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我的《知青日记》

来源:故人旧事小编 作者:杜显怡 时间:2022-03-24 点击:
最近,重新翻看了我的知青日记,心中十分感慨。最强烈的感慨是:必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
惭愧与羞愧交织的心情。打开陈旧泛黄的日记本,翻看用钢笔记下来的近10万字的日记,我心中涌起的不是自豪,不是自我欣赏,而是惭愧和羞愧的感情。那是怎样的日记啊,通篇的豪言壮语,通篇的《两报一刊》语言,通篇的大话空话和决心书似的表达,一言以蔽之:没有看头。奇怪的是,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感情我竟然可以一写数年,一记近10万字。 
从主题词看时代和社会。日记中最多的词语是:
“语录”、“斗争”、“我们”、“文革”、“反帝反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战斗”、“大批判”;当然还少不了“再教育”……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是那个年代满满的正能量,是打鸡血;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就是“装”吧?而农村的贫穷落后、知青的艰难迷茫和前途渺茫,基本都没有涉及。即使有的地方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也是马上给自己打气。貌似革命的背后,是极左、是荒谬、是可笑。可是在那些年代里,这些文字却是我的真诚表达,是情感的真诚所致。惟其出自于真诚,今天读来,尤为可悲可叹。
这样的日记有价值么?当我看了我的同学孙丹年的知青日记后,更是羞愧难当。她的日记是当年农村生活和知青状况的真实写照。生动具体形象,50多年前的实际状况都能从中读到。为什么她能那样写,而我则不能,问题在哪里?我思考着。后来慢慢知道了、明白了,由于她的父亲被冤屈,在她幼年时全家就被发配到乡下,她纯洁幼小的心灵看到了体会到了当时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而我则长期接受着虚假的宣传,被荒谬错误的思想彻底洗了脑,于是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日记。
其实,早在40多年前的大学时期,我就感到,那些人生经历坎坷、家庭和个人受到历次运动冲击和打压的同学,对社会的本质更有认识,更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个人及家庭命运的不幸促进了他们的思考,因而他们中一些人并不盲目服从,而是在有限的环境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今天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日记,各有各的存在意义吧。孙丹年的知青日记可以说是时代和社会的生动的历史画卷;而我的,则是印证过去年代虚伪性荒诞性的反面材料。从我的日记中至少可以读到:我这样的知青曾经是个忠实信徒。然而这样的信徒是空心的,没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没有自己的头脑和思想,把一些抽象的口号当成了信仰,还错误地用那些去宣传教育群众。还有一个反面的作用是,通过我的日记,可以看到像我这样基本算得上纯真善良热情的青年,是多么容易被引上歧路,而拨乱反正、回归常识,需要走多么漫长而痛苦的路程!
重读知青日记,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的知青才算是真正优秀的知青?有一以贯之的标准吗?随着时代的演进,我越来越困惑了。在我们那个知青年代,优秀人物就是邢燕子、董家耕、侯隽、朱克家、金训华等等,他们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旗帜。可是今天,他们还是旗帜么?
至于像我这样的普通知青,又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优劣呢?我想,可能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看法,给这个问题定位的前提是:怎么看待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歧路?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与工农大众结合,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么?这个运动对历史起到了推进作用还是适得其反呢?这个大前提不解决,优秀知青的标准就永远是一笔糊涂账。



 
说实话,后来这些年,我从内心里还挺羡慕和赞赏那些抗拒上山下乡的同学和朋友,窃以为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对社会的进步有作用。试想想,如果大家都不去响应号召,都不积极参加文革,不下乡,那样荒唐的运动能搞得起来么?没有知青运动、没有文革十年动乱,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难道不是好事么?
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马后炮。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多数人都是随潮流而动的,多数人都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尽管伟大领袖反复强调要有反潮流精神,说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可是谁一旦这样做了,还有活路么?林昭、顾准以及几十万右派,等等,难道不是前车之鉴?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在乡下认真劳动、听上级的话、扎根农村的知青,未必就是优秀的;反之,不愿意参加劳动、消极悲观颓废的知青,未必就是不好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后者的存在,恰好是对一段不该有的历史的反动。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有人不服从不配合,还能够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抵制不该发生的事情,这无疑是人性的觉醒,是社会进步的曙光。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英雄人物的价值标准,如果总是用人为塑造的方法制造优秀分子、英雄人物,让这些人物仅仅成为某种运动某个时期昙花一现的代表,成为某种虚假理论的传声筒,这不能不是莫大的悲哀和不幸。
怎样看待当时的正能量,有没有积极意义?我曾经和一位在大巴山插队8年的老朋友说到此,说到我当年的革命日记和革命行为。我说,这些东西尽管荒唐、虚假可笑,但当时确实起到了激励和鼓舞我的作用。如果那时我就看清了知青运动的全部荒谬性,还能过得下去么?原以为这位在大巴山8年的朋友会反对我的说法,哪知他挺认真地接过话头:是啊,我们都是那样做的。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了。
 更深入地反思,我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感到很悲哀。我个人的问题在于盲目跟风;在于知识太少——下乡时仅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程度;在于生活道路一直比较顺利,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没有受到各种运动大的冲击;在于单纯幼稚轻信;在于虚荣心较重,总想出人头地、表现自己……如果我是高中毕业的学生,如果我因为父母的问题沦为了贱民,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更多更广泛,那么,我的日记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了吧?
今天,放眼看去,像我当年那样的傻子、蠢人、跟风者、轻信者、自以为是者、图慕虚荣者还大有人在。歌功颂德、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自我封闭、崇尚权力和金钱,认为真理在导弹的射程内,信仰在权力和金钱的范围内……凡此种种的表现,还大行其道。于是,类似我的知青日记那样的文字,还会一再重现,不绝如缕。
马克思说,思想的光芒一旦照亮德意志大地,德国人就会成为真正的人。西方谚语又说,自从有了思维这个恶魔,人类就备受折磨。几十年来,我们都“享受着”不需要思想、不需要反思的满足和快乐,“享受着”只是接受现成的结论、总是被人代表、被人驱使的安稳和轻松。活到古稀之年了,似乎越活越糊涂了。
重读我的知青日记,思绪翩然,欲罢不能,写下上面的文字,就教于各位知青朋友。
 
附:《杜显怡知青日记三题》
一、学习笔记
 
1970年4月27日
我们英雄的社会主义祖国,25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神圣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来到了,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是给它的献礼。
昨天到民主公社同学家里玩耍,我们聆听着从天空传来的人造卫星播放的《东方红》旋律,激动的心啊,像要跳出胸膛。站在同学家的土屋前,我们几个同学对着天空高呼:
“人造卫星上天啦!”
“XXX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1971年2月9日
今天是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两周年的日子,重温战斗的喜悦,追思幸福的转折,感到很有意义。
时光一去千里,但是我们的成长还是十分缓慢的,毛主席给我们指引的上山下乡这条光明大道,无比宽广无比正确,我们是重庆市首批到农村的知青,我们为之骄傲。我们还要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两年来在农村,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生产劳动和生活管理、锻炼身体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着我们成长。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啊!
以前,我们对于农村的事情一无所知,现在有了一些感性认识,还需要把它提高到理性的阶段,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提高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自觉性!
 
1971年7月25日
看了英国女作家伏里契的《牛虻》,我很受启发和鼓舞。我要学习书中男主人公亚瑟那种顽强的精神,以那种虽然受了苦但毫不诉苦的精神来鞭策自己,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在挫折的时候看到成绩。牛虻经历了那么深重的苦难,他接触了社会的最底层,尝尽了人生的辛酸,锻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和严酷的思想感情。当然他的一些东西并不全是无产阶级化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书中的看法。我们生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就应该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自己的一切言行,处处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
 
1971年8月24日
这两天看了小说《边疆晓歌》,深受其中革命英雄主义的感动。我要学习书中的英雄人物林志高、汪蔚阳等同志,把自己的一生、把灿烂的青春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知识分子萧若怀表现出的革命的动摇性和摇摆性,恰好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种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批判。
 
二、我是知青宣传队队长
 
1971年4月5日
我们宣传队跋山涉水到双龙大队为贫下中农演出。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深深的教育了我们。整个演出过程,都是台下促台上,一派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演出结束后,贫下中农还依依不舍地、久久不愿离去。
我们演出的节目主要有:
诗歌联唱:歌唱祖国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深山问苦”
表演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等十几个节目。
我是宣传队的队长,身上的责任很重。队里有的同学年龄比我大得多,成熟得多,和他们一起工作,要他们听我的安排,真是不容易。但有这样一个机会锻炼自己,也是我的荣幸。自己一定要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1971年4月10日
宣传队的三位主角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前往工厂了。今后怎么办?是坚持战斗呢?还是拆台、散伙?起初,许多同学对这个问题抱有怀疑态度,在集体和个人、表演技巧与思想内容等问题上发生了许多争执。
今天在缺乏这三位同学的情况下,演出还是获得了成功,从而解决了许多人的思想顾虑。
 
1971年5月6日
金沙公社宣传队到区里参加演出,以我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个人特长来看,我们公社的同学在某些方面是比不上其他公社的,但是我们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主动为整个演出服务、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受到了称赞。有同学说,看到你们金沙公社的宣传队,就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中的海燕”等诗句。
 
1971年6月1日
区革委会调我去担任区知青宣传队的队长,今天去报到,并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区知青宣传队和我们公社的宣传队有些不同。虽然每个人都有些文艺特长,上级领导对工作又很支持,但由于同志们都不是一个公社的,许多人不明白参加宣传队的目的,思想有点复杂,表现出来就是闹不团结、搞小圈子、宗派主义和分散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和自己头脑中的错误思想斗,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斗。
宣传队的排练每天都进行到深夜12点钟后,我们都临时住在区上。
 
1971年10月10日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今天,我们身背行装,高举毛主席画像,奔向三汇大坝宣传毛泽东思想。火红的战旗在山涧飞舞,革命的歌声此起彼伏,处处是农业学大寨的景象,一路上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的好事不断涌现。
我的思想完全被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所激荡。
 
1971年10月11日
今天是到达三汇大坝的第二天,晚上在坝子里演出。天黑下来后,汽灯照亮了舞台,同学们精神抖擞,纷纷登台。“送公粮”这首歌被我们改编成赶车的大爷和知青的对唱:
大爷:咱车上这些年轻人也,
车上知青(合):贫下中农的好后代,
大爷: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知青(合):毛主席的教导记心间,
齐:爬山涉水赶路程,到三汇大坝去慰问,
大爷:他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呜喂——
老汉我赶着大车喜气洋洋就送去呀,
齐:哎嗨哎嗨哟……
我们生动的表演,引发了全场的欢笑声。
 
1971年10月14日
来到三汇大坝,我们劳动了两天,宣传了两天,积极参加修建水库的紧张战斗。
避开杨柳关,
引水穿山来,
千军万马战大坝,
大寨红花遍地开。
今天站在齐小腿深的水里挖泥土,突然听到广播里播放了一首歌。我仔细听了听,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太好听了,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三、我喜欢的男生走了
 
1971年7月29日
我喜欢的他很快就要离开铁桥了。我将少了一位很好的同志和战友。在有些地方,可以说他是我的老师。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人像他这样在我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他给我提出了我在工作方法上的若干问题,我想的确应该很好地总结,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马列主义的领导艺术。
 
1971年8月14日
这两天心情一直不舒畅。无论如何我也只有承认这一点,他的走给我的作用力太大了,我简直像丢掉了一件什么最心爱的东西。两年半的农村再教育生活,他在精神上思想上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啊,使我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不断提高,事业心不断增强,学到了许多好的工作方法。最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许多人生的哲理。
一想起这些,一想到将要很久很久地离开他,我的心中就十分难过。一想到他在汽车开动时留下的深邃坚定的目光,我的热泪就夺眶而出。当然,过多地回想这些,只能懈怠了我现在的工作,只有用更新的战斗才能成为我们最好的告别。
 
1971年8月15日
我的头脑中生平第一次如此强烈而深刻地萦绕着一个人的形影,每当我从沸腾的场合中冷静下来,一想到这,心中就充满了忧郁的情感。这种感觉残酷地折磨着我,我非常明白地看到,长此下去,就会严重的影响我的工作和战斗。我想,在我的一生中,除了他,还有谁能够更透彻地了解我。我的心仿佛也随着他在列车上、在轮船上、在通向祖国边疆的小道上跳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我的好战友。我们这一小伙人,手拉着手,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虽然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但我们的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儿女情长,而是为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忘我的战斗,是谋求普天下人民的解放。
 
1971年9月28日
我想,必须要证实这一点,就是最近一个多月来,我的第一次钟情,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对爱情如此敏感,在我的心中第一次深深地打上了一个人的烙印。这种感情在我的思想中时常出现,影响了我的工作和学习。
他走了以后,我总觉得心中像缺少了什么,精神上少了大的支撑,仿佛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起这一损失。我非常不愿意在日记中记上这些,但我想,这是一种虚伪的做法。有矛盾就得承认就得正视,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也许,我这样想是非常可耻的,是极为有害的,但我却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我时时刻刻总在想着他,尤其是当我在思想上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的时候,就多么想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啊。有了他在,仿佛生活也显得更加有光彩、更加有意义了。难道这就是爱情吗?在我的一生中可从来也没有刻下过谁的影子,也许是我自作多情吧?可是我总在想……

(图片系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杜显怡,重庆人。重庆一中初67级学生。当过知青,当过工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重庆通用机械工业公司工作。1989年、1997年曾在中央党校学习。2006年在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退休。

责任编辑 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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