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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过草地（上） 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使得蒋介石分别聚歼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企图完全破产，这使得他非常懊恼。但红军进入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又使他重新看到了困死和消灭红军的希望。他在成都连续召见薛岳部师以上高级军官开会，分析红军会师后的动向，认为：红军如果北上，将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占道再出文县、武都，与在陕甘活动的红25军徐海东部会合。无论红军走哪一条路，在蒋介石看来都是纵虎归山，后果难以预料。他的基本意图是，彻底堵住红军可能北上的路线，将红军封死、困死在川西北。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薛岳8月上旬将前敌指挥部进至文县，以周浑元纵队进至武都，堵截红25军；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策应胡宗南部作战，并调胡宗南第2纵队归薛岳指挥，集结于松潘、漳腊、黄胜关，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另外，蒋介石对西北“剿匪”重新部署，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杨虎城、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等西北各省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并从豫皖边调第3军王均部入甘，在夏河两岸的和政、临桃、渭源、武山、天水一线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从江西调第37军毛炳文部至甘肃静宁、会宁、华家岭、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各部陆续行动，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日趋紧张。必须立即行动，出奇制胜，方能抢在国民党军形成新的封锁线之前，走出川西北，实现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在毛儿盖举行会议，重新讨论北上路线。除中革军委成员外，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国民党军似已判定红军有改道进入甘肃、青海的企图，故胡宗南部重兵鏖集松潘，防止红军北进；川军从东、南面步步紧逼，企图牵制红军；薛岳部则意图先期控制夏河、洮河流域，以达紧缩和围困红军于现在地区之目的。而陕甘各省国民党军亦在调集中，准备阻止红军北进。红军的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民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未能实现预定目的。因此决定，立即分兵两路，改道北进，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攻占阿坝，迅速北进洮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同日，中革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共二十个团，编为左路军，“以主力一部迅速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消灭番兵马队。阿坝攻下，则应急以主力向北探进，以一部兵力打通阿坝到墨洼路，以接引我右路军”。另以一部兵力在抚边、党坝“坚守要点，积极打击，以掩护我军主力转移。同时川敌如进，应坚决遏阻，在有利时机应集中兵力一部，实行回击而消灭之”。 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共十二个团，编为右路军，“向班佑、阿西（巴西）侦察，准备走此路，遭遇和消灭胡敌一部，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 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1师和第35团共七个团，为牵制部队，“沿小姓沟至羊角塘，牵制松潘之敌，以掩护我左右两路军及一切后方前进”。 红一方面军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第269、第29团共六个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并首先打通茨坝、杂窝到波罗子道路，以便在有利时机，经此路循右路军后北进”。 计划还规定：后方地区以杂谷脑、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仍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一切器械资材及伤病员统向该方转移。党及苏维埃工作应在这一地区特别加强，首先准备迅向阿坝开展”。 随后，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和我情，对各路部队的行动兵力与方案进行局部调整，决定将牵制部队和总预备队全部编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共辖红1、红3、红4、红30军计四个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共辖红5、红9、红31、红32，红33军计五个军。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 “夏洮战役计划”发布后，红军各部立即分别向集结地域开进。右路军部队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左路军部队则集结马尔康、卓克基。  红军在毛儿盖修建的关卡 风波再起 沙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虽然在会上对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表示赞成，但会后却在与徐向前、陈昌浩的交谈中，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极大不满，表示要与毛泽东等人斗争到底，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意见”，企图拖延部队行动。对此，徐向前明确表示反对，说：“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勉强同意部队北上，并与朱德率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一部离开毛儿盖南返卓克基，准备指挥左路军行动。可到了卓克基后，张国焘再次对北进的方针产生怀疑，重新提出了西进甘肃、青海的方案，拒绝执行中央确定的北进路线。朱德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张国焘）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烟稀少，……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因而，张国焘不但想要西进，而且拖延右路军部队集中时间，并向中央提出了对北上行动路线的意见，甚至想要让已经北进的部队掉头再占抚边、理番。 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最初决定左路军向阿坝方向进攻，右路军配合行动。因而，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右路军派两个团作为先遣队向班佑侦察前进，准备占领并控制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左路军北进，同时向松潘之敌佯攻，吸引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配合右路军北进。 但就在红军各部开始行动的时候，南线之国民党军刘文辉、李抱冰等部加紧进犯红军，党坝、耿达桥相继失守，红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毛泽东在分析了敌情、地形、气候等因素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认为，要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迅速前出至夏河、洮河流域作战，红军必须集中全部主力，以最快的速度经班佑北上。因此，主张调整战役计划，以右路军前进路线为主要方向，左路军立即向右路军靠拢，同出班佑，向北前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赞成。8月11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电示红1、红3军首长：“我军前进道路，一经阿坝，一经班佑。阿坝情况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洮，行程约十二日，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要求“一、三军应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为全军探路。 8月15日，中央正式将改变行进路线的决定电示朱德、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急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同时指出：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班佑以北则粮、房不缺，而且目前洮、夏敌各尚薄，迟则堡垒线成线。因此，“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而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 张国焘却根本不屑回答，坚持左路军经阿坝北进，进而西进出青海、青海边远地区的方案，直到19日才令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军主力，于19日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北进平行路，为先头纵队由班佑向西前进作准备。但同时回电徐向前、陈昌浩，为经阿坝北进辩护：“阿坝仍需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地”，并称：“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右路对松潘，对夏、洮都须单独作战”，反对两军平行北进，集中兵力对敌。同一天，他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强调“查理寺情况不明，由查理寺至班佑路更不知。事实上，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 张国焘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为了确保中央的领导权威和工作机制，对今后的工作实行有力的领导，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窝召开了会议，讨论常委的工作分工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参加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出席，王稼祥列席。会议决定：张闻天兼管组织部，李维汉辅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同时决定，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这一决定，使得中央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会议同时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和《斗争》分别成立编委会。《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李维汉、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做斗争。但为了保证两军团结，确保北上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反对在军事行动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开展党内斗争，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要不指名，不引证。 毛儿盖会议 为了确保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同时统一中央和红军高级指挥员对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的认识，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明确夏洮战役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十二人参加。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部殿后，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首先做报告，说明改变夏洮战役部队行动方向的情况：我们向北行动，存在着两个方向：一是向东到陕西，一是向西到青海、新疆。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红军主力不应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的理由是：第一，从敌情方面说，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构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地区。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逼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第二步占天水，第三步占平凉一带，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第二，从地形方面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符合我们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的需要；第三，从经济条件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第四，从民族条件说，黄河以西大部分是回族、蒙古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基于上述四点，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只以支队到黄河以西，这样就能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 他强调，夺取洮河流域东岸，是夏洮战役的主要目的。目前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着将来的行动。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背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力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 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博古、凯丰在发言中指出：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徐向前提出，红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主张快速北进，然后集中最大兵力向东突击，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关于左、右两路军的行动路线问题，发言者都认为，要达到战略目的和战役计划，应以右路军为基准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而不应以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因为从敌情、时间和地理条件来看，右路军配合左路军是困难的，红军需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否则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 毛泽东在对讨论作总结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向西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被敌人逼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向东的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和全国的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战役方针究竟从洮河左岸前进还是右岸前进，应当依照实际情况而定。但我们目前需要有这样一个方针，就是我们到包座后，调查去岷州的道路，应采取包座至岷州路线。昌浩同志提出的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在民族政策上不应该，从兵力上说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当看成是战略预备队，而不是战役预备队。作战役预备队，它赶不及，我们不应指望他。我们应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决定》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重申了红军北上，开辟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最终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改变战役部署的主张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