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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40)

时间:2020-07-18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利明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二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 2 ) 冲破组织枷锁 胡耀邦选择打破组织枷锁的突破口是纠正极左路线下的大量冤假错案,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从组织上准备中国的历史转变。这是从1977年12月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开始的。 组织领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二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2


      冲破“组织枷锁”

      胡耀邦选择打破“组织枷锁”的突破口是纠正极左路线下的大量冤假错案,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从组织上准备中国的历史转变。这是从1977年12月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开始的。

      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是同胡耀邦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人们不会忘记早在60年代初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安徽查实了张恺忛及李世农、杨效椿两案冤屈、震动全国的胡耀邦。

      人们不会忘记刚粉碎“四人帮”就提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一次谈到平反冤假错案,不但要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时,讲过一席感人肺腑、令人永不忘怀的话,他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的,一种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还有一种是组织枷锁,历次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

      在胡耀邦组织推动打破精神枷锁这个“突破口”时,遇到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的种种阻力和刁难。

      同样,胡耀邦在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这个“突破口”上,也遇到了来自他的种种阻挠。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掌握负责“专案”的审查大权。他坚守一个信条,凡是毛主席同意审批下构成的冤假错案,一律不准平反,否则就是“损害毛主席的旗帜”。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当即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照样平反!”

      就这样,胡耀邦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无私无畏,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煞费苦心,呕心沥血。

      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但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仍然由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许拨乱反正。中央专案组的人甚至对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进行的工作大发脾气,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胡耀邦面对“左”的重重阻力,下决心要发挥中央组织部的职能作用。为此,他不再理睬各种议论,直接向党中央负责报告,不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

      他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仅一年之内,就召开了十几次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座谈会,研究了数百件各种不同类型的案件。他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

      他创办的《组工通讯》第一篇文章就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一)过去受审查需要做结论而没有做结论的,要尽快做出正确结论;

      (二)已做结论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已分配工作但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

      (四)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并把善后工作做好;

      (五)无辜受牵连的亲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多次在中央组织部会议上说:“必须坚持纠正过去的错误”,“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胡耀邦多次向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提出: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那些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他批评那些在落实政策中“推”、“拖”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要求党的组织部门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要“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要“警惕每天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的幽灵”。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的“绊脚石”,胡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个会。

      胡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来,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是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批的案子,即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胡耀邦期待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打开缺口的办法。与会者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有人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胡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胡耀邦把高奇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胡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胡耀邦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受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胡耀邦这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站起来,握着胡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随后,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胡耀邦也在座,他的座位前也没放写有“胡耀邦”三字的牌子。事前他对安排座次的同志说:“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

      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以及中组部的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胡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胡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内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的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他接着说:“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得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胡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就有数十万人遭殃,其中数万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疾,上万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昭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双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上万的“5?16分子”。“什么‘5?16’?不就是那3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缓慢,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发现新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对于“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胡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不严重,如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错误。

      这就是对待毛主席的“三点论”。请同志们想一想:对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这“三点论”。如果这“三点论”可以成立,那么对过去的许多疑难案件,当初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阅”同意的,只要是错了的,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个场合或范围弄错的,就在原来的场合、范围内平反改正,有的还得登报消除影响,不能含糊。

      座谈会上有同志说:必须以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态度,来彻底纠正一切错误。

      胡耀邦说:我举双手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它是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得来的,是千百万同志和党外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尽管在我们前进途中遭受过多少个挫折,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我们也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阴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身更不可原谅。唯一的办法,在当前,就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快刀斩乱麻,真正扎实地干下去,不能再“口号喊得凶,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丧尽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地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把每一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坚决办到底。同时要坚决反对落实政策中的推脱敷衍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时刻警惕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幽灵。对于过去在“审干”工作中违反过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类似错误的人,只要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的,我建议“多换思想少换人”,团结起来迈大步。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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