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岁月（38/2）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住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是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康生在一旁谋划说：“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他们最后商定，要联合一些死党和帮凶，在十大上做文章。 经过3个月的仓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4日在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 出席会议的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青云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的党章基本上继承了九大党章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有关“林彪接班人”的内容。 会议的结果，在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极为复杂的是，十大充满了重大的政治较量。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纷纷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会上，林彪、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了，但“四人帮”的势力却加强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贵”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充当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尽管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老同志，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加强。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于是，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阵营。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12月12日起，毛泽东连续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批示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 3天后，毛泽东同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再次宣传邓小平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邓小平，要全面重用邓小平。病体沉重的周恩来深受鼓舞。就在22日会后，周恩来不顾疲倦的身体，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当即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这样，邓小平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文革”中苦撑危局整整8年的周恩来，这时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毛泽东下决心赋予邓小平更大的职权，对他抱有厚望，期望在周恩来不能承担工作时，由他接管，以维系党、政、军工作运转。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复职和一批老同志复出掌权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刁难。 在清理林彪于北京西城区毛家湾的住所时，江青一伙发现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之类的条幅。这本是林彪他们附庸风雅的东西，阴谋家们却借题发挥，声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并选编成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了这些材料，江青一伙借机大肆鼓噪，一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推开了。 野心家们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真实的目的，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王洪文的话就泄露了江青一伙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11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第11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10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言而喻，如今所进行的是“第11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他们满怀复仇心理，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等。 江青通过她的爪牙组成梁效的写作班子，撰写《孔丘其人》等文章。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文章还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句句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这时，江青却大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做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表明自己的态度：“批林批孔”他同意，“批‘周公’”他反对。 1974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外交和国际经验上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做大会发言。 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是恼怒。出席联大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3月24日，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向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我，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形象。邓小平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周恩来也开始协助邓小平准备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4月2日、3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这篇发言稿，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会议 与此同时，周恩来不顾病痛，亲自为邓小平的出行做细致周密的安排。他召集外交部和民航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欢送礼仪和代表团专机的飞行安全。他对民航领导交待：“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确保航线畅通，他建议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如遇情况，可以确保飞行。当时，我国完全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没有通往西方国家的飞行航线，为了邓小平此次出席联大会议，周恩来特别批准我国民航飞机申请航线，进行一次极其特殊的飞行任务。 4月6日清晨，周恩来破例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面对消瘦的周恩来和精神矍铄的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多少嘱托和信任，都付与了这紧紧的一握。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