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朝鲜语工作二三事
来源:未知 作者:方培人 时间:2019-06-05 点击:
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我的延边情结的文章，收彔在《梦回延边》一书中，文中提及我六九年下乡到和龙县东城公社琵岩五队的时候，从对朝鲜族的新奇感而产生学习朝鲜语的念头，学习了朝鲜语的字母与发音。七三年回上海以后一直自学不辍，最后走上了使用朝鲜语的道路。
我第一次发表译作还是七十年代末期。当时有一位叫薛范的人（著名电影歌曲翻译家）找到我，希望能和我一起合作翻译朝鲜电影歌曲，我就答应了他。我把歌曲大意翻成中文，再由他填词配曲，这样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二十几首歌曲发表在"中国电影歌曲选集"上。八十年代中期，我进入了机关，开始正式从事与朝鲜语有关的工作。工作之余，我翻译了好多电影电视剧等。由于当时中国的环境所限，这些作品大多为参赛作品而未见于世。
八十年代中期由卓长仁劫机事件为契机，中国与韩国之间挤开了对话的缝隙，随着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去汉城谈判劫机有关的事后处理，中韩之间虽然还未能形成对话的机制，但总算是开了一个战后接触的先例。1987年开始，极少数的韩国企业家经由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其中有大企业大宇集团总裁金宇中先生等。1989年的六四以后，韩国政府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大力推进赴中国旅游，自此中国大陆开始与韩国有了大规模的民间接触。那时主要是通过旅游渠道进入中国，。由于当时旅行社朝鲜语导游费严重缺乏，所以我也有幸去帮过几次忙，从此与韩国语有了接触，从中体会到朝鲜族语言、朝鲜语和韩国语之间的些许差别。1989年的夏天我担任大韩航空首航上海（因无外交关系，故属包机形式由香港进入）的翻译接待工作，其间我几次劝阻客人们可以把行李放在车上，免得随身携带上下不方便，但客人们对我的话无动于衷，坚持携带着行李上下车。开始我以为是社会制度不同形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随后有一位记者问我刚才说的有句话什么意思，我才明白问题出在"没关系"的表达上。他们对这句话把握不准，不知我究竟想表达何种意思，于是只能无视我说的所有的话，坚持背着行李上下车了。后来我在朝鲜周刊杂志上看到了有人专门就这句话写的文章，才知道这种表达在朝鲜族语言中是"没关系、没问题"的意思，到了韩国语中却让听者产生了"是否说话者表达的是与你无关之意？"的让其把握不定的歧义。这种理解上有差异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这二十多年来，延边有许多朝鲜族去韩国工作学习生活，我们所熟悉的朝鲜族语音有了些变化，甚至产生了同一字母却有四种不同的发音。此外，朝鲜语中它的发音不是怎么写就怎么读的，它会产生连读变音。由于朝鲜语中汉字词的首字书写法和韩国语不同，结果连读与变音产生了极大的混乱，这也在今天的延边卫视播音员身上体现了出来，使得如今的朝鲜族语言稍显得有些异化。延边卫视组织的青少年竞赛节目中，有些单词的发音被判断为错误的，而在韩国语中却是正确的发音。如今走在延边大地上，我们的同龄人、老人与中青年的发音（不是语调）能感觉到有区别。
( 1991年5月初访问平壤时采访女交警)
中韩建交前韩国人多是通过民间渠道进入中国。我记得九零年有一个韩国中小企业家代表团从天津来上海访问，时任上海市外经贸委主任蒋以任是以日本关西大学上海同窗会长身份出面接待了他们。当时上海招商引资的政策是欢迎50万美金以上（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400多万）的投资。当蒋以任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韩国企业家们都表露出失望的神色，估计他们大部分人的投资愿望是在10来万美金左右。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去了山东，或者江苏的昆山。如今江苏昆山有那么多的外国中小企业，我想这应是当年上海吸引外资投资政策的结果。
1990年1月份，江苏渔民在海上救起三名韩国渔民。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中国东海渔政请中国红十字会出面，经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同韩国红十字会接上了头，双方约好在上海东面一个叫做佘山岛外的公海上交接。那天恰遇大风浪，船艰难地经由长江到了公海上。由于是通过第三方联系沟通，双方均不知对方的高频机使用频率而无法进行交流，以致到了指定海域后又在两三米高的浪中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总算发现了对方。又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抛缆努力，终于将韩国的红十字会代表迎上了我们的船。随后又费了老半天的劲，才把三位获救韩国渔民转移到了他们的船上。那次我在船上吐得稀里哗啦，翻译的效率大打折扣。后来我们的渔民又捞起一具韩国失事渔船渔民的尸体，先是放在西宝兴路殡仪馆冷冻了一个月。由于是外国人，尸体冷冻费需要使用兑换卷也就是外汇。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外汇极其缺乏，实在难以承受，在经得韩方同意最后火化。同样也是经国际红十字会联系，最后将骨灰在上一次移交获救渔民的公海上移交给了韩方。这两件事情说来简单，但在没有任何沟通途径的当年，因牵涉到对方是无国交、敌对国家，光是中国国内一系列的部门交涉就复杂繁琐，难以言表。
中韩两国渔民在海上常有互救，但亦有不少摩擦冲突。建交前有一年的禁渔期我们渔政203号在海上发现韩国渔船违法捕鱼，该船政委奋勇跳帮登上韩国渔船，不料遭对方渔民袭击被反扭双臂从船头推至船尾，最终折断臂骨扔入大海，所幸救助及时逃得一命。似这种骇然事件此处一笔带过，每年一次的中海渔船海上事故相谈会都有各种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学习韩语的很多，其中也有不少是韩流。我经常从网上看到有许多年轻人到韩国去进行整容。其实说起整容，中国还是韩国整容界的先生。大约在1987年，当时世界的一个医学学术讨论会在汉城进行，这个学术会的主题是颌面整容。大家都知道在上海最有名的口腔科是第九人民医院，其实第九人民医院最有名的应该是颌（颜）面整容，该院的邱蔚六教授在世界上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其参加了这次在汉城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大受欢迎，受到许多韩国专家的追捧。我记得当时韩国报纸称邱教授为颌面整容的医学教父。现在两个国家整容行业市场的盛与衰我想主要在于我们的整容业还是停留在医学方面，而不是作为一个民间的开放领域，而韩国则将之市场化，成了一种产业，以至于我们的年轻人只知韩国整容，而不知中国有颌（颜）面整容之父邱蔚六教授以及他的弟子们。要知这些弟子如果去韩国，那都是领军级的人物！还有那些韩国电视剧。2001年，我的一位朋友找到我说希望能在中国拍摄电视剧，每集制作成本大约20万人民币左右。在当时国内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的，但在韩国这个价格却是通行的惯例。而就是这些投资不多、肥皂剧式的电视剧，如令却受到我们年轻人的欢迎与追捧，成为了当今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主流。这一现象令人费解。当时我正受上海译文出版社约稿翻译长篇小说第五纵队，该长篇小说总共57万字。一年不到当我完稿并由出版社组织设计封面排版完成的时候，市场已经受到了韩国青春小说的冲击，市场前景不看好而最终流产。
1992年12月底，韩国国会议长李万燮访问上海（左起：方培人、孙贵璋、李万燮、李起范）
到了九十年代初，随着中韩民间的交流越益增多，两国间的外交考虑也放到了日常议题上。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在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等各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中韩建交的可能性，上海市政府也把上海与韩国某个城市合作交流的可能性提到了议题上。当时韩国方面急于想和上海发展关系的有仁川、光州、大邱三城市。考虑到历史的原因，与仁川发展关系不是很明智，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央对与韩国建交的决策（仁川登陆对朝鲜人民军是致命的一击，此事世人皆知。由此可能会刺激朝鲜政府）；如果与曾发生1985年光州起义的光州市打得火热，可能会对当时执政的韩国政府产生刺激（当时韩国还是军人政府，而正是军人政府镇压了光州起义），于两国关系无益；大邱则因在韩国的腹地，上海不太感兴趣。那时上海想发展关系的韩国城市是釜山，但当时釜山各界很少与上海有往来，渠道不畅通。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具体的涉外活动中也非常小心，既不表露迫切之感，又不显冷淡，严格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事活动原则，为中韩建交做了一些基础工作。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1993年8月24日上海与釜山两城市在上海的锦江大酒店四楼签订了友好城市交流协议，而我有幸参加了黄菊市长的记者招待会。那天韩方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回答是中韩建交一周年之日。韩方表示认可，但同时又说该日亦是阴历七月七鹊桥会之日。他们认为这一天意义深刻，意味着牛郎织女终相会。至于谁是牛郎谁又是织女，这倒不重要了！
随着建交，两国之间的民间与官方交流日益平繁。建交后不久的10月份，我迎来了首个来访的韩国国会代表团。陪同韩国国会代表团来上海的有全国人大教科文委主任，全国人大外事局局长等。在从虹桥机场开往锦江饭店的路上该代表团随员提出要更改上海去香港的航班时间。当时，全国人大外事局长阻止了我的传达，要求我向客人确认是否这是最后一次提出的更改要求。原来这一路上，他已经好几次提出更改，不断反反复复。晚上叶公琦主任宴请他们以后，又亲自陪同前往外滩看上海的夜景（那时每星期只有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有夜间灯光照明）。路上该团随员看着淮海路与外滩的美丽夜景很轻飘飘地说上海与汉城不能相比，说中国比他们落后三十多年。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争论，我只是告诉他到现在为止，我们天上有多少颗人造卫星，而韩国至今没有。我又告诉他，韩国的汉拿集团老板（韩国现代集团郑周永的弟弟）到上海航天局要求和我们共同发展航天事业，而中方则告诉他共同发展免谈，因为不是在一条起步线上。自此以后该随员就不再有声音，以致陪同随行的全国人大几位同志都感到很奇怪，因为和这些客人相处的几天中，他们的折腾真的不少。
此后我接待了韩国乐天会长及该集团各子公司的社长。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对中国不了解，他们认为上海只不过是一个与釜山一样的二流城市，对上海的重要性，对上海的地价贵于北京等表示了诸多不解。其中最典型的是乐天利亚快餐店对中国的投资。当乐天利亚老板来上海的时候，整个上海才只有淮海路上一个麦当劳门店，肯德基则还没进来。由于他们对上海的不了解，错过了在上海发展的机会（主要的根子还在于看不起当时贫穷的中国）。这几年我到延边去了几次，看到了几家乐天利亚快餐店，生意很一般，无法与铺天盖地遍布全中国的麦当劳与肯德基相抗衡。而当年韩国乐天会长来上海访问时说的全世界唯一能与麦当劳抗衡的就是我们乐天利亚的话却一直记忆犹新。还有一件趣事，韩国乐天会长一抵达上海就说要见黄菊市长，他想在上海投资室内游乐场乐天世界。第二天上午夏克强副市长计划外接见了他，当天晚上又宴请了他。我们的市长一天两次接见外国客人很少见，说明对这个项目极其重视。当时给他的意向土地是杨浦大桥浦东一公里处，但韩方提出的是要南浦大桥五公里处现在的汤臣高尔夫公寓这块地。当夏克强表示该土地已经批租并已资金到位时，韩国乐天会长则马上表示如果这样就不投资上海将投资沈阳。这种娱乐项目有人气才有发展才有生存，二十多年前的沈阳是否适合这样的项目，不说大家都知道。其实刚建交时的中韩关系非常微妙，当时韩国有许多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这源于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历史的积怨，以及对中国的傲慢。
1992年8月底韩国总统卢泰愚在北京签订了两国建交协议后来上海访问。出于工作需要与礼节，在卢泰愚总统来上海之前，中方与韩国总统府警卫室人员讨论了警卫保护措施。其实公安部警卫局早就制订好了计划，只是出于礼节而提出与他们讨论。当时我在场，场面紧张气氛压抑，因为他们一定要按照他们的主张，在什么角度什么位置配备多少人。这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中方当然不肯轻易让步，最后双方都很尴尬。于是1992年年底中韩建交后首位韩国国会议长来上海访问之前，市人大召集参予接待的人员开了一个会议。基于接待卢泰愚总统之前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大家达成了共识：一切通过两国外交途径向有关部门传达己方意见！在国会议长访问上海期间我任主翻，虽然辛苦但比较顺利，很好地完成了接待任务，议长夫妇也表满意。
(右起方培人、谢丽娟)
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代表团访问上海时我任翻译，率团成员（领队）是韩国政党办公室的一位处长。在与中方交流时两党不断产生摩擦，都想压制对方。一般情况下这位处长并不干涉，任其发展。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时才出面调和一下，但所用语言毫不客气斩钉截铁，使我暗暗称奇。毕竟有一方是执政党，而这位处长只不过是执政党执掌的政府中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为其暗捏一把汗，而他却毫无所觉自始至终。也怪了，那些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官员们却也不计较，从不与他发生冲突。
1999年，中国国家足球队与韩国国家足球队在上海争夺2000悉尼奥运会入场券。那天去机场迎接的是一辆破旧大巴，我对此不解。经告是要让韩国足球队从开始起摊上霉运之意。当天晚上的宴请会上足协张吉龙副会长的言语更表示能打败韩国队。第二天的比赛结果不尽人意，此时韩国队表现得很客气，他们连连表示运气好使然，不愿刺激中国。那天晚上，比赛结束后我所坐一号车刚驶出8万人体育场看台，车顶上便一阵轰响似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第二天司机告诉我，昨晚上挨了一个烂苹果和矿泉水瓶，可见当时上海的球迷是多么地愤怒。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下午，在东亚宾馆外面许多球迷高呼王俊生下课的口号。当时王俊生正幽幽地跟我述说着他带领中国女足访问美国时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外交事件。其时正逢美国在南斯拉夫轰炸中国大使馆不久，美国总统在欢迎会上表示希望能在白宫欢迎中国女足。王俊生说，他觉得他在任期间虽然没把足球搞上去，但做了两件事使他的缺憾得到了些许的弥补：在现行的中国体制下全国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谩骂足球协会，以发泄不满；把握住了美国希望与中国交好的信息，并及时赶回北京向江泽民汇报。要知中国的官场，这种行为需要勇气。如今王俊生下台已十多年，但从足协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还是比较干净的一位.
以后，我离开了外事工作去了学校，开始培养韩国语人才，同时也在上外给韩国留学生上课，一直使用这门语言干到了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