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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较真”的书评
 “较真”的书评
张持坚
 
  书评,就是给已出版的书写的评价文章。我写过,是应朋友之邀为其著作所写,又通过相熟的编辑,刊登在报上。我自己出版的书,也是请友人写的书评,然后在报刊上发表,起到扩大影响和宣传的作用。这是我们这里“操作”书评的通常路子,大家似乎都“约定俗成”,习以为常。当了解了一些美国的“书评”情况后,不禁有些愣神和哑然……
  信息来之两位著名人士,一位是美籍华人学者董鼎山老先生,另一位是我国有影响的作家余华。
  董先生介绍说,美国最权威的书评媒介首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编辑有二三十名之多。他们的职责是浏览新书,挑出重要著作为发表书评目标,然后与总编辑讨论邀请哪些作家和专家评论此书。办刊态度严肃。一旦发现某书评者与该书作者有亲友或同事关系,立即会在下期发表“编者更正”,指明刊物要尽量避免“裙带关系”,以免失却书评的严正不偏的作用。他还列举了《纽约客》、《新领袖》等刊物,说它们对书评也取同样态度,根本不会发表朋友间相互吹捧的书评。
  余华是因美国出版了他的书到访美国后,对他们的书评留下深刻印象的。2003年美国出版了他的《活着》,和出版编辑见面时,她特地嘱咐,不要接受《纽约时报》国际部的采访。事后才知道,因为这位编辑的先生就在这个部门任职,“她担心如果我接受了采访,反腐败部门会怀疑她利用丈夫的职位来推广这本书。”前些日子,余华到纽约,“《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告诉我,我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英文版出版后,美国《新共和》杂志曾想约他写书评,但得知他和我本人很熟悉后,就放弃了。理由是,他们需要独立的书评。”相比中国,余华很感慨,他说我们这里“报纸上的书评大多不是和友谊有关,就是和金钱有关。”
  我原先以为,请和作者熟悉的专家学者写书评,有利于把作者的创作意图写出来,也有利于读者对这本书的理解。可没想到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关系”掺和进来,会失去书评的独立和公正。
  熟人写书评就一定有失“独立和公正”?似可商榷。我猜想美国同仁也未必固执地死认这一点。但他们“死认”的是,熟人和不是熟人相比,熟人写的书评容易出现“说好话”和 “吹捧”的现象,从而会偏离公正误导受众。为了“避嫌”,恪守媒介的独立和公正,对受众负责,他们宁愿“矫枉过正”,把篱笆扎得细密严实,不让和作者有关系的人写的书评“钻”到版面上来。
  看得出,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在于对“独立和公正”的认知程度上。他们把它看得很重,视为不可碰触的“底线”,社会大众和相关部门也以此为“杠”盯着他们,监督他们,使他们的所作所为置于阳光之下,经得起检验。我们呢,也说独立公正重要,但没有实施细则,因此没有约束力,公众也不会以此为据予以监督,最终便是说归说,做归做,做的时候早把说过的话置于脑后了。
  当然,书评仅是一个很小的方面,无庸讳言的是,“熟人”、“关系”、“圈子”,已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药商和医生“熟”,法官和被告“熟”,“我在公安有‘关系’”,“我有‘小圈子’搞得定”……凡此种种,没有界限,不分彼此,混着一团,有何独立公正可言?所造成的后果怎能不令人忧虑?
  如此看来,美国媒介对书评的“较真”多么地有道理!这不是登不登一二篇文章的小事情,而是守住守不住“独立公正”“底线”的大问题。前不久美国相关部门对在旧金山机场坠毁的韩国客机上我国学生叶梦圆死因的调查也充分“佐证”了这一点。参加调查的有美国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旧金山消防局、旧金山警察局等单位,非常明确的是,他们各自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利益关系,谁也不需要听谁的吩咐,谁也不能影响谁,更不要说听命于谁,按谁的旨意办,他们的职业操守就是还原事件真相,从而得出公正的结论——这是他们的制度决定的。最后法医经过专业而又细致的工作,证实是消防车的碾压致叶梦圆死亡。外界或许会对美国如实的调查予以称道,但在美国这是件正常的事、自然的事。至于这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形象,美国人不会这样认为,而客观还原真相,得出公正的结论,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也才符合国家的利益。
  在封闭的年代,我们以为中国是中心,习惯从里往外看;开放了,互联网时代了,我们既要从里往外看,更要从外往里看,把人家做得好的借鉴过来——自觉坚守独立公正的底线和秉持独立公正的职业操守,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