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十年梦——我在北大荒的人生路(中)

来源:放飞梦想 作者:钦 鸿 时间:2019-07-25 点击:

      (四)工一连的风波
 
      开春以后,连领导和老职工们先后回老农场搬来了家,同时又有一批老三届的女知青从老农场来到荒原,工一连也回到自己的正业——专门从事团部的基本建设。一切都走上了正规。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栋栋房屋建造起来了,团部的面貌日新月异。
 
      与此同时,连队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知青与老职工、知青与连干部、上海知青与外地知青之间的矛盾,等等,最主要的还是上海知青群体与连领导之间的矛盾。
 
      记得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是在党的九大之后,连领导没及时组织全连学习相关精神,引起知青们的强烈不满。有一晚在帐篷里举行的全连大会上,就有人领呼口号,大家群起而应之,一时气氛相当紧张。
 
      另一次,是兵团颜文斌副司令员来红卫团视察工作,由于听了团部领导的片面汇报,对工一连知青提出严厉的批评。知青们当然不服,有的当时便去找颜副司令员,试图面陈实情,但未能见到。有几位知青在讨论再三后,以书面形式向时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和司令员的潘复生、汪家道反映对颜副司令在红卫团讲话的不同意见。
 
      在那些日子里,知青之间不免议论纷纷,更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晚上下班后还聚集在一起作一些交流和商议。这些知青没有意识到兵团的环境与学校已完全不同,不过大家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希望端正连队的风气,将连队建设成反帝反修的战斗队。
 
      然而,连队领导对知青们持对立态度,他们按照部队的规范,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对有独立见解、不那么听话顺从的知青们非常抵触。记得连里当时曾举办过一次学习班,就连队存在的干群矛盾展开讨论。一些上海知青从大局出发,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连队干部提了些意见。师部政治处的宁守礼主任对知青们的态度倒是肯定的,他特别指出干群双方都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但陈指导员却始终紧绷着脸,未作任何表态。其实,当时的连队和团部的某些领导对知青们早有成见,他们把这一切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并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加以打击。他们先是在 1969 年 6 月开始以组织手段整治上海知青,先后撤了几位知青干部的职务,随后在年末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对知青中的党员进行了批判,并责令他们作自我检讨,以肃清影响。此犹不足,他们还要作进一步整肃,于是,我便中了“头彩”。
 
      (五)厄运从天而降
 
      到工一连以后,我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抢干重活,并积极要求上进,写过入党申请书,也曾被评选为五好战士,特别是,我还曾作为战士代表,被连队送去团部参加连队干部关于创五好的学习班(即红卫团第一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一连的风波中,我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虽然对于连队的一些问题,我与大家的看法相仿,但仅限于与周围三两好友有所议论,从不参加任何其他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几位知青给省军区领导写信时,曾应好友之请,对该信的第四节作了修改。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竟成了全连乃至全团的“反动”典型。
 
      诚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我之所以被连队和团部领导选为开刀的对象,还真是事出有因。
 
      原来早在下乡前等待分配之时,有同学编了一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分寄给已经奔赴天南海北的各地同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学校掌权的对立派将它作为“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的非法组织”,对与“通讯”有关系的学生进行追查迫害。由于我收到过几份这样的“通讯”,连团领导获此信息,一下子便将我“提拔”为重点审查和批判的对象。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专案组对我的“问题”狠挖深挖,很快又查到了我另外的“罪状”。
 
      一是组织“共产公社”。所谓共产公社,原是俄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与同伴搞的一个组织,他们志同道合,共同生活,不分彼此。中学时代,我们一些要好的同学读了小说后受到影响,也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曾以此相约。毕业分配后大家天各一方,但情谊不断,彼此的通信中有所谓共产公社的“黑龙江分部”、“黄山分部”的戏说,留在上海的同学则戏称自己为公社的“联络部长”。这其实是那个年代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幼稚和浪漫,并无实际的组织和活动,而专案组却如获至宝,对此大做文章。
 
      二是炮打张春桥。在“文革”中,上海曾发生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1968 年 8月 11 日在我们登车离沪之际,上海北站曾散发过揭露和批判张春桥女儿逃避上山下乡的传单。由于张春桥女儿也是我校高三学生,上海市革会便将此事定性为“由复旦附中发起的上海市第三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而我事先曾经看过这份传单的草稿,并参与过意见,因此在劫难逃。
 
      三是反对兵团领导颜副司令。如前所述,给省军区领导写信一事原是连里几位女青年所为,我只是应人之邀作一点修改而已,而且我觉得这是按正常途径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然而专案组却将此定性为反对兵团领导的“上告事件”,是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兵团的典型案例,并且夸大事实,将我定为该案的策划者和幕后指使人。
 
      有此几大罪状,我一下子成为连队和团里“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同时,他们在连队里广泛发动群众,教育和引导“知情者”对我进行揭发和检举,罗织罪证。
 
      另外,专案组还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奔赴各地,围绕着与我有关联的亲属、同学和朋友进行广泛调查。但事实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最终,他们只能是败兴而归。
 
      在长达一年的审查批判中,专案组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所以无论我如何据理申辩,都无济于事。但他们终究无法落实那些所谓的罪证,于是退而求其次,按所谓“非法组织”将我定罪。同时,又无限放大我在工一连的作用,为我强加了一顶“连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煽动者”的帽子。最后,红卫农场党委于 1971 年 3 月 15日决定给予我“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的严厉处分。
 
      (六)营建温馨的港湾
 
      记得是在 1970 年 2 月,陈指导员到采石山传达“一打三反运动”文件时,就放风宣称工一连有“第四国际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由此拉开审查和批判我的大幕。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被妖魔化了。而随着审查的进行,我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因此除了极个别的知己朋友之外,其他人大多避之唯恐不及,有的人侧目以视,也有的急于向连里和团部揭发以撇清关系。我于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命运的弃儿。
 
      在我最苦闷的时候,也曾想找陈指导员谈谈,毕竟他是党的一级组织的领导。但他早已认定我是反革命,与他还能谈些什么呢。他对我,总是一脸铁青,眼镜片后闪出的光寒若冰霜,还时不时在会上将我作为反面典型教育大家,因此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1972 年 2 月,在采石山全排会议上,他指桑骂槐地嘲讽我“读书越多越糊涂,越反动”,我为之伤心,当晚便写了一首《答陈××》:
 
      马列本系真理书,岂有越读越糊涂。
      目短不识妖形变,剑利才断毒舌吐。
      漫道千程多逆水,何期万里是坦途。
      此心早荐山河壮,一笔一划绘宏图。
 
      有一天,我去老党员高建中家串门。老高是我当木工时的班长,他正直善良,一直对我十分爱护,即便我受难之后也一如既往。因此,他的家是我可以稍稍放松心情的一个避风港。那天,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我何不也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呢?回到宿舍,我便马上给时在四连的闻彬写信,商量结婚事宜。
 
      闻彬与我在复旦附中同学五年,1968 年我们一起报名赴疆,又先后来到红卫荒原战天斗地。到北大荒的几个月里,我俩交往密切,发现彼此志同道合,心曲相通。她天生丽质,活泼开朗,又从小品学兼优,能歌善舞,高中时曾任校团总支宣传委员和学生会文艺部长,到红卫团四连后不久便担任了排长,又被作为入党和副指导员的培养对象。本来她前途一片光明,却因所谓“共产公社”之案受到我的牵连。四连领导对她非常爱护,原拟保她过关,团部专案组则要求她与我划清界限。但她对我的所谓罪状一清二楚,也深知我是蒙受了冤屈,因此宁可放弃“前途”,也不肯违背事实和良心。由此,她被革去职务,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接到我提出结婚要求的信函,她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商定:与其各自在难耐的寂寞中互相挂念,不如合二为一,相濡以沫,彼此取暖,共度艰难。
 
      1972 年 5 月,我俩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回团后,闻彬调来工一连,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即便外面天寒地冻,风高浪急,下班后回到家里,仍有我们自己的天地,可以安享一份温馨和快乐。

      (七)恶梦接踵而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想要一份平静和安宁,实在也是天真的奢望。
 
      我连的连长听说是“解放兵”,虽自称出身贫下中农,但旧军队老兵油子的恶劣作风丝毫未改。闻彬调到工一连后,便被分配到瓦工排当小工。工一连的基建任务非常繁重,每天上班,各道工序环环相扣,工作十分紧张。闻彬身单力薄,干活却从不含糊,在生产连队时,一百多斤重的麻袋照样抢着扛起就走,到了工一连她依然积极肯干。然而怀孕之后便不免力不从心。但基建工地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她不能也无法稍稍懈怠。我为此非常焦急,便硬着头皮去找连长,要求给她换一个工作,给予适当的照顾。可是,他却阴阳怪气地讲起“大道理”,硬是不予同意。结果,闻彬在怀孕三个月之时,便发生了大出血,被送到团部医院抢救,近七个月时再次出现流血现象。等病情稳定之后,我们坚决要求返沪待产。回到上海没几天,我们的长子便呱呱落地。由于孕期刚满七个月,孩子生下来只有二斤九两,只得在暖箱里哺育长达三个月之久。先天之不足,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了终身的影响。而闻彬的身体,也由于这次怀孕生产所受到的严重伤害,埋下了隐患。几十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对妻儿有一份深深的歉意。
 
      此后不久,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母亲患了癌症。从小,我就是母亲的骄傲,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曾给她带来莫大的快乐。即便我违背她的意愿离家去了北大荒,她依然对我关爱备至,并希望我在北疆健康成长。然而曾几何时,她心爱的儿子竟然被当成反革命挨整,这使她心疼万分,又极度担忧,整日陷于担惊受怕之中,还常常夜不成寐,人便骤然瘦得不成样子。为了避免被熟悉的邻居们议论纷纷,她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搬了家。当时家里弟妹尚小,父亲工作非常辛苦,母亲独自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就在这种极端惊恐忧虑而又无可排解的摧残之下,她便遭到了癌魔的袭击,而终至于不治,享年仅五十四岁。噩耗传来,我如万箭穿心,悲痛欲绝,遥望南天,内心里充满了强烈的自责。我深知,慈母之病、之死我难辞其咎,但是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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