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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在日寇飞机轰炸中 为此取名“徐抗敌” 他曾担任7年上海市市长 又转任中国工程院院长 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 今年他80岁了 又出现在习近平的座谈会上 一 前几天，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城市规划建设和冬奥会筹备。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徐匡迪。 徐匡迪今年整整80岁了。 他之所以出席这个会议，是因为他现在还担任一个鲜为外界所知的职务。 2014年6月，中央决定由他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组组长。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提出的三大战略之一，另外两个是耳熟能详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16年前的2001年底，徐匡迪卸任上海市市长，赴京担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后来当选院长。 2008年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10年卸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现在还担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常常被请到中央开会。 只要不外出，他每天必到工程院上班，有时周末也去。 那天，他带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最显眼的是，一面墙上挂着他获聘英美俄瑞典等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的证书。 我问他，为何没有德国？ 徐匡迪笑道：“因为德国没有工程院。”  二 80岁的徐匡迪依然儒雅亲和、思路清晰。 他生逢战乱，在日寇飞机的不断轰炸中，出生在逃难路上。 1937年底，老家浙江桐乡的房子被日军烧毁，全家就一路逃难。父亲走路，母亲正怀着他，也只能雇一辆独轮车。 就是这样艰苦地走，日本飞机还不停地在头上轰炸。人就只能躲在稻田里，那是冬天，非常冷。 徐匡迪就出生在逃难路上，父母起名：“徐抗敌”！ 一路颠簸到了昆明，后来进了西南联大附小读书。 一次老师对他说：“日本鬼子的日子长不了了，你也不用这一辈子抗敌，要不要我帮你改一下名字？” 徐匡迪那时候上小学二年级，也不懂。老师就拿毛笔写了“匡迪”两个字，他不认识，就问老师什么意思呢？ 老师写了“匡扶正义，迪吉平安”，说拿回去给你爸爸妈妈看，问他们同不同意。 回家一问，父母欣然同意，就此由“徐抗敌”更名为“徐匡迪”。 三 在徐匡迪看来，他强烈的家国情怀，与小学教育有很大关系。 他们的老师大多是东北流亡学生，家乡被日寇侵占，都有很深的故土情结。而且当时是全面发展，小学音乐教育也非常好，老师是西南联大艺术系毕业的，教正规的五线谱。 抗战胜利后，徐匡迪回到杭州上学，小学中学都是重点。中学是杭州高级中学，到现在已经出了47位院士。 因为喜爱音乐，高考原打算考艺术院校，但最终在建设新中国的激情鼓动下，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不过，当时徐匡迪还不知冶金为何物。 第一次看到炼钢炉，被吓了一跳，但后来成为冶金领域权威专家。 四 1982年，徐匡迪应邀去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他是上海工业大学教授。  当时，国内还在用粮票、肉票、油票、布票等等，还是短缺经济。他到伦敦的第二天，准备买点日用品，然后就可以埋头搞科研了。 穿过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有个大超市，他以“震惊”来形容：“五颜六色、琳琅满目，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于是，他决定选修宏观经济学。 找到授课教授，问他这里为什么商品这么丰富？ 问是这么问，但徐匡迪心里想，你们这种帝国主义国家，还不都是从殖民地剥削来的。 那位教授回答：“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要供大于求才能竞争。只有竞争才有效益，只有竞争才有质量，只有竞争才能够使客户满意。” 这番话和这门课，都给了徐匡迪很大启发。 五 英国进修结束后，1984年，瑞典兰塞尔公司邀请徐匡迪去当副总工程师。而且，当时没有总工程师，其实他就是总工程师。 工作了一年多，公司高层非常满意，把徐匡迪的夫人也请去，还说要把他们的小孩也接过来念书，就是希望他长期留下来。 正好此时，上海工业大学的钱伟长校长到瑞典来，住在徐匡迪家里。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好，早上有粥，还会蒸点馒头之类。 钱伟长跟徐匡迪深谈了一次，意思就是让他回来，但没有这么明说。 钱伟长就讲他当年国家那么困难的时候，交通都不通，他还是坚持要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讲得大家流泪，最后徐匡迪说：“您放心，我会回去的。” 临别时，兰塞尔公司高层给徐匡迪写了非常好的评语，说他在这里的工作超过所有其他工程技术人员，永远欢迎他回去工作。 六 很多年来，坊间一直流传，说徐匡迪从政，是因为跟着朱镕基去了一趟欧洲。 我当面向他求证，徐匡迪笑着把故事讲了一遍。 那是1990年底，朱镕基带队出访欧洲，他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 朱镕基提了一个要求：“我们对外要有新形象，我带出去的团员都要讲英语，不要翻译，行不行？” 他就亲自挑选团员。原来的名单中没有徐匡迪，因为他当时是上海市高教局长，而朱镕基此行主要是为了招商引资。 后来决定加一位教育界人士，便请徐匡迪随行。 出访中，有一站是巴黎的证券交易所，因为法方总经理不肯讲英语，中方就请了驻法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来翻译。参赞是学法国文学的，对巴尔扎克、大仲马绝对熟，但不懂经济专用名词。 遇到疑难的单词，徐匡迪就帮他解释了一下，比如可转换债券、指数期货等。 朱镕基听了有点怀疑，他说你怎么会懂这些东西？ 徐匡迪说：“我前几年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时，对这些都接触过。” 朱镕基听在耳朵里，在回国的飞机上就找徐匡迪谈话。 他说：“我已经打电话回去，跟市里领导商量把你调到计委当主任。“ 因为大家很熟就比较随便，徐匡迪说：“开玩笑吧，有没有搞错啊？” 朱镕基严肃地说：“什么搞错，我不跟你开玩笑，你到底怎么样？” 徐匡迪说：“你找错人了，我是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我怎么能够去当计委主任。” 没想到朱镕基哈哈大笑：“哎呀，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去当计委主任了。” 回国一个月后，徐匡迪正式调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七 徐匡迪当过教授、大学校长，也当过上海的高教局长、计委主任、市长，后来又当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而他最难忘时光，还是在1992年到1995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这一段。 这正是上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那时，计委是矛盾焦点，不到晚上11点离不开办公室，门口常有人排队。因为要批项目，批了项目就有钱，就可以做各种事情。 当时，上海一年可以用来建设的资金只有37亿元，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来要，那肯定打破头啊！ 后来，徐匡迪想了个办法，提出计委不做具体项目的评审人，而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具体要求来“切蛋糕”，最终由市委常委会来决定。 这样一来，就是反过来计委来催各部门了，为什么项目还不定下来？计委也就不分钱了，而是来调度资源。为了做好资金调动，后来成立了上海国际投资公司，把钱放在那里，计委可以管理。 另外，计委还要思考怎么把资产变现。 当时上海建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向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各借两个亿。按当时官方汇率，相当于20亿元人民币。建好以后收费通行，请一家香港的资产评估公司来估值。他们算下来每年回报率是12%，8年可以回本，按股市评估市场现值52亿。 徐匡迪向市里汇报，说这个钱与其白白放着，不如卖掉49%的股份，变现的资金可以继续造徐浦大桥、卢浦大桥。 “就是要转变计委的职能，再也不要成为矛盾的焦点，总是弄到晚上11点下班了！”  八 1995年2月，徐匡迪当选上海市市长。一直做到2001年12月，差不多7年。 徐匡迪跟我说：“我比陈毅市长还多一年，陈老总是1949年来，1955年离开的。” 他当市长的时候，浦东的大部分还是农村，而南北高架、浦东国际机场、内外环线、金茂大厦、香格里拉宾馆二期、东方明珠电视塔，都在建设。 那是上海发展的关键时段，在徐匡迪看来，当时辛苦是辛苦，但上海有一个设计精、运转快、效率高的政府机构，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都是质量非常高的。 他们大多数是重点大学毕业，差不多一半人有在国外工作学习的经历，同时还有基层工作经验，都当过局长、委办主任，或者校长、大企业经理等。 “市政府不是衙门，而是一个议事决策的机构，大家在一起做事，比较愉快。” 我说，在那个大建设年代，你作为市长，最担心出事吧？ 徐匡迪也很感慨：“应该说我也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但上海的干部素质是高的，都是非常敢担当的。如果只靠市长一个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没用啊！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最重要。” 徐匡迪又说到一件让他难忘的事。 2001年，在上海开APEC会议，这是“9·11”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首次出访。 会前，美国的安全官员来了很多次。突然在开会前三天，他们提出车队经过的浦东世纪大道上有几十个窨井盖，下面是下水道，说这个不安全，担心有人放定时炸弹。 中方跟他们说，每天晚上会派人打开盖子检查，等到车队经过往返时，每个窨井盖上站一个警察，他们同意了。 但到会前记者招待会时，美联社记者又把窨井盖的问题提出来。 徐匡迪这样回答：“我只可以告诉你绝对保证安全，但是如果告诉你是怎么保证的，可能就不安全了。” 大家都鼓掌，外交部发言人也笑了，会后跟他说：“你这个回答好。” 九 2001年11月底，徐匡迪前往巴黎作上海申办世博会的陈述，回沪后即卸任市长，前往中国工程院履新。  在当时，这是个不小的新闻，大家都觉得有点突然。 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徐匡迪说：“组织上考虑，我到中国工程院工作。工程院院长不是任命的，要经过主席团提名，然后全体院士无记名投票，得票2/3以上才能当选。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早一点过来，先担任党组书记，因为党组书记中央可以任命。这样就可以把工程院的工作先熟悉起来，也让大家对我有个了解过程。” 那一年，徐匡迪64岁。按照规定，正部级的市长只能当到65岁，他也做了好退的思想准备。 之所以走得很匆忙，是因为需要他去巴黎作申博陈述，报告人必须用英文或法语，当时担心如果临时换人去做陈述，效果可能受影响。 去巴黎之前，徐匡迪就知道要走了。卸任市长后，当时的驻法大使吴建民还打电话回来问，说这会不会影响到申办？后来，国务委员吴仪跟他说明了情况。 在徐匡迪看来，组织上让他早一点去工程院是对的，选举院长的时候他得了96%的票。 后来徐匡迪夫人曾说，不当市长可以多活十年。 因为压力小了很多，而且当时还没当全国政协副主席，比较自由，可以到处逛。他们夫妇几乎每天都在玉渊潭公园走上三五十分钟。 若在上海的话，是根本没有时间散步的。 十 还有一个花絮。 当时初到北京，工程院还没有自己的办公楼。有一次，徐匡迪去见朱镕基总理，说起在宾馆办公。 朱镕基说：“徐匡迪你好大的胆，中央刚出了红头文件，不许在宾馆办公。” 徐匡迪说：“面积不大，4乘14，就是4个14平方米的标准间。一间是我的办公室，一间会议室，一间卧室，还有一间秘书住。采光不好，白天晚上都要开灯，只有一件事情不错，有4个厕所。” 朱镕基听了哈哈大笑，说：“趁这两年财政还有点钱，你想办法去造个办公楼吧。” 徐匡迪说他还算人缘好，当时北京市很支持，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张百发更是不遗余力，选了市中心这块棚户区，到2007年就建成了。 现在工程院办公楼是北京著名的绿色建筑，水是循环利用，屋顶有太阳能板，能耗是一般标准的1/3。 十一 不可否认，上海市市长虽然不是徐匡迪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但肯定是他从政生涯中的高光岁月。 聊起那7年的市长生涯，他最感欣慰的是，上海逐步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也成为一个大家都向往去工作、去生活的地方。 而以前，上海老百姓有过一句口头禅：“上海搞不好的。” 那时候工人下岗、交通拥挤、住房困难、基础设施落后、国企没有竞争力，而等到徐匡迪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人已经开始为上海感到骄傲，说明上海城市的品质在发生变化。 当选市长的第二天，上海电台采访徐匡迪，请他给上海人民提一个希望。 他就说，希望上海人不要把外地人叫乡下人，要“海纳百川”。 徐匡迪之所以这么说，跟他当年一次遭遇有关。 60年代初，他初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去中百公司买东西，说的是普通话，问了几个问题，营业员爱理不理，意思是你到底想不想买。 “那时候，上海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后来，因为参加“四清运动”，被派到南汇去。那里的农民听不懂普通话，不说上海话就没法交流，于是他就慢慢就会了上海话。 让徐匡迪感到高兴的是： 现在去上海，发现上海人都讲普通话了。 十二 徐匡迪曾多次跨界，我请他说说不同职务的不同感受。 他说，做教师时，每年从招生开始，直到毕业分配，都要参与，应该说是一种锻炼。 后来当校长就更加综合，但是相对于计委来说，它对于社会、对于经济，包括对人们的生活，没有这么深的影响 高教局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重点大学的放大，那时候这个局要管上海32所大学。 现在回想做过的领导工作中，徐匡迪说，校长可能是最难的。 因为学校是一个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地方，教授可以指着校长骂，说校长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不同意”，然后可以扬长而去。 “他是教授无所谓啊，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个在政府里面不可能的，局长怎么敢骂市长，递张条子最多了。” 徐匡迪总结：“校长最难当，市长最辛苦。我做市长那是真辛苦，早晨7点钟离开家，晚上不到11点半回不到家啊。”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