的小弟弟，我向他出示集体乘车证，他才放心离去。列车没到真如车站，我就觉得饿了，打开饭盒狼吞虎咽地吃上了，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环顾四周的同学，还沉浸在悲伤之中。可我的心情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这毕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尽管我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别了，上海！这块养育我十六年的土地,对于她，我并无多少的留恋。别了，我的童年，我的少年，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家庭带给我的温暖外，更多的只是痛苦、恐惧、颤栗…….
我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祖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经营一个烟杂店，家里雇了两位从老家来的小伙计，还有一女佣陈妈。祖父母膝下无子，先后领养了一子一女，几年后由兄妹变夫妻，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1952年，祖父因急病去世，父母无奈辍学，子承父业，成了资本家，而尚未出世的我，成了新中国末代“小开”（北方称少东家 ）。当时，上海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利用政策卓有成效。父亲凭着精湛的业务和热情的工作态度，在公私合营时成为最年轻的私方经理。委以重任的父亲踌躇满志，恪尽职守，事必躬亲，成绩斐然，但谁又能料到，这一切反而成为我家日后遭难的根源。
1964年，我十一岁，小学五年级。那一年，我就初尝了家庭出身的悲楚。当时我是中队学习委员，负责课外读书活动。一天，新来班主任袁霭文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篇文章，题目《包身工》，作者夏衍，要我组织大家学习，并结合个人的家史，回忆对比新旧社会两重天，见我面露难色，袁老师严肃地说：“你呢，就谈谈该如何与你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那天放学后，我没有回家，独自去了街头书摊，试图能找到一些参考书，帮助我提高认识。天黑了，摊主催声连连，而我一无所得，只能扫兴而归。全家人都着急万分，尤其是一手将我带大的陈妈。那天晚上，我没吃饭就上床了，我尝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的痛苦，并造成我日后近乎病态的心理和行为缺陷。我无法向家人启齿，身为大队长的姐姐也许在学校里受到同样的遭遇，而我的父母处境比我们更为艰难，我只能忍受，沉重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在自卑中挣扎，我在痛苦中成长……。
不幸的事接踵而来。不久，学校组织观看《收租院》纪录片，类似的忆苦思甜活动，让我这个课外学习的组织者无所适从，一筹莫展，因工作不力，我被降职为小队长了，离开这个令人尴尬的官职。然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开端，更大的噩运等待着我。班上有位赵俊同学，出生于令人羡慕的工人家庭，患有慢性肾病，时常缺课，我坚持放学后去他家为他补课。被罢官后的我，仍一如既往。有一天补完课，赵俊叫我跪下，恶狠狠地叫嚷：“袁老师说了，解放前我们工人阶级做牛做马，现在要翻身作主人了，我们就是把剥削阶级当马骑！”就这样，当了三天牛马，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耻辱，给了他一拳扬长离去，发誓再也不踏进他的家门。
几天后，因为气候原因，学校郊游取消了，退还5分门票钱，袁老师让我转交赵俊的退款。当时，我不知所措，既不愿说出骑马事件，又不愿意再去赵家，心想等他来校时再给吧。不料此举酿成大错，一周后，赵俊复学，看他走进教室，我赶紧掏出5分钱送到他手里，恰被袁老师看到，当着全班人责问我，为何拖这么久才给他？赵俊怕我说出真相，慌称我想私吞退款，我百般申辩无效。众目睽睽，“证据”确凿，威逼之下，我无奈交出了平生第一份检讨，不深刻，又写了第二遍。“贪污”的查办尚未结束，我再度涉入另一件”重大案件“。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胆小的父母将家中的书画作为“四旧”交给单位，其中包括我们读书小组的几本小书。得知此事，我惊恐万分，连夜又写检查，称我保管不力，丢失公共财产，愿照价赔偿。检查交上去，袁老师说我避重就轻，称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当然，小队长也当不成了，袁老师又组织同学来我家帮助我认识问题。终于，父母知道了我的种种“罪行”。这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是我心灵深处封尘多年且不愿触碰的一段记忆。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在目，点点在心。当今社会上所谓的白领、精英们以小资情调而沾沾自喜，引以为荣，有谁人可知，我这个正宗“小资”当年那段遭遇。不知袁霭文老师如今安在？20年前我曾看望过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毕竟，您教会了我书写人生的第一份检讨。赵俊同学可好？您曾是我的街坊，有生之年我们或许还能见面，我已经原谅您儿时的无知。从某种意义上，磨难是一种财富，痛苦是一种催生剂，我更要感谢你们，是你们让我早日走向成熟。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袁老师被批斗了，我的“案例”就无人顾暇了。然而我的家却从此遭到了劫难。我父亲作为资本家的代理人首当其冲，家被抄了，房被收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品都被造反派一劫而空，他们还抢走了我仅有的一张15元3角钱的存折。这可是我儿时所有的积蓄，是我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压岁钱和零花钱。也就是那一年，造反派让我们参加了父亲的批斗会，那是一个屈辱惊恐,令人战栗的场面，至今想起,我仍然心有余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彻底变了，孤独自僻，噤若寒蝉。怕去公共场所，怕听到街上的喧闹，怕看到戴红袖章的人，终日惶恐不安，幼小的心灵备受摧残。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填写学生登记表，看到家庭出身一栏，我就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中学的三年，我几乎都是在家自学混过的。以致下乡那年，我和同班同学都互不相识。
2.我的下乡抉择
1969年，姐姐面临分配，按政策，家中的老大可以进上海工矿企业，但这一政策并不惠及我们这种家庭。姐姐想去近郊农场，又怕影响我日后毕业的去向，她想让我留城，故报名去黑龙江兵团，但又因出身问题而没被录取，最后只得去了吉林插队落户。姐姐天生丽质，聪慧伶俐，品学兼优，她的半身塑像曾被作为中国青少年的形象送往世界中学生会议展出。姐姐下乡不久就被延边文工团选中，但还是因家庭出身问题夭折。姐姐在农村插队整整十年。
姐姐
1970年，我面临毕业分配，那年全国山河一片红，所有的毕业生全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善良的姐姐让我留城的愿望破灭了。父母希望我能去南方，但考虑到江西，安徽插队没有基本生活保障，而去黑龙江农场，每个月有32元的工资。我决意去黑龙江，但我又担心重蹈姐姐的覆辙，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好消息终于传来了，北郊农场用宽厚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个无助的孩子，我极度的兴奋，盼早日成行，唯恐有变。父母悲喜愁交加，喜的是我如愿以偿；悲的是一年内两个子女远去北疆，前途莫测；愁的是我家已经家徒四壁，借债渡日，眼下又要为我凑钱准备行装。由于文革的冲击，全家每月只有70元收入，父母亲除维持一家三代八口人的基本生活外，还要接济各自的亲生父母（因为父母双方均为领养）。女佣陈妈，坚持分文不取在我家做了两年，她年轻时守寡，来我家帮佣18年，虽是一介村妇，目不识丁，但她是我家的一棵大树，尤其在动乱年代保护着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临行前，我无意中看到父亲向造反派递交的补助申请书，大意是为了支持子女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需要配备必需生活用品，申请补助40元。5月1日劳动节到了，这是我在上海渡过的最后一个节日，妈妈问我下乡前还有什么愿望，我硬着头皮要求妈妈在带我去儿童公园，弥补我儿时的缺憾。我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那天从公园回家的路上，我们去了一家小餐馆，点了一菜一汤，竹笋炒肉丝，榨菜蛋花汤，共计两元五角钱。当我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菜盘时，才发现妈妈竟一筷未动，眼含泪花默默的望着我，我后悔莫及……。至今我依然没有忘记妈妈那慈爱而忧伤的目光。
因为无钱添置新衣，妈妈找出了一套青年时穿的女学生装，色褪了，重新染了一下，袖口窄了，放宽了一些，穿上很合身，我非常高兴。穿了一天，我总觉得不对劲，与父亲的衣服比较，才发现纽扣的位置相反。于是我马上动手拆下，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纽扣缝到对侧。看着我平生的第一件针线作品颇为得意，穿了才发现大事不好，扣子的对侧没有扣眼，而再锁五个扣眼，对我这个16岁的男孩，真比登天还难啊!妈妈看见我为难的神色，借着昏暗的灯光连夜一针一线为我改缝衣服。我望着妈妈憔悴的面容，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潸然泪下，不禁想起了《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那时的陈妈，已在他人家帮佣，但仍然给我送来了一个木箱和必要的生活用品。陈妈对我一家三代有恩，本来我们要为她养老送终，但多年后她执意回乡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父母定期下乡探望。陈妈过逝后，又定期为她扫墓。我父亲去世后，儿女们仍然一如既往。2006年，妈妈从美国返回上海不久，在姐姐的搀扶下，不顾旅途颠簸十几个小时，去了宁波乡下为逝去十多年的女佣扫墓,带去了彼岸的我对陈妈的深深怀念。慈祥的母亲那年已是75岁的高龄，她满头白发，饱经风霜，知恩图报，不忘故人，为我们晚辈树立了榜样。
由于常年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我近视了。我默默地计算者父母手中40元的余额，想配副眼镜，但我不愿父母为我花更多的钱，而姐姐劳动时摔伤了腰，也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更让我担忧的是种田戴眼镜，会让别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是谈资色变，闻资丧胆啊！下乡两周后，妈妈来信告知，在我的棉袄暗兜里有40元钱，以备急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月后，当我领到第一份工资，我拿出了15元连同那40元寄往上海。农场四年，我每月坚持寄往家中15元，并注明一部分给陈妈。
3.我的知青岁月
我是怀着虔诚和赎罪的心态来到黑龙江北郊农场三分场。我暗自发誓，要用汗水来清洗剥削阶级家庭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农场对我的接纳之恩。而旧日的恶梦还是挥之不去，下连队的第一天，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就紧张，担心又要发登记表了，在过去的日子里，每次填写家庭出身都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令我恐惧担忧的一幕并没有发生，惶惶不安的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夏锄。在三分场百余名知青年中，数我个子最小，但是在整个夏锄中，我始终干的前面，受到多次的表扬。一个人的信念和心态十分的重要，在劳动期间，我也感到累，觉得苦，我生过病，发过烧，但我都咬牙挺了过去。我的内心负担在劳动中逐以释放，使我找到了某种救赎的快感。我问心无愧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经受了艰苦生活的洗礼。然而有一天，我的好友唐裕文悄悄的告诉我，他无意中听到薛万臣指导员与代清心主任谈话，说我“人小心红干劲大”。我即刻感到恐惧万分，担心这些善良的领导在没有查清我家庭出生的情况下，把“人小心红”往“根正苗壮”上联系，那就麻烦大了。我不敢继续往深处想。这是多么扭曲的心态，既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又担心别人误以为我出身好。这种心态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有人提起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就惶惶不可终日，家庭出身的阴影如同驱之不散的雾霾，笼罩着我整个青少年时代，和我同样经历的人会有这种体会，而我们的下一代就觉得是天方夜谭了。
农场的山水真养人，下乡三个月，我竟然长高了五公分，我在磨练中成长。秋收来临了，割麦子的时候，弯腰下蹲都很困难，才发现下乡时带来的衣裤不合身了，大腿根部和臀部的皮肤摩擦，引起了溃破糜烂，行动十分的不方便。由于炎症的扩散，我开始发烧，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我仍然坚持出工，一直熬到了连队放假，才去了场部卫生院就医。当日的值班医生是周淑文，当她帮我撕下脓血粘连的内裤时，发现有三个核桃大小的疖肿，立即切开引流。看着流淌出的脓血，她边清创边流泪，动情的说：“你还只是个孩子呀，遭这么大的罪，这要是让父母知道了得多心疼呀…”。剧烈的疼痛让我出了一身了冷汗。处理完毕， 周大夫给我开了病假条，叮嘱要定期换药。可第二天，我又坚持出工了。多年后，在医学院的课堂上我才知道，当年要是处理不当，会并发脓毒血症而导致死亡，上苍慈悲让我躲过了一劫。时隔36年, 我给国内的周大夫电话拜年，旧事重提，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再次泣不成声。
1970年9月底，我在田间劳动，忽得通知，第二天去参加赤脚医生学习班。学习班由卫生院的金晓光院长，鲁如连医生，张殿方医生为主要授课人，授课的内容都是一些医疗基本知识，包括人体的结构功能和一些简单的诊疗技术等，为期两周。学员来自各分场，共20多人。由于我当时近视，又没有眼镜，而且我从小低头认错多了，没有抬头看人的习惯，学习班上有哪些学员我毫无印象。学习班结束后, 我又回到了秋收的行列。
1970年11月的一天，我在三分场场院脱谷扛麻袋，连部通知我去场部卫生院报到，我懵懵懂懂地来到了卫生院，方知我已经正式调入了卫生院。感谢三分场那些施恩不图报的领导。
1971年5月，农场召开下乡后第一次劳模表彰大会，卫生院把唯一的名额给了我，而当时的我，入职仅半年；令我更感意外的是，三分场没有忘记我，也为我保留了这份荣誉，而当时的我，离职已半年。
记得那一年，奖状是由农场直接寄往上海的居委会，人们敲锣打鼓，把两张奖状同时送到我父母手中。久违了，红色的奖状，我家已有六年与奖状无缘了，有的只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用辛勤的汗水，坚韧的意志赢得了荣誉。在我以后人生的路上得奖无数，但唯独此奖，让我终身难忘。这奖状，不仅对於我个人，并且对於我全家意义深远。她准确无疑地向远方的亲人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人间自有真情，世上自有公道”。兄妹们倍受鼓舞，从此我的家庭再度走向辉煌。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与浩瀚的历史长河相比，人的一生不过在须臾之间。自我不经意间踏进农场卫生院大门算起，从医生涯已有半世纪之久，蓦然回首，感慨万千，一个人能从事自己所喜之事，尽其所力，毕其终身乃人生莫大幸事。由衷地感谢北郊农场，我从医之路的启蒙者；由衷地感谢北大荒，我人生之途的引路人！
作者简介:赵明朗，上海知青，1970年赴黑龙江北安农场（原北郊农场）良种站务农，同年调入总场卫生院任药剂员。1974返城，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80年后期留学美国，先后在Emory大学，威斯康辛医学院，北卡罗莱纳大学（UNC at Chapel Hill) 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工作。主要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 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