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兵团当家人 ——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下）
来源:摘自《生命中的兵团》 作者:朱维毅 时间:2019-04-26 点击:
“中央撤销兵团的决定是在1975 年12 月底做出来的，27 日兵团军务处的纪道庄在北京 打听到此事，并通过军内的电话线向任茂如做了汇报。1976 年1 月在哈尔滨北方大厦（原省政府招待所）宣布了撤销兵团的命令，任茂如政委、刘竹轩副司令、政治部段景岳主任都参加了会议，我也去了。会后先是在兵团常委传达，然后是师、团一级级传达。团以上干部的宣布大会也是在北方大厦，得知散伙的消息后，大家开始喝酒，1 师政委孙玉林先哭起来，很多军人跟着都哭了。大家都不甘心，兵团刚建成了个模样，‘王小二’的帽子刚摘掉啊！老颜头也很难过。
“军人们离开垦区时，按理说应该做一个全面总结，集体照一张相，对这8 年作一个交待。 但撤销兵团的文件一下达，就像树倒猢狲散，没人操心办这些事了。颜文斌曾经说：有一个 军人安排不好我就不走，但他是第一个走的。他不走的话，军人就有靠山，会闹事，不利于 安排他们。他走的时候把我也带上了。
“1976 年8 月，我们到了大连。第二年我决定要回北京，颜文斌很失望，他问我：跟了 我4 年的警卫员，你是头一个，怎么说走就走啊？他离开兵团的时候，秘书、司机、炊事员都没带，就带了我一个，我要离开让他很生气。我心里其实也想留下，但留下来就要在部队提干，提了干就回不了北京了。他见留不住我就生气了，说以后别来大连找我！我尊重老首长的意愿，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身边。
“在我回北京前，父亲已把调我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我回去的时候跨了 年度，原来的工作指标作废，再要进去就得等，我不愿意等，就接受了东城区武装部的工作安排，去了北京自行车厂，那时生产的是燕牌自行车。我去后先在车间干了半年多，然后调到检验科，又去保卫科，55 岁时作为工人退休。”
陈吉才在谈到颜副司令时，先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小笑话：
“1968 年北京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说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共同策划了3 月5 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3 月22 日， 中央下令撤销杨余傅三人的职务，随后全军开始大批杨余傅，颜文斌所在的40 军也不例外。 老颜头是副军长，身边另一个副军长叫符必玖，和傅崇碧的名字发音有点相似。老头儿平常 喊惯了符必玖的名字，在批判大会喊口号时，他高腔大嗓地跟着喊，结果把‘打倒傅崇碧’ 错喊成了‘打倒符必玖’，惹得身旁的符副军长直用胳膊捅他：‘哎，哎，你老兄打倒我干 啥啊？’
我们一起笑了。老陈接着说： “颜副司令是个大老粗干部，不要说写东西了，签个字都费劲。我为了给他写东西，专 门印了一堆大方格子的稿纸，一张纸上有198 个字格。我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写，潦草一点都不行。他每次需要做报告的稿子时，都会事先给我说说内容的要点，他把任务布置完了，我就要打夜班把报告写出来，内容顺序是先讲形势，再讲工作。因为纸上的格子大，第一页总被最高指示和对领导人‘万寿无疆’‘身体健康’这样的祝福词占满。
“老颜头儿讲话实在，不喜欢空对空的文字，这一点逼着我注重调查研究，学了很多东西。 在1969 年和1970 年两年里，兵团所有大会的领导报告都是我们办公室的3 个人写的，由鲁周荣副主任牵头。
“在他做报告的头天晚上，我要把稿子交给他看。对一些不常用的字，我得用同音的错别字在旁边标出读音，比如‘麻痹’要写成‘麻毕’，首长念稿有读不出来的字或读错的字终归不好呀。就这样，有时还出笑话。一次颜副司令在开会时念稿子，认认真真地讲：‘干部要爱护士’，大家听了一愣，老头儿停顿一下翻到了下一页，又念出了一个‘兵’字！听 报告的人想笑又不敢，都使劲憋着。
“在兵团首长班子的搭建上，沈阳军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颜文斌资格老，年龄大，再往上走不容易了。但他资格老，作风硬，能压得住阵脚，所有现役干部都怕他。把他派到兵团， 正好用上了他忠诚、勇敢、肯干、能服众的长处。兵团的三千多军人是在整个军区范围里选 出来的，来源复杂，需要有颜文斌这样一个说一不二、威震八方的老军人挂帅。还有一点很 重要：他富有战争经验，在兵团挂帅抓备战可以发挥优势。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兵团的摊子大、任务重、新事物多，很多工作都是在部队不可能遇到的，所以军区又派了任茂如这样的知识型将军当政委。这是一个妙招。任政委的理论好，重调查，讲政策，做事深入细致，正好弥补了颜文斌文化程度低、工作方法粗放的不足，两人合在一起，兵团的工作作风和管理水平就有了保障。
“兵团机关刚从哈尔滨迁到佳木斯时，任茂如政委还没有来，这个决定是颜副司令和任政委的前任程克廉做出的，这是个很明智的决定。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老颜头务实的工作作风。
“当时黑龙江省还处在‘文革’运动的动荡期，省里的两个领导（也是在兵团挂名的政委和司令员）关系不和，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很强。兵团在省城该跟着谁走，关系实在不好摆布， 向着谁，反对谁都不好。另外，在哈尔滨天天要开会，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生产指挥部…… 各有各的会，一整就要求主管兵团日常工作的第一副司令颜文斌和第一副政委程克廉一起去， 这些会议牵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战备。
“兵团离开哈尔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管理的需要。军队讲究‘指挥靠前’，兵团的 几个大师都在东部，东部的乌苏里江是边界对峙局势最严峻的地区。把兵团的指挥机构放在 哈尔滨，离前线的距离太远了。我曾听见颜副司令和程克廉副政委说：不行咱们就搬到佳木 斯吧。两个主管首长的意见统一后，一报军区立即批准。1969 年国庆节后开会研究这件事， 到冬天就搬了家，完全是军队作风，说动就动。要论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机关放在哈尔滨当 然是最理想的，很多军人选择来兵团机关也因为是在哈尔滨上班。但军令如山倒，说走就得走，不乐意搬家也得搬！两趟专列把机关的全部家当都搬到了佳木斯。
“兵团机关搬到了佳木斯，对东北农垦总局机关的原班人马造成很大压力，感觉是军人到了就撵他们走。有人说：就给我们三天时间卷行李走人。军人到达后，在机关里留用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把大部分干部分到下面的师里去了。这让‘东总’的很多干部伤了感情。加上他们在兵团各级单位都只能干副职，军人又在生产指挥上犯了不少外行的错误，不少人骂我们。骂得对的，我们认。骂得不对的，我们没有平台辩解，就是希望能全面一点评价，别那么咬牙切齿的。 “1988 年颜文斌回访北大荒故地时，做好了别人不理他的准备。去了一看，大家都很尊重他，老头儿经不住三句好话就开始向大家道歉，把兵团时的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他 说：我在这里呆了8 年多办了几件错事，一是把农场好的规章制度批倒了，结果生产上不去； 二是下放了一大批农场好干部，对不起大家；三是不相信科学，搞什么‘小镰刀打败机械化’。 北大荒博物馆在兵团历史的展览部分，把颜副司令和任政委的照片都放上了，把那段时间定 位为‘曲折发展时期’，我觉得这种态度还是客观的。曲折，是因为有‘文革’的影响；发展，是对兵团8 年的基本定位。
“兵团机关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刚组建时，办公秩序乱，为基层服务的意识也不强。老颜头的办法是从头头脑脑抓起。他把司、政、后三大部门的首长和负责机关建设的直工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要求大家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要敢抓敢管敢负责。他还亲自抓机关作风，遇到有人上班不按时、开会溜号、工作不认真，开口就是狠批，还让这些人当众说明缘由。就这样，兵团机关的秩序和作风被一步步扭转了过来。
“兵团机关从哈尔滨转移到佳木斯以后，在郊区的卡伦大队办了一个机关小农场。每到农忙季节，颜副司令都扛起锄头，挽起裤腿，和机关干部一起到农场劳动。他还要求机关的干部每年轮流到农场劳动。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兵团撤销。
“他下部队时一向轻车简从。8 年里他走遍了兵团垦区，却很少留下什么照片。他下基层从不带记者，很反感前呼后拥到处是闪光灯，他还特别不喜欢师、团领导在他视察之前和下 面打招呼。谁要是搞形式主义，他准发火。有一次，他到地头遇见一伙知青正在田间休息，刚一走近，知青们就齐刷刷起立行礼，喊‘司令员好！’他客气地回了一句‘你们好’，然 后就对陪他的师、团领导发了脾气：‘搞什么名堂！知青们怎么认识我？谁叫你们搞这些花 架子的？乱弹琴！’说完转身就走，弄得陪同他的下级领导很难堪。
“1971 年兵团在总结工作时，提出了现役军人‘三自居’的问题，就是以掌权者自居，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颜副司令最反感‘三自居’的干部，认为只要这么一‘自居’， 架子就端起来了。他是省军级干部，行政级别8 级，但一点不端架子，为了工作能豁出一切去。在兵团时他连续四五个春节都不在家里过，一到年关了，就下到条件比较苦的直属单位去慰问。虽说那时的干部摔倒在经济问题上的人不多，但像老颜头那样严格要求自己的高级干部还是罕见。
“每次我们下去，在离开时他都要问随从人员是不是交了伙食费，动不动就检查吉普车的后备箱里是不是装了人家送的东西，只要发现，马上一顿爆骂。兵团机关里的家属中有不少人养鸡，我下基层时总有人求我弄点鸡饲料回来，因为老头儿要求太严，我一次也没有帮别人办成这事。
“他到6 师下连队时，走了几个连队都看见有小桌子上摆着香瓜。他问陪同的师长王少伯：‘到哪儿都见你摆瓜，这是吃瓜的时候吗？’“王少伯有一次问他能不能把6 师的师部放在富锦，他脸色一沉说：‘你怎么不把师部放到北京，放到华盛顿去！’王少伯是两头冒尖的师长，不听话冒尖，干工作也冒尖，6 师如果没有他，干不出后来的那么大成绩，但是 他就怕老颜头。“老颜头为人很透亮，一旦知道自己错了，立马认账。1971 年5 月他到1 师检查工作。到3 团的一个连队时，他看见拖拉机在麦苗上压来压去，立即下车直奔田间，陪同他的师、团领导都不知所措。他到田间说：‘叫那个拖拉机手下来！这不把苗都压死了吗？’陪同他的人听他这么一说才不紧张了，解释说这是在搞苗期镇压，压实保墒，麦苗才能长得好。他听后连连点头，脸色立即‘多云转晴’。回到车上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差点又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我跟颜副司令7 年，摸透了他的脾气，很少挨他的骂，所以对挨过的两次骂记得特别清楚。一次是因为我给他盛饭，被他骂了。还有一次去1 师，有个政委要给他带上两斤木耳， 警卫员不敢收，我觉得不好让政委面子上太下不来，就让警卫员交钱收下了，一斤给了6 块7毛钱。东西收下了总得交给副司令员啊，结果我那次被老颜头骂了，说我‘竟敢做这么大的主！’
“兵团从1968 年组建到1972 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期间，一切工作的重点是准备打仗。颜副司令是打仗的老手，能打也敢打。当时的分工是：臧公盛副司令抓工业，王统副司令抓军事，这两项工作由颜文斌总负责，他能不忙吗？那段时间他到处跑，视察值班分队的备战情况，部署各师的任务，还要和省军区的干部一起商量迎敌作战的方案。至于兵团部队的实际战斗力，他做过这样的评价：兵团打仗不如野战军，但比民兵强。对于中苏军事实力的对比， 他承认苏军的战斗力要比解放军强，但是他不怕，说打强敌有打强敌的办法。
“中苏关系缓和后，战备的任务减轻了，兵团的工作重点转向经营管理。1973 年7 月，我陪颜副司令到6 师视察灾情，老头儿一路看着灾情一路骂，把王少伯师长骂得抬不起头来， 好像这灾情是他造成的。在60 团和61 团，颜副司令在被水淹成一片汪洋的麦田前面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对同行的王强说：‘王处长，想想办法啊！这样的情况还能收上来多少啊？’ 王强是非现役的农业处长，他说：‘种一粒，收一粒。’我赶紧暗示他别这样说，不然老头 儿会更着急。王强补充说：‘这么大的水，确实捞不出来多少粮食了，情况好些的连队每亩 大概能收上来60 斤麦子，差的连队也就能收回三四十斤。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大收获机防陷的改装，二是加大人工收割力度。’
1988 年5 月颜文斌在重返北大荒时，在佳木斯和已经转业的老秘书陈吉才重逢。兵团时期的8 年合作，让这两代人建立了深厚感情。2014 年4 月7 日，陈吉才代表兵团军人赴大连参加颜文斌追悼会，并于5 月5 日在《北大荒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位让北大荒人怀念的百岁将军》。
“回到兵团后，马汝川副参谋长找到颜副司令说，省里来电话了，问今年能交多少粮。颜文斌说：‘上交？自己吃都不够！’马副参谋长说：‘那也必须上交啊。’老颜头火了：‘没粮怎么交？把小青年饿死了谁负责！’
“3 个多月后，兵团戴上了‘王小二’的帽子。事情是这样的，1973 年9 月份黑龙江省粮食局给中央写了份报告，汇报我们兵团的亏损情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0 月份看了这 个报告后做了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 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材料所写的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理，但不是主要的道理， 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后来，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又说：‘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拖拉机最多，它不是年年增产，而是年年下降，我看它七减八减，闹出吃别人的粮食， 它就舒服了。’”
我插话说：“应该说兵团的亏损从组建第二年就开始了。1972 年12 月兵团向省委和军区党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尽快扭转企业亏损的报告》，那里面有一组数字：从1969 年到1972 年，全兵团受灾面积达2300 多万亩，每年占播种面积59% 以上，共减产粮食13 亿斤左右，减少收入1.7 亿多元。”
陈吉才说：“时运不济啊！那几年连遭大灾，东面涝，西面旱。兵团原准备在1973 年把生产局面扭过来，不料东部又是大涝。东部的2、3、4、6 四个师是兵团的产粮基地，它们一受灾，对兵团的粮食总产量影响很大。
“兵团的很多军人对国务院的批评都有看法，大家有怨气的原因在于，省里在报告之前从未和兵团沟通过，兵团不仅没有申述机会，而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人告到了中央。蒲更生副政委就说：‘哪里有上级告下级的道理！’
“后来我查到了一份资料，了解到1973 年黑龙江农场局的生产情况比兵团更糟糕。兵团有1750 万亩地，收了9.3 亿公斤粮食，亩产约53 斤，上交了2.3 亿公斤。农场局有800 万亩地，收了2.6 亿公斤粮食，亩产约33 斤。这两组数据说明：农场局的生产情况还不如兵团。同样是受灾减产，为什么只是兵团挨批评？兵团的生产归省里代管，我们有的军人气得说：‘被代管的就是后娘养的啊？’
“军队最重战功和荣誉，搞生产也一样，收成减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别人是不是比你更差，你总归是打了败仗，颜副司令和任政委都觉得压力很大。老颜头那么大脾气一个人， 兵团戴上了‘王小二’的帽子我没见到他骂娘。他不仅承担了责任，还给下面做工作。他在 一次会上说：‘中央的批评主要责任在我，不是批评你们，是我没当好班长，希望大家以中 央的批评为动力，把兵团的工作搞好，让黑龙江省放心，也让中央放心。’
“1974 年5 月，兵团党委给黑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交了一份《关于1973 年企业亏损的检 查报告》，并且安排两大首长分别下去蹲点抓生产。任茂如去了20 团，颜文斌去了18 团， 带着农业处的王强处长一行7 人，和大家一起掏厕所，积厩肥，一身枪伤和疾病的60 岁出头的人了，真不容易！第二年老天爷也配合，水灾不闹了，兵团大丰收。丰收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6 年兵团撤销。
“2004 年春节前，我去大连看望颜副司令。干休所的人告诉我，按规定颜副司令员的车该换了，但他说无所谓，有车坐就行了。我想，如果中国的各级领导都能像颜文斌这样一心为公，廉洁自律，我们的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一定会是正气浩然，一片蓝天。”
颜文斌去世后，女儿颜慧平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让人们对这个兵团当家人的性情多了几分了解：
我出嫁的头天晚上，父亲割舍不下父女之情哭得涕泪交流，可还一遍遍地叮嘱我：“咱们老颜家有两条家规：一个是师道，一个是孝道，你要好好孝敬公婆……”我向父亲保证：“我对自己父母咋样，就对公婆咋样。”不料，父亲严肃地说：“错！你对父母好十分，要对公婆好二十分！”……
这几年，日本右翼势力频频制造事端，父亲偶尔会从电视中听到这种消息，老人是真生气啊，手都不停地颤抖。有一天正吃着饭，父亲突然推开饭碗，说了一句惊诧四座的话：“给我一杆枪，我还能上战场，领你们去打日本鬼子！”……可老人一激动，血压就升高，犯心脏病，我大姐不住地埋怨家人：以后看电视小点声，别让老爷子再听到“日本”这两个字！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少将因病于2014年４月１日在大连逝世，享年９９岁。
“军人们离开垦区时，按理说应该做一个全面总结，集体照一张相，对这8 年作一个交待。 但撤销兵团的文件一下达，就像树倒猢狲散，没人操心办这些事了。颜文斌曾经说：有一个 军人安排不好我就不走，但他是第一个走的。他不走的话，军人就有靠山，会闹事，不利于 安排他们。他走的时候把我也带上了。
“1976 年8 月，我们到了大连。第二年我决定要回北京，颜文斌很失望，他问我：跟了 我4 年的警卫员，你是头一个，怎么说走就走啊？他离开兵团的时候，秘书、司机、炊事员都没带，就带了我一个，我要离开让他很生气。我心里其实也想留下，但留下来就要在部队提干，提了干就回不了北京了。他见留不住我就生气了，说以后别来大连找我！我尊重老首长的意愿，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身边。
“在我回北京前，父亲已把调我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我回去的时候跨了 年度，原来的工作指标作废，再要进去就得等，我不愿意等，就接受了东城区武装部的工作安排，去了北京自行车厂，那时生产的是燕牌自行车。我去后先在车间干了半年多，然后调到检验科，又去保卫科，55 岁时作为工人退休。”
陈吉才在谈到颜副司令时，先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小笑话：
“1968 年北京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说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共同策划了3 月5 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3 月22 日， 中央下令撤销杨余傅三人的职务，随后全军开始大批杨余傅，颜文斌所在的40 军也不例外。 老颜头是副军长，身边另一个副军长叫符必玖，和傅崇碧的名字发音有点相似。老头儿平常 喊惯了符必玖的名字，在批判大会喊口号时，他高腔大嗓地跟着喊，结果把‘打倒傅崇碧’ 错喊成了‘打倒符必玖’，惹得身旁的符副军长直用胳膊捅他：‘哎，哎，你老兄打倒我干 啥啊？’
我们一起笑了。老陈接着说： “颜副司令是个大老粗干部，不要说写东西了，签个字都费劲。我为了给他写东西，专 门印了一堆大方格子的稿纸，一张纸上有198 个字格。我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写，潦草一点都不行。他每次需要做报告的稿子时，都会事先给我说说内容的要点，他把任务布置完了，我就要打夜班把报告写出来，内容顺序是先讲形势，再讲工作。因为纸上的格子大，第一页总被最高指示和对领导人‘万寿无疆’‘身体健康’这样的祝福词占满。
“老颜头儿讲话实在，不喜欢空对空的文字，这一点逼着我注重调查研究，学了很多东西。 在1969 年和1970 年两年里，兵团所有大会的领导报告都是我们办公室的3 个人写的，由鲁周荣副主任牵头。
“在他做报告的头天晚上，我要把稿子交给他看。对一些不常用的字，我得用同音的错别字在旁边标出读音，比如‘麻痹’要写成‘麻毕’，首长念稿有读不出来的字或读错的字终归不好呀。就这样，有时还出笑话。一次颜副司令在开会时念稿子，认认真真地讲：‘干部要爱护士’，大家听了一愣，老头儿停顿一下翻到了下一页，又念出了一个‘兵’字！听 报告的人想笑又不敢，都使劲憋着。
“在兵团首长班子的搭建上，沈阳军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颜文斌资格老，年龄大，再往上走不容易了。但他资格老，作风硬，能压得住阵脚，所有现役干部都怕他。把他派到兵团， 正好用上了他忠诚、勇敢、肯干、能服众的长处。兵团的三千多军人是在整个军区范围里选 出来的，来源复杂，需要有颜文斌这样一个说一不二、威震八方的老军人挂帅。还有一点很 重要：他富有战争经验，在兵团挂帅抓备战可以发挥优势。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兵团的摊子大、任务重、新事物多，很多工作都是在部队不可能遇到的，所以军区又派了任茂如这样的知识型将军当政委。这是一个妙招。任政委的理论好，重调查，讲政策，做事深入细致，正好弥补了颜文斌文化程度低、工作方法粗放的不足，两人合在一起，兵团的工作作风和管理水平就有了保障。
“兵团机关刚从哈尔滨迁到佳木斯时，任茂如政委还没有来，这个决定是颜副司令和任政委的前任程克廉做出的，这是个很明智的决定。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老颜头务实的工作作风。
“当时黑龙江省还处在‘文革’运动的动荡期，省里的两个领导（也是在兵团挂名的政委和司令员）关系不和，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很强。兵团在省城该跟着谁走，关系实在不好摆布， 向着谁，反对谁都不好。另外，在哈尔滨天天要开会，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生产指挥部…… 各有各的会，一整就要求主管兵团日常工作的第一副司令颜文斌和第一副政委程克廉一起去， 这些会议牵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战备。
“兵团离开哈尔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管理的需要。军队讲究‘指挥靠前’，兵团的 几个大师都在东部，东部的乌苏里江是边界对峙局势最严峻的地区。把兵团的指挥机构放在 哈尔滨，离前线的距离太远了。我曾听见颜副司令和程克廉副政委说：不行咱们就搬到佳木 斯吧。两个主管首长的意见统一后，一报军区立即批准。1969 年国庆节后开会研究这件事， 到冬天就搬了家，完全是军队作风，说动就动。要论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机关放在哈尔滨当 然是最理想的，很多军人选择来兵团机关也因为是在哈尔滨上班。但军令如山倒，说走就得走，不乐意搬家也得搬！两趟专列把机关的全部家当都搬到了佳木斯。
“兵团机关搬到了佳木斯，对东北农垦总局机关的原班人马造成很大压力，感觉是军人到了就撵他们走。有人说：就给我们三天时间卷行李走人。军人到达后，在机关里留用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把大部分干部分到下面的师里去了。这让‘东总’的很多干部伤了感情。加上他们在兵团各级单位都只能干副职，军人又在生产指挥上犯了不少外行的错误，不少人骂我们。骂得对的，我们认。骂得不对的，我们没有平台辩解，就是希望能全面一点评价，别那么咬牙切齿的。 “1988 年颜文斌回访北大荒故地时，做好了别人不理他的准备。去了一看，大家都很尊重他，老头儿经不住三句好话就开始向大家道歉，把兵团时的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他 说：我在这里呆了8 年多办了几件错事，一是把农场好的规章制度批倒了，结果生产上不去； 二是下放了一大批农场好干部，对不起大家；三是不相信科学，搞什么‘小镰刀打败机械化’。 北大荒博物馆在兵团历史的展览部分，把颜副司令和任政委的照片都放上了，把那段时间定 位为‘曲折发展时期’，我觉得这种态度还是客观的。曲折，是因为有‘文革’的影响；发展，是对兵团8 年的基本定位。
“兵团机关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刚组建时，办公秩序乱，为基层服务的意识也不强。老颜头的办法是从头头脑脑抓起。他把司、政、后三大部门的首长和负责机关建设的直工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要求大家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要敢抓敢管敢负责。他还亲自抓机关作风，遇到有人上班不按时、开会溜号、工作不认真，开口就是狠批，还让这些人当众说明缘由。就这样，兵团机关的秩序和作风被一步步扭转了过来。
“兵团机关从哈尔滨转移到佳木斯以后，在郊区的卡伦大队办了一个机关小农场。每到农忙季节，颜副司令都扛起锄头，挽起裤腿，和机关干部一起到农场劳动。他还要求机关的干部每年轮流到农场劳动。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兵团撤销。
“他下部队时一向轻车简从。8 年里他走遍了兵团垦区，却很少留下什么照片。他下基层从不带记者，很反感前呼后拥到处是闪光灯，他还特别不喜欢师、团领导在他视察之前和下 面打招呼。谁要是搞形式主义，他准发火。有一次，他到地头遇见一伙知青正在田间休息，刚一走近，知青们就齐刷刷起立行礼，喊‘司令员好！’他客气地回了一句‘你们好’，然 后就对陪他的师、团领导发了脾气：‘搞什么名堂！知青们怎么认识我？谁叫你们搞这些花 架子的？乱弹琴！’说完转身就走，弄得陪同他的下级领导很难堪。
“1971 年兵团在总结工作时，提出了现役军人‘三自居’的问题，就是以掌权者自居，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颜副司令最反感‘三自居’的干部，认为只要这么一‘自居’， 架子就端起来了。他是省军级干部，行政级别8 级，但一点不端架子，为了工作能豁出一切去。在兵团时他连续四五个春节都不在家里过，一到年关了，就下到条件比较苦的直属单位去慰问。虽说那时的干部摔倒在经济问题上的人不多，但像老颜头那样严格要求自己的高级干部还是罕见。
“每次我们下去，在离开时他都要问随从人员是不是交了伙食费，动不动就检查吉普车的后备箱里是不是装了人家送的东西，只要发现，马上一顿爆骂。兵团机关里的家属中有不少人养鸡，我下基层时总有人求我弄点鸡饲料回来，因为老头儿要求太严，我一次也没有帮别人办成这事。
“他到6 师下连队时，走了几个连队都看见有小桌子上摆着香瓜。他问陪同的师长王少伯：‘到哪儿都见你摆瓜，这是吃瓜的时候吗？’“王少伯有一次问他能不能把6 师的师部放在富锦，他脸色一沉说：‘你怎么不把师部放到北京，放到华盛顿去！’王少伯是两头冒尖的师长，不听话冒尖，干工作也冒尖，6 师如果没有他，干不出后来的那么大成绩，但是 他就怕老颜头。“老颜头为人很透亮，一旦知道自己错了，立马认账。1971 年5 月他到1 师检查工作。到3 团的一个连队时，他看见拖拉机在麦苗上压来压去，立即下车直奔田间，陪同他的师、团领导都不知所措。他到田间说：‘叫那个拖拉机手下来！这不把苗都压死了吗？’陪同他的人听他这么一说才不紧张了，解释说这是在搞苗期镇压，压实保墒，麦苗才能长得好。他听后连连点头，脸色立即‘多云转晴’。回到车上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差点又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我跟颜副司令7 年，摸透了他的脾气，很少挨他的骂，所以对挨过的两次骂记得特别清楚。一次是因为我给他盛饭，被他骂了。还有一次去1 师，有个政委要给他带上两斤木耳， 警卫员不敢收，我觉得不好让政委面子上太下不来，就让警卫员交钱收下了，一斤给了6 块7毛钱。东西收下了总得交给副司令员啊，结果我那次被老颜头骂了，说我‘竟敢做这么大的主！’
“兵团从1968 年组建到1972 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期间，一切工作的重点是准备打仗。颜副司令是打仗的老手，能打也敢打。当时的分工是：臧公盛副司令抓工业，王统副司令抓军事，这两项工作由颜文斌总负责，他能不忙吗？那段时间他到处跑，视察值班分队的备战情况，部署各师的任务，还要和省军区的干部一起商量迎敌作战的方案。至于兵团部队的实际战斗力，他做过这样的评价：兵团打仗不如野战军，但比民兵强。对于中苏军事实力的对比， 他承认苏军的战斗力要比解放军强，但是他不怕，说打强敌有打强敌的办法。
“中苏关系缓和后，战备的任务减轻了，兵团的工作重点转向经营管理。1973 年7 月，我陪颜副司令到6 师视察灾情，老头儿一路看着灾情一路骂，把王少伯师长骂得抬不起头来， 好像这灾情是他造成的。在60 团和61 团，颜副司令在被水淹成一片汪洋的麦田前面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对同行的王强说：‘王处长，想想办法啊！这样的情况还能收上来多少啊？’ 王强是非现役的农业处长，他说：‘种一粒，收一粒。’我赶紧暗示他别这样说，不然老头 儿会更着急。王强补充说：‘这么大的水，确实捞不出来多少粮食了，情况好些的连队每亩 大概能收上来60 斤麦子，差的连队也就能收回三四十斤。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大收获机防陷的改装，二是加大人工收割力度。’
1988 年5 月颜文斌在重返北大荒时，在佳木斯和已经转业的老秘书陈吉才重逢。兵团时期的8 年合作，让这两代人建立了深厚感情。2014 年4 月7 日，陈吉才代表兵团军人赴大连参加颜文斌追悼会，并于5 月5 日在《北大荒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位让北大荒人怀念的百岁将军》。
“回到兵团后，马汝川副参谋长找到颜副司令说，省里来电话了，问今年能交多少粮。颜文斌说：‘上交？自己吃都不够！’马副参谋长说：‘那也必须上交啊。’老颜头火了：‘没粮怎么交？把小青年饿死了谁负责！’
“3 个多月后，兵团戴上了‘王小二’的帽子。事情是这样的，1973 年9 月份黑龙江省粮食局给中央写了份报告，汇报我们兵团的亏损情况。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0 月份看了这 个报告后做了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 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材料所写的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理，但不是主要的道理， 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后来，李先念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又说：‘黑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拖拉机最多，它不是年年增产，而是年年下降，我看它七减八减，闹出吃别人的粮食， 它就舒服了。’”
我插话说：“应该说兵团的亏损从组建第二年就开始了。1972 年12 月兵团向省委和军区党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尽快扭转企业亏损的报告》，那里面有一组数字：从1969 年到1972 年，全兵团受灾面积达2300 多万亩，每年占播种面积59% 以上，共减产粮食13 亿斤左右，减少收入1.7 亿多元。”
陈吉才说：“时运不济啊！那几年连遭大灾，东面涝，西面旱。兵团原准备在1973 年把生产局面扭过来，不料东部又是大涝。东部的2、3、4、6 四个师是兵团的产粮基地，它们一受灾，对兵团的粮食总产量影响很大。
“兵团的很多军人对国务院的批评都有看法，大家有怨气的原因在于，省里在报告之前从未和兵团沟通过，兵团不仅没有申述机会，而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人告到了中央。蒲更生副政委就说：‘哪里有上级告下级的道理！’
“后来我查到了一份资料，了解到1973 年黑龙江农场局的生产情况比兵团更糟糕。兵团有1750 万亩地，收了9.3 亿公斤粮食，亩产约53 斤，上交了2.3 亿公斤。农场局有800 万亩地，收了2.6 亿公斤粮食，亩产约33 斤。这两组数据说明：农场局的生产情况还不如兵团。同样是受灾减产，为什么只是兵团挨批评？兵团的生产归省里代管，我们有的军人气得说：‘被代管的就是后娘养的啊？’
“军队最重战功和荣誉，搞生产也一样，收成减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别人是不是比你更差，你总归是打了败仗，颜副司令和任政委都觉得压力很大。老颜头那么大脾气一个人， 兵团戴上了‘王小二’的帽子我没见到他骂娘。他不仅承担了责任，还给下面做工作。他在 一次会上说：‘中央的批评主要责任在我，不是批评你们，是我没当好班长，希望大家以中 央的批评为动力，把兵团的工作搞好，让黑龙江省放心，也让中央放心。’
“1974 年5 月，兵团党委给黑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交了一份《关于1973 年企业亏损的检 查报告》，并且安排两大首长分别下去蹲点抓生产。任茂如去了20 团，颜文斌去了18 团， 带着农业处的王强处长一行7 人，和大家一起掏厕所，积厩肥，一身枪伤和疾病的60 岁出头的人了，真不容易！第二年老天爷也配合，水灾不闹了，兵团大丰收。丰收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6 年兵团撤销。
“2004 年春节前，我去大连看望颜副司令。干休所的人告诉我，按规定颜副司令员的车该换了，但他说无所谓，有车坐就行了。我想，如果中国的各级领导都能像颜文斌这样一心为公，廉洁自律，我们的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一定会是正气浩然，一片蓝天。”
颜文斌去世后，女儿颜慧平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其中有两段话让人们对这个兵团当家人的性情多了几分了解：
我出嫁的头天晚上，父亲割舍不下父女之情哭得涕泪交流，可还一遍遍地叮嘱我：“咱们老颜家有两条家规：一个是师道，一个是孝道，你要好好孝敬公婆……”我向父亲保证：“我对自己父母咋样，就对公婆咋样。”不料，父亲严肃地说：“错！你对父母好十分，要对公婆好二十分！”……
这几年，日本右翼势力频频制造事端，父亲偶尔会从电视中听到这种消息，老人是真生气啊，手都不停地颤抖。有一天正吃着饭，父亲突然推开饭碗，说了一句惊诧四座的话：“给我一杆枪，我还能上战场，领你们去打日本鬼子！”……可老人一激动，血压就升高，犯心脏病，我大姐不住地埋怨家人：以后看电视小点声，别让老爷子再听到“日本”这两个字！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少将因病于2014年４月１日在大连逝世，享年９９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