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伯伯关心我的工作，不许受特殊照顾 一直以来，因为受到伯伯、七妈的教育和影响较深，严格遵守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和国家需要的党性原则，所以，连我自己选定的乡村女教师的工作，也只做了三个月，便被调到朝阳区委参加肃反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小学老师中的共产党员确实太少了。 伯伯听说我离开小学被调到区委机关，很不以为然。他总是希望我们都在最基层、最艰苦的单位工作，经受锻炼，磨炼意志。他问我：“你调到区委机关，离城近了，条件好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当他知道现在我的工作是因为中小学校教师中党员实在太少的原因，他无奈地对我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区委的事，只能服从组织吧！”显然，如果他让区委把我调回小学工作，必然暴露了我与他的关系，我就可能反而被区委特殊照顾，这是违背他意愿的。因此，他只好不管了。 
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时，我与同学赵素勤在学校大门口留影
一年后，组织安排我去东北搞外调，因为再找不到青年党员，便让我带一个女团员出差。临行前的一个中午，我来到西花厅，正巧碰上伯伯刚从外面回来，他有点奇怪地问：“秉德，今天不是星期六，你怎么有空回来？” “我明天要带人去东北搞外调。今天特地来看看您和七妈，星期六就不来了。” “什么什么？”伯伯两手叉在腰间，浓眉往上一挑，瞪大眼睛反问道，“秉德你再说一遍，你明天要带人去东北干什么？” “带人到东北搞外调啊！”我大声重复一遍。 伯伯仰头哈哈哈地爽朗放声大笑，对七妈说：“小超，你瞧秉德，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明天还带人出去搞外调呢！” “你也别小瞧人家秉德。”七妈带着笑反驳说，“她已经是快两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想想当年，你我在天津觉悟社那会儿才多大？我15，你也不过21岁吧。” “就是嘛！”我乐得直拍巴掌。 “好！秉德要记住，外调工作是极严肃的事，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伯伯嘱咐道，我连连点头。 伯伯非常忙，我有什么事，多数时间都是向七妈讲，如果他们在外地，我的信也是写给七妈的。当然，往往是我去两三封信，七妈能回一封信。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埋怨，因为给他们写信，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当然也盼望得到他们的来信指导。但我似乎从小就养成了宽厚待人、善解人意的习惯，我知道伯伯、七妈工作忙，七妈身体也不太好，他们是高级干部，是长辈，不能及时回信，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有一回我陪伯伯散步，闲聊着，他冷不丁问了我一句：“秉德，你工作几年了？” “三年了。” “有没有当科长啊？” “当科长？怎么可能呢！”我心态平衡极了，心安理得地说，“我们的部长是处级十四级，副部长是十六级干部，下面的干事有十八九级的、20级的，我才是22级，我怎么可能当科长呢！” 确实，我就在不设科的区委宣传部，没有任何职务地干了整整十年，工作一直受好评，但级别职务从来没有动。伯伯、七妈从没为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来没有动过脑子，也从没想过要提个职，当个“长”，更不会想到要求伯伯或七妈帮我找人打个招呼，或者调到伯伯管辖的国务院系统工作，可以动一动自己的职务。伯伯、七妈也从未因为我没有提升职务而批评我进步不快，相反，他们常为我能够扎扎实实在基层工作，而且表现还挺好而感到欣慰。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