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来到了1973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好运开始真正落到了基层！那年是邓小平重新复出后进行全面整顿时，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录取”的基础上要求进行文化考试。这便激起了我心中久存的大学梦，“我要读书！”于是就向连队提出了申请。那时我已经担任了连队的统计员，由于每天仍然和大家一样劳作于田头、麦场、工地，休闲时还负责出板报、写报道，所以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获得全票推荐。因为是要进行文化考试后再选拔录取的，所以当年推荐和录取的比例是3：1，即三个里面录取一个。记得那年考的是语文和数学，集中在团部考试。考完后，正当大家焦急等待考试结果时，却传来“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抱怨考试不公平，所以连考分都未未公布就取消了，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在讲究“政治标准”的年代，我这个“可教育好子女”，自然就成了“3：1”中的那个三分之二，落了选。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我人生第一次失眠了，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才知道。我暗下决心，明年再来！于是继续埋头苦干，决不抱怨！

第二年，我又成了被推选的一分子。这次是1：1，心想这回上大学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了，却不料大学的门依旧对我关闭：我被录取的是齐齐师范学校——一所中专校，因为我毕竟是“可教育好的子女”，能让你上学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还有什么奢望！用入学时校长的话说：“工农兵上大学，包括上中专。”别人还轮不上呢！于是我就被“包括”进了师范学校，成了老师的后备军。好在师范学校的老师都很尽职，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我们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比如语法，比如书法，比如诗词格律，比如文学理论，也接触到了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虽然是打着批判的旗号，但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进校后，我担任了学校团委的宣传委员，负责学校的宣传工作，出板报、壁报等，得到了美术老师的指点，使我的文学艺术素养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两年后分配到了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任教，做了语文老师。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1月8日早晨，我和几位同学在农村分校宣讲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正要回校时从广播中听到了周总理去世的哀乐，悲从心来；4月份又有“事件”发生，前途迷茫；5月，又传来朱总司令离世的噩耗。刚到齐齐哈尔车辆厂中学任教的那个初秋，广播中哀乐又一次响起，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中国向何处去？惘然若失！好在十月传喜讯，“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再次复出，于1977年做出了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正当我紧张复习，准备参考时，却传来不利的消息：“当年参考的社会考生必须工作满两年。”这就将重新工作刚刚一年的我排斥在外——梦再次破灭！而到了1978年，即已经满两年时，单位却再也不提允许报考之事。后来才知道，由于那十年的原因，教育第一线缺少大量的师资，我们师范学校为此曾经特招了一批一年制的，尽快充实到了教师队伍中，满足教育的需要。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把已经在第一线任教的老师放走呢？

后来，市里的教育学院开始招生在职大专生，一来满足老师的需求，二来也可提高一线教师的业务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我那时已经设法往南方调转，怕这种地域性质很重的学习，一旦中途调转便前功尽弃；又怕到了新单位人家不认可，所以就没有报名。每每看到去进修的同事回来讨论学习的内容时，心中总是空落落的，羡慕不已。1982年，中央电大开始招收三年制中文专业大专生，因为是全国性的，不受地区限制，让我欣喜不已，立即报了名。但此时距离考试时间已经很近，必须分秒必争地复习起来。我那时任班主任，担两个班的语文课，又是学校团总支的宣传委员，教学和管理任务都很重。只好对复习科目进行合理取舍。中文专业考四门课，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语文是我主教的科目，自认绝对没问题，先放一边再说；史地内容众多，恐怕来不及，放弃，到时凭基础能拿多少拿多少；主攻政治，不就背吗？于是我就抓紧点滴时间，争分夺秒地背起来，哪怕回南方结婚度假的时候。

1982年的夏天，考试时间到了，上午考语文。前一天晚上临睡前，我才把高中语文课本翻了一下，主要是看下面的生字注音，这是我们南方人的弱项：平卷舌、前后鼻音分不清，在这上面失分不划算！来到考场，卷子发下来，果然有注音题，有好几个就是昨晚看过的，于是顺利解答；其他题目也没有不会做的，都在把握之中。作文是读《南郭先生》写论说文，我把它定位在“不懂装懂害死人”上设立论点，从个人、集体、国家三方面论证，特别举了当时震惊中外的“勃省劲二号”海上钻井台沉没的事例，说明不懂装懂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写完作文，又检查了一遍，早早交卷出考场，准备下午的考试。下午先考政治，洋洋洒洒把卷填满，随后同样早早交卷，为的是能够有时间临阵磨刀：是该看一看史地了。我大致估算了一下考完两门的分数，语文可在85分以上，政治可在70分以上，两门加起来应该在160分左右。按当时的水准，估摸有个180分的总分（平均及格）就能考上了，那么史地一定要有个20多分。史地开考了，我满卷子找会做的题，做一题算次分，算算有23分了，我就交了卷，出门，回家，等分数。考分出来后，我考了204分，远超我的估算，其中语文98分，仅作文扣了2分；政治83分，而史地不多不少，正好23分。我被录取了。

暑假过后，学习正式开始。我们车辆厂的学生和路局的分在一个教学班。电大学习称作“半脱产”，即边上班边学习。路局那边不打折扣地执行了相关规定，而我们车辆厂的除了只有老师来辅导的那个下午外，其他时间都需正常上班，全靠自己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而我因为既做班主任又教两个班，时间是最紧张的。但我们大家都非常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晚上自觉组织到一起，学习讨论，共同提高。就这样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党史、写作等等，一门门学来，增加了不少的知识，开拓了眼界，提高了能力。

一年多后，1983年底我调到了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中学。正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辅导员老师很快帮我将学籍转了过来，我立刻找到了当地的办学处，入了籍，抓紧复习迎考。这里的学习环境要远比在齐齐哈尔时好多了，半天上班，半天学习。因为班中其他单位的同学休息日是周五，所以我们也借光，周五同样不用上班，这就有了充足时间来学习，非常轻松，还可以照顾家庭。刚开始的第一学期，我在小学过度，没有课务，自由得很；下半年到中学接一个初二班级，每周五节课，课全安排在上午，周五没课，学习时间十分充分，有次考试还拿了班级第一，顺利地完成了全部学业，于1985年暑期胜利毕业。

这一路学来有许多的乐事。记得学外国文学，俄国人的名字又长又拗口，比如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我就自创了“俄语法”，用俄语洋腔去读，很快就记住了，附带记住了他的代表作《罪与罚》。考“党史”时，复习时我认为一道关于党在土改时的农村政策的题目不重要，所以就没怎么复习。考前有位同学提醒我说这题很重要，老师也强调过的，于是我就在等待进考场的那点时间里认真看了看。不想考试中果然有此题，而且分值达20分。真是一语值千金，如果没有那位同学的提醒我那20分就打了水漂。那次考试我的《党史》考了80多分，如果这道题丢了，那我也就离不及格不远了。调回南方后有一次考古代文学，复习古代文学时，我自认为本学期两晋文学刚开了个头，并不完整，考试应该不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可打开试卷看时偏偏有陶渊明的著名散文《桃花源记》中的一段默写：“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　　　　　，　　　　　，渔人甚异之。”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好在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我非常的镇静。我把其他题目都做完后再来思考这道题。《桃花源记》我在齐齐哈尔车辆厂二中时曾经教过学生。记得那堂课是有老师来听课的，为了体现文言文教学字字落实的理念，那天我是将全文默写在黑板上的。当年无意中做的事现在派上用场了。我慢慢地想，从后往前推，终于将“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三句填入了空格中。回来后翻书一看：一字未错！真的很幸运。

但也胡遗憾。因为疲劳，我常常会在下午上辅导课时打瞌睡，甚至影响了考试。入学后的第一场结业考试是在1982年的年底，考试中有“党史”这一科，考题中有“‘七大’的三大法宝是什么”一题，我却什么印象也没有。考完后有同学告诉我，辅导老师曾在辅导课上说过并写在了黑板报上的。我这才想起那堂课我的上下眼皮直打架，虽然强忍着，最后也无可奈何地睡了过去。不想这一睡竟在这时受到了惩罚，留下了遗憾。

不管怎样，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毕了业，拿到了毕业证。后来，凭着这份学历，获得了中教高级的资格，为我走向了更高的层次，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进行了多项课题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成为了常州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市中语会副秘书长，参与了全市高考的指导工作；带出好几届优秀学生，在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南大等高等学府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令我感到欣慰。

四十年后在沪师范同学聚会

回想这十多年的大学路，有艰辛，有泪水，有跋涉，更有收获。真要感谢邓小平，感谢这个好时代。是邓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让我们能有更高的才能去服务时代；感谢这个好时代提供了好舞台，让我们能够心情地施展才能。如今，我们已经步入晚年，但“活到老学到老”仍是我们的责任，社会这个大学我们还未毕业，我们要继续学习，尽我们的余力，让人生的晚霞更加灿烂！（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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