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会说上海话的国际主义战士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周学强/江跃中 时间:2021-12-06 点击:
20世纪30年代的艾黎在上海

路易·艾黎纪念碑

工合标识

与虹口地区消防队成员合影(坐者左起第三人为艾黎)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的寓所,在此,他多次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顶楼上,还曾架设过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晚年艾黎
 
      ◆周学强 江跃中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真正形象。而当年向延安方面传递埃德加·斯诺打算前往采访“想法”的,正是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位于上海愚园路寓所一间阁楼中的秘密电台发出的电文。

      今年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诞辰124周年、来华94周年和逝世34周年,由他作为创始人创办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后代”们,在沪举办了“路易·艾黎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纪念活动,追思、追忆这位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60年的故事。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在白色恐怖笼罩时的上海,他坚定地站在中国劳苦大众一边,深切同情和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斗争,经常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甚至把自己的住所提供给地下党作庇护所。

      艾黎来华之初,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时。1933年,艾黎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引荐下,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

      1934年,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宋庆龄为让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5月起,宋庆龄请艾黎利用担任工部局工厂督察长这一职务便利,协助马海德对上海各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大量的改进意见,同时也让艾黎和马海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了解。事后,宋庆龄对他们的调研工作十分满意。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居住的愚园路寓所顶楼小房间里,设了一处秘密电台,与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后的一天凌晨,宋庆龄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几位国际友人一同庆贺这一胜利。

      创办“工合”支持抗战

      抗战初期,随着大片国土沦丧,中国民族工业遭到空前破坏。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斯诺夫妇、艾黎等国际友人提出建立工合的设想,并由艾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小册子。艾黎还设计了工合标识,把工合二字放到红色三角形图案内,寓意“努力干,一起干”。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横滨正金银行正式挂牌成立,艾黎被任命为行政院主管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并代理总干事。工合成立后,先后在全国建立了7个大区办事处和186个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短短几年,三角形黄底红字的工合标识遍布18个省份,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3000多个,社员3万多人,援助了3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为抗战前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筹集和输送了大量军需物资。

      为了赢得世界各国人民对工合运动的声援和支持,1939年1月,宋庆龄在香港倡议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何明华任主席,陈瀚笙为秘书,委员有艾黎、斯诺、宋子文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20多人。截至1945年底,工合国际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筹集到国际捐款和捐赠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帮助斯诺访问延安

      上海是路易·艾黎来华投身中国革命的第一站,这里曾留下他11年的足迹。

      1987年3月6日,上海市友协举办“三S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上海”研讨会。当时,路易·艾黎专程从北京赶来参会。他身材颀长,目光炯炯有神,穿着咖啡色的西装,打着一条蓝色的领带,手拄拐杖。他握手很有力,开口就用上海话说:“大家好!我在上海蹲过11年!”一席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路易·艾黎在研讨会上第一个演讲,题目叫“上海地下斗争十年回忆片段”,这是他的亲身经历。

      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中国情况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两年间,斯诺努力学习中文,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爱国革命人士,也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了接触。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到延安这块神秘之地走一趟,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并公布于世。

      但要去“那里”进行实地采访又谈何容易。从道路到通讯,各方面都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包围着。斯诺决定于1936年4月赴上海向宋庆龄求助。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认识了在上海帮助地下党开展革命事业的艾黎。艾黎在愚园路的住所,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艾黎和同住的共产党甘普霖,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住所底层设有一间小工房,为组织修理手枪之类的武器。他们设置了秘密电台,与国内一些地方共产党保持联络,发报机就装在顶楼阁楼中。

      两位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理念不谋而合,艾黎即为斯诺提供了自己住处的秘密电台,把斯诺的“想法”通过秘密电台传达给陕北。

      收到电文后,毛泽东作出决定,同意斯诺访问延安及对外界如实报道这里的情况,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提高根据地的医疗水平。由此便开启了斯诺记者生涯的“红色中国”之行。此后,斯诺见到毛主席,了解到真实的红色革命情况,并写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可以说,艾黎设立的秘密电台帮助打通了一条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红色革命的通道。

      掩护善待革命人士

      刘鼎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奠基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上海特科工作。后奉命到西安直接负责东北军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工作。西安事变后成为中共代表团的“大管家”,是在隐蔽战线立下功勋的统战功臣。

      刘鼎曾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这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1935年的一天晚上,史沫特莱带着一个人来到艾黎家,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他将在你们这暂住一段时间”,于是,查尔斯成了艾黎家的一员。后来艾黎才知道,查尔斯的真名叫刘鼎。当时刘鼎刚从国民党俘虏营逃出,处境窘迫,暂居艾黎家的这段时间,给了他更好的休整时机,同时也暗中进行革命活动。那段时间,艾黎还在消防处工作,配有公务车,这给了刘鼎等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人士很好的掩护,发送支持统一国共抗日战线的材料和运送伤病的革命人士。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国民政府和上海租界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吃紧。路易·艾黎担心家里来往客人多,刘鼎会引起注意,就将他送到宋庆龄在法租界住处。在此期间,刘鼎同宋庆龄有过几次交谈,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看来,刘鼎是个有学识且经过历练的共产党人。

      1936年3月初,史沫特莱受宋庆龄委托到路易·艾黎家找刘鼎,告诉他有位朋友约其在法租界内一家咖啡馆见面,有要事商谈。这位朋友不是别人,竟是董健吾。原来,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旧部,表示愿在西北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托旧部找到董健吾,并将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刘鼎作为共产党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在艾黎的安排帮助下,刘鼎见到了董健吾。经过仔细研究国际形势、东北军、红军在陕北的消息及张学良为人处世的特点后,刘鼎决定接受邀请。路易·艾黎还去南京路给刘鼎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

      刘鼎后来赴陕与张学良会面,两人同吃同住12天,倾谈不已。刘鼎详细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政权组织及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情况。洛川会谈,加深了张学良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了解了红军、中共的抗日决心,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和决心。这为后来与周恩来的肤施(今延安)会谈、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奠定了基础,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赢得中国人民爱戴

      2014年和2016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先后在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为两位培黎学校创建者、国际主义先驱——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竖起了纪念碑,同时也建立起国际主义教育基地,向世人宣传弘扬两位国际友人为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作出的宝贵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中国,宣传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病逝。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艾黎曾外孙何洋回忆道,曾外公艾黎经常说:“我有两个家乡,一个是我出生的地方新西兰,一个是我深爱并奋斗的地方——中国。”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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