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老辰光

当前位置: 首页 > 娱乐 > 书画 >

图书精选二十《毛泽东与张闻天:跟着真理走》

时间:2019-12-19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张树德 点击:
第五章 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1 ) 担架上的密谋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从酝酿到举行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
      第五章 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1


      担架上的“密谋”—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团”,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从酝酿到举行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作用与张闻天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1969年4月10日在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和我合作的。而这种合作,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路上的“密谋”。
 
      1934年9月,毛泽东来到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后来红军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全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路线。
 
      1934年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这两个纵队分别以“红安”、“红章”做代名。当时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以及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在中央队。在长征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毛泽东、张闻天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而未分散。
 
      15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在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并对将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了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当时,毛泽东正患恶性疟疾,体质虚弱,走路极为吃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主要靠坐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骑马行军。由于三人成天在一起的缘故,使得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对过去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为什么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原因,进行探讨和争论。他们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同最高“三人团”相区别。
 
      11月中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的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分还没有靠拢的时机,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然而,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
 
      进入湖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等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
 
      通过与毛泽东的讨论和交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思想上、观点上以及感情上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近,进一步认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
 
      对于这一点,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此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其余全部渡过湘江,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破灭。但这时红军的数量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长征以来红军的损失又一次证明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彻底破产。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
 
      湘江战役失败惨重,使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在思考着其中的原因,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例如,刘伯承在其回忆录中就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此时,毛泽东、张闻天等感到,不能再让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持续下去了。
 
      12月上旬,红军翻越广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住区。从过了老山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便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