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海丰农场历史追记

来源: 彩虹晚晴天地 作者:肖峰枫 时间:2023-07-26 点击:

 
     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原大丰县)的原上海市海丰农场,留下了当年特殊时期上海知识青年难忘的岁月,时至今日,片片往事,让每一个曾经在那里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的创建者、建设者回眸一瞬满襟湿。
 
背井离乡到“海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知识青年为响应祖国“上山下乡”号召,离开城市、告别家人,肩背行囊,只身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洪流中去。当年上海知青分配到江苏大丰“上海国营海丰农场”是比较理想的去向。他们先要在十六铺码头乘坐江轮到南通港,然后再乘坐长途汽车转辗到达农场,行程须历时两天一夜。
 
       初来乍到地处黄海之滨的苏北平原,那里人烟稀疏,荒野无际,眼前只有白花花的盐碱地与片片风吹雨打的防风林。上海知青深入海丰,开河挖渠,拉车担粪,垦荒种粮,他们茅屋同居朝夕同处、泥浆共浴、栉风沐雨、简餐共席、情同手足。
 
       原上海市海丰农场地处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原大丰县)境内的四岔河,东北部沿黄海边,西与上海农场毗邻,东西宽13.9千米,南北长22.6千米,拥有土地面积166.67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66.67平方千米,养殖水域33.33平方千米,林地12平方千米,居民点、道路及其他用地10平方千米。
 
       1973年3月正式建立独立建制的海丰农场,是上海市农场局直属领导的外地农场。农场局前身是1963年5月成立的上海市农垦局,“特殊时期”一度被撤销。1976年6月更名,成立上海市农场管理局,领导上海郊区和外地市属农场。
 
       海丰农场建场后竭力开拓经营项目和增强经济效益,集“农林牧副鱼”多种经营于一体:种水稻、棉花、黄豆、大麦、油菜,和用于改良盐碱土壤的田箐;畜牧业以养猪为主;水产业以鱼塘养殖淡水鱼、对虾为主;工业以建材加工、机械、日用五金、服装、针织、食品饮料、长毛绒玩具等门类为重点。
 
       1973年后,位于大丰干河边四卯西河北岸的海丰农场场部,逐步形成小城镇。镇中间一条东西向公路将场部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中央建有四层场部党政办公大楼;大楼西边建有职工医院、消防队、派出所、职工活动室、银行、邮电局、以及居民住宅楼群等。
 
       大楼东侧有物资供应站、汽车站、商业大楼、浴室、招待所、影剧院、食品厂以及理发店、书店、修理店和农贸市场等;北侧建有电视转播塔和卫星地面接收站,建有小学、中学和技校;东西两边是居民新村。直到今天,生活在海丰的人会说上海话,有上海户口,还保留有上海人的腔调。
 
       当时,海丰农场场部地区还有一条公路通向原大丰县的黄海公路,每天有两班长途汽车来往上海,一班是农场营运,一班是江苏大丰汽车站运营。另外,盐城汽车站每天有两班车来往海丰。
 
“一片红”的“老三届”
 
       在不堪回首的特殊年代,“老三届”“知青”“一片红”“上山下乡”,这些词汇显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它们会频频出现在当年各种媒体的字里行间,陌生是因为对于这些跨越时代的词汇真实含义的理解。
 
       1968年,上海等待分配安排的“老三届”知青(特指在1966-1968年间毕业的初高中生)共约有68万人,其中66届、67届高初中知青44万人。同年7月8日,上海市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简称“市乡办”),对66届、67届高初中知青实行“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分配政策。1969年,对68届高初中知青实行上山下乡“一片红”分配政策。
 
       当时,上海学生分配安排主要去向是:上海地区及外地“大小三线”的国营企业、大小集体企事业等单位,同时相继分配安排或筹备分配安排大批知青赴黑龙江军垦农场,以及江西、安徽、云南以及上海郊区农场,还有去农村插队落户或赴各地投亲靠友下乡务农等,其中包括分配上海知青去位于江苏大丰的上海农场。
 
       当年上海农场包括时丰、庆丰、元华、下明、川东五个分场,及若干总场直属单位。1968年2月7日由军代表进驻,上海公检法由空四军实行军管。因此,上海农场不同于军垦农场和一般国营农场。
 
       1968年8月至9月间,市乡办派出考察团赴上海农场考察有关安置上海知青事宜。10月始,上海首批知青由上海十六铺大达码头乘船出发,在南通转乘长途汽车到达上海农场。
 
       据江苏大丰市政协文史委2010年6月第十六辑《大丰文史资料》记载:“1968年知识青年大批进入上海农场,时丰分场首先设立知识青年队,安排农场66、67、68三届2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下队劳动。11月中旬,上海知青1700人分批来到农场,分布在各个分场生产队劳动。”“1968-1972年上海农场接纳知青5228人。”
 
       在此期间,知青等人员因背景复杂及对政策理解的偏差,难免产生一些矛盾。从农场到农场局工作的老知青余勤生,回忆在海丰的经历和感受时说:“许多知青政策覆盖不到农场,各种矛盾爆发出来了,广大知青思走,农场干部和知青都有怨气,都希望尽快分开。”
 
       鉴于此,1972年,上海市委批准《关于上海农场划场问题的报告》,着手筹建海丰农场,计划安置8-10万名上海知青。《上海农垦志》记载道:1973年初,上海农场按上级指示,划出元华分场、下明分场、隆丰和安丰两地区、盐场以及未围南盐场草荡。
 
       从1973年3月-1975年3月,上海农场将上述地域分三次划给海丰,土地面积约合121.52平方千米等不动产及流动资金。除此之外,还专门从崇明农场抽调一批知青干部和老干部支援海丰建设。上海农场知青除自愿留在上海农场外,全部转入海丰农场。
 
       据有关统计,当时需要安置从上海农场各分场转到海丰农场元华地区的知青共为5275人。原上海农场各分场知青主要被集中安排在原元华各大队(每队知青增加到350人至400多人)及隆丰地区,少部分知青因住房短缺暂住上海农场庆丰三队、六队。
 
       海丰农场建场后,从1973年底到1978年间,上海73届、74届、75届、76届、77届知青每年分批到达海丰农场(人称小知青)共约29000人。到1980年,农场共有职工近33649人。
 
       1980年底,因落实中央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大部分知青流转到上海市郊的奉贤、南汇等农场,留下的部分知青主要是从市区当地和外地调入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家属子女等两三千人。
 
       1982年又从新疆农垦系统转入上海支疆青年9715人。1987年起,部分在海丰的上海新疆知青也陆续转移到上海市郊奉贤、南汇等农场。1990年农场尚有职工7284人。1992年海丰农场改制为上海农工商集团海丰总公司、职工约800余人。
 
       据海丰农场一位老知青曾回忆:“当时人员调动的政策界限是,凡1968年以来由市乡办去农场的知青,原则上全部划给位于上海市郊崇明、奉贤、南汇的国营农场。上海知青已和农场干部子女、场员子女、其他人员结婚的,如本人愿意也可留在上海农场。”
 
现今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打拼
 
       说起知青的艰辛与奉献,都会流出激动的泪花,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赋能和秉持。长期在农垦系统工作的老同志姜季农写道:“淡淡云天淡淡风,蘑菇茅舍碧茵中。离离晚禾深如海,处处猪棚散似篷。鸿雁归来惊不识,海潮扑打屡回空,今年景物已非昨,垦殖论功愧啬公。"这描述农场年代的诗篇,折射出身临其境的知青无惧风雨,无惧困难和无惧挑战的峥嵘岁月。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回眸那段“一片红”的历史,都是一代知青鲜活的生命和终生难忘的时光。在海丰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苦涩的土地上,知青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岁月,饱尝时运沧桑,人生冷暖。
 
       时任星火农场新垦区新十八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的“老知青”王安石,临阵受命赴海丰农场参加围垦。他在《黄海滩情结》一书的回忆文章中写道:“9月6日,我作为先遣队成员先行出发,我们的车经常熟后在江阴摆渡,到江北后经靖江、泰兴、如皋、海安、大丰等县城后,由四岔河进入海丰驻地。”
 
       “海丰围垦指挥部设在江苏大丰县四卯酉河的海滩上,三排油毛顶毡砌的简屋,一排用农机库改造的食堂,就是它的全部。中间一排是总指挥们的办公室兼寓所,它的旁边是办事组(即办公室)所在,工程组在最前边的简屋,由他们设计和运筹围垦整个过程。我任政工组负责人,是围垦总指挥部下属的一个重要部门。”
 
       当时各个工作组不挂什么牌子,也没有繁文缛节 一切围绕围垦中心工作开展。围垦放在冬季展开,那时的潮位最低,先用滩涂泥土堆筑一条简堤挡水,10万民工的工棚就搭在堤内,便于就近施工。
 
       150多平方千米的茫茫海滩,“到处是水没水可喝,随处有路无路可走”,指挥部决定采纳上海公用事业局自来水公司推出的方案,在二卯酉至四卯酉河外海滩打五口100多米的深井地下水,然后在海滩上敷设水泥管道到各个民工点,解决喝水的困难。
 
       指挥部和海丰农场一声令下,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2000多名青壮年演绎了一场运送水管的大会战,3000多根水管全部被人拉肩扛运送到拖拉机无法开到的地方,此事在海丰围垦中被称为是一个壮举。
 
       老知青吴炳德在《农场的历练是我的财富》一文中回忆道:“我是一名74届中学毕业生,1975年响应党的号召,赴苏北海丰农场务农。1975年3月的一个晚上,轮船载着稚气未脱的我驶离了家乡,第二天,坐上了一整天的长途汽车,晚上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我被分配到海丰农场的创业连。连队位于苍凉的黄海海边,知青们在野茫茫贫瘠的盐碱地围垦造田……”
 
       “当时的生活状况是:电还没有接进连队,晚上没有电灯用蜡烛;水塔还在造,没有深井水,用的是清澈的河水;我们吃的也是河水,完全没有问题。每天的劳作就是挖沟、割芦苇、割野地的青草当肥料、将割下的草填埋在地下,然后用水浸泡使之腐烂,用于改良土质。不久,生活环境逐步改善了,连队里通了电,并有了深井水。”
 
       “在那个特殊年代、农场青年业余生活单调枯燥,男青年爱动,我从小喜欢足球和篮球运动,凭着自己从小具备打篮球和踢足球的禀赋、很快就成了场部足球队和篮球队的主力,后来在整个农场局也小有名气。
 
       当时上海18个国营农场的知青回城市很多,农场需要重组,我们这些仍留在黄海之滨海丰农场的知青,被安排到东海之滨的崇明农场各个连队。被滞留在他乡、又无力抗争命运的知青,这时能听到上海电台,能过上与上海粮票相伴的生活,心里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我只是极普通的一名老百姓,后来我成为一名公务员,这也许是曾在农场的坚守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对我的馈赠。时过境迁,而今我虽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但是时常有挥之不去的农场情节萦绕在脑海中。”
 
       老知青余勤生也回忆说:"作为我个人,海丰农场是我踏上社会的第一站,农场的经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农场的实践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干部、解放军对我的教育,也培养锻炼了我的个人品德,特别非常有幸的认识了众多的场友,这种在艰苦生活中形成和铸就的友情和亲情,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当再次回忆这段历史时,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作为知青,我们还是幸运的,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到了一个上海市管辖的外地农场,在生活和劳动上得到当地干部和职工的照顾。我们知青队伍总体还是比较平安的,与外界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在内部也没有发生大的不幸事件。每想于此,我就非常怀念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农场干部、上海干部和解放军。
 
       海丰的知青跨过的年代有太多的沟次,承担肩背太多的责任,饱尝生活太多的苦楚。第一次只身离别家乡和亲人来到黄海之滨的农场,可以说是吃不惯、睡不惯,庄稼活更是人会干,艰难、思念、徘徊、病痛,感觉人生一片迷茫。
 
       但是,在农场党委和各级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下,以及对知青如家人般的慰藉和帮助下,知青也开始慢慢地学会运应新的环境,开河挖渠、拉车担粪、垦荒种粮,付出了现今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知青凭着战天斗地的勇气和吃苦耐劳的毅力,从盐碱贫脊的土地上一步一个血印走过来,并在工作中得到银炼。
 
上海“米菜奶肉”重要基地
 
       《上海农垦志》显示:1973-1990年,国家拨款(总投资)海丰农场累计3.4亿元。1992年,海丰农场正式改制为上海农工商集团海丰总公司,按照上海市政府把海丰建成上海的“米袋子’'“菜篮子”“
 
       构架起以现代农业为特征,一二三产业综合经营格局,形成以米业为主,水产业、果林业、蔬菜业、水产养殖业协调发展的场域经济,特别是全雄性泽西芦笋基地、滩涂湿池水产养殖园区、洁净农业园区、农牧结合园区现代化示范基地相继建立,可源源不断地为上海市民提供优质放心的农副食产品。
 
       2014年初,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将原川东农场、海丰农场先后与上海农场实施行政与资产重组,成立新的上海农场,划归光明食品集团。2018年底,正式更名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由此,令一代知青不堪回首而又魂牵梦萦的海丰农场,再次实现华丽转身,建成上海区域之外最大的规模化粮食生产基地和畜禽生产基地,为上海的经济建设继续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晓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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