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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彝海结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将“追剿”的国民党军甩开了一星期以上的行程，获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但是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容有丝毫乐观。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横贯于前，薛岳指挥的十几万敌兵紧追于后，西南方向则是大部队无法生存的方圆八百里荒凉之地。红军唯一的前进方向就是继续北上，渡过大渡河，方能争取与活动于四川西北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新的根据地。 蒋介石也看清了红军的这一唯一选择。因此，虽然为在川黔滇地区数月的较量中处处被动、屡失战机而懊恼不已，但依旧未失去信心。5月12日，他乘飞机由贵阳到达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 蒋介石到达昆明后，龙云似乎是要弥补在金沙江之战中的过错，立即向蒋介石献计，称红军现在是在走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部队走过的老路，建议效当年清军围剿石达开太平军之策，首先层层拦截，然后凭借大渡河天险，将红军逼入绝地，予以全歼。此计正中蒋介石下怀，因而他立即确定了一个将红军围困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的会战计划。 当时，从金沙江至大渡河，沿途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仅有西康军阀刘文辉的第24军及民团武装。同时，由于红四方面军已经突破嘉陵江西进，到达川西北地区，直接威胁到成都的安全，吸引、牵制了川军大部力量，四川军阀的部队中唯一可以机动、增援大渡河地区的只有驻扎川南的杨森第20军以及刘湘的部分部队。 蒋介石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司令官，指挥第20军全部和第21军一部，巩固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防务，确保川南。同时，令刘文辉在一个月之内完成雅河、大渡河沿岸的碉堡修筑，并专门派特务头子康泽率领武装特务中央别动队第1支队赶赴雅安，并随即转赴雅安所属各县，督导修建碉堡和江防工事。为迟滞红军北进，蒋介石又令刘文辉将第24军位于大渡河以南之六个旅统归刘元璋统领，受薛岳指挥，在金沙江至大渡河沿途道路层层设防，掩护薛岳部北进，并令薛岳率“追剿军”迅速渡过金沙江，尾追红军。 整个会战计划调动兵力十余万人。蒋介石命令各部充分汲取与红军在川黔滇作战的失败教训，行动必须稳扎稳打，每到一地都要先做工事，然后才能入营，绝不可掉以轻心，孤军冒进。5月中旬，国民党军各部依计划开始行动。蒋介石放心不下，又两次乘飞机亲自到大渡河上空视察，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令各部加速行动。 红军再次面临生死存亡之战。而整个北上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抢在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到达和江防部署完成前，进到大渡河畔，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围攻会理 会理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北岸，为川滇交通要邑，由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第1旅刘元瑭部防守，其部署是：会理以东至宁南一个团，会理以西的姜驿、黎溪一带一个团，旅部率另一个团（欠一个营）驻会理。会理守敌加上民团共有三千余人，拥有机枪六挺、迫击炮三门，环城工事坚固，有已建成和正在建的大小碉堡二十余个。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野战司令部于5月9日致电各军团首长，对行动作出部署：令红3军团（欠一个营）及干部团围攻会理，消灭守城的国民党军第1旅。若至10日强攻不下，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于12日炸城，对城外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则应坚决消灭之；红9军团向蒙姑、巧家之线开进，破坏沿江船只，遏阻东岸追敌；红1、红5军团负责消灭国民党军增援部队于会理以北地区。 红3军团与干部团到达会理城下后，立即展开攻城作战。刘元瑭急调驻会理以西姜驿、黎溪的部队向会理增援。红3军团以一部包围会理城，主力对进入城西高地的国民党军援军展开攻击。国民党军援军大部被击溃，一部窜入城中，会理城内守敌因此增加到两个多团，刘元瑭也从西昌派出一个旅南下增援会理。 根据以上情况，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红1军团绕过会理城，进至会理以北之五里牌、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侦察、警戒；红5军团取捷径集结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个方向侦察，并受红1军团林彪、聂荣臻指挥，打击由西昌增援之敌，保障红3军团进攻会理；干部团仍集结金庄庙、沙坝一带，并派队分向白沙、大拦河两方侦察。 12日，红3军团采用坑道爆破方法，对会理发动总攻，战斗激烈。刘元瑭督部拼死防守，红3军团进攻一日，始终无法突入城内。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在红3军团进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先后到达金沙江南岸。5月11日，蒋介石令其迅速过江，在川、康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并规定各部任务如下：第24军刘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应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楼，严防红军北进；孙渡纵队进驻盐边、盐源，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薛岳部各纵队迅速渡江，解会理之围，随后进至西昌筑碉，左与盐边、盐源之孙渡纵队，右与昭觉之川军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 国民党军大军逼近，继续在会理与其纠缠，红军很可能将丧失主动。毛泽东与中革军委冷静判断局势，决定利用国民党军追兵尚未到达的时机，抓紧休整部队，然后迅速北上。12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需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城亦须十四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因此，“我野战军以遏阻追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定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十五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同时，要求各军团以备战姿态在部队中进行军政教育，加紧扩红、筹款及做地方工作等。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3军团继续围攻会理，其他军团就地转入休整。 
红军在会理留下的标语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实行机动作战的经验，批评了林彪反对机动作战，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的严重错误，统一了战略思想，统一了对遵义会议以来军事战略和作战指挥的认识，增强了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按照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在川西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毛泽东提议，中革军委确定由熟悉川军和当地情况的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聂荣臻任政委。 …… 穿过彝民区 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得知红军到达的消息后，派人到达泸沽向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汇报了冕宁党组织的情况，以及从泸沽到大渡河的道路、敌情、民情、给养等详细情况。红军由此了解到国民党军的准确部署，定下了北进决心的路线。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巂（今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大渡河到对岸的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也是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方向，沿途各要地皆有重兵扼守。另一条路则是山路，从泸沽过冕宁，经大桥镇、拖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至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此路崎岖难行，且要穿越彝民区，当时彝汉矛盾很重，彝民敌视汉人，国民党军估计红军不会走此路，因而防堵力量比较薄弱。 当时在大渡河地区，川军第24军第4旅守泸定至安顺场一线，第5旅守安顺场至富林一线，川军第21军王泽浚旅增援富林，即日可达；在通往雅安的大道沿线，则驻有刘湘的重兵。杨森的大渡河守备指挥部设于富林。 刘伯承仔细分析了冕宁地下党提供的情况和通过电台截获的国民党军部署，判断：国民党军显然是认定红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因此红军如果从大树堡渡江，会正好遭遇国民党军主力，不易成功。红军应该立即改变原定行军路线，以少部兵力经越巂向大树堡前进，摆出由此渡河欲袭成都的架势，迷惑、牵制敌人，而红军主力则转道经冕宁到安顺场的小路，穿越彝民区，出敌不意，直插大渡河。 毛泽东等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完全同意刘伯承的建议，立即决定：红军主力部队通过彝族区，直扑安顺场，在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环节突破。 20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我军渡过金沙江的胜利及经会理北上，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现时敌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的天险，大、小桐（相）岭及梁（凉）山等的阻隔，夷（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企图以刘（湘）、蒋（介石）两部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所部在北岸层层遏阻，破我渡河计划。”依此情况，“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军作战、机动，争取赤化（四川），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同时，要求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兵两路北进。主力为左路，经冕宁县的大桥、拖乌等地，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红1军团第2师第5团为右路，由军团参谋长左权、该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领，沿西昌至雅安大道前进，经越巂（今越西）县向大树堡（今属石棉县）前进，以迷惑和牵制大树堡对面富林之敌。此外，以红3军团一部阻击从西昌尾追之敌。 22日，右路红2师第5团从泸沽出发，翻越小相岭，攻占越巂，歼敌一个营，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在县衙里的彝族群众数百人，并前出到大树堡渡口，打出“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的标语，还动员当地彝族群众帮助扎成数十只大木筏，摆出了由此渡江的架势。对岸国民党军十分紧张，日夜加强江防。 在红4团的掩护下，红军主力经冕宁迅速北进，开始向彝族区进军。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和红1军团侦察连、方面军工兵连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兼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红1军团组织部长肖华及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率工作团随队行动。 彝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地区。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地区，至今尚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族同胞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历代汉族统治者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把彝族视为“蛮夷”，对其进行压迫、奴役，如遇反抗，则进行武力征剿，平时则分化其内部，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因而，彝族人民对汉族不信任，特别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彝族的反抗精神极强，各家支部都有自己的武装，并有相当数量的快枪和土枪。彝民的枪法也很准，并且身体灵活，登山涉险，如履平地。红军要从这里经过，困难很大。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成为红军继续北进的关键所在。 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全军普遍进行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风俗习惯，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总政治部也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刘伯承则要求先遣队全体官兵，严格遵守纪律，“没有我和聂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月21日，红军先遣队占领冕宁，释放了被关在监狱里的彝族头领。这些彝民头领是当地反动政府作为“人质”关在狱里的，刘伯承、聂荣臻请他们喝酒，虽未能消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但缓和了气氛。 22日，先遣队由大桥镇出发，穿过额鸡、俄瓦、园包包等彝汉杂居区，然后翻过俄瓦垭口，进入了彝民区。工作团在前面开路，工兵连随后跟进，红1团暂时在大桥镇待命。道路蜿蜒不平，两侧山势险峻，林木葱茏，野草丛生，地面上腐烂的叶子积存厚达数寸，且天气多变，时而浓云低垂，时而细雨霏霏，给人以一种瘴气弥漫的感觉。先遣队经过的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等处，山林深处有成百的彝民呼啸、呐喊，工作团官兵紧缩队伍，谨慎前进。 当工作团行至冕宁北二十五公里处之袁居海子地区，被彝族罗洪、老伍、沽基（鸡）等家族的人员挡住了去路。随后跟进的工兵连也遭到彝民的围攻。红军官兵严守纪律，对彝民的围堵和抢夺物资坚持不予还击，通过通司耐心地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同时派出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红军官兵的严明纪律，逐步赢得了彝族群众的信任。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彝民终于通过谈判与红军达成了协议。 刘伯承亲自接待沽基族首领小叶丹，并按照彝族的习俗同他结拜为兄弟，向小叶丹赠送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的诚意打动了彝族同胞，争取了大多数彝族同胞站在红军一边，化干戈为玉帛。 当晚，刘伯承邀请小叶丹等同返大桥营地，给予热情款待，并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正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从此之后，这支武装一直在彝族地区活动，坚持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 第二天，在小叶丹的引导下，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彝民结队迎接红军队伍，红军指战员也每人准备一件礼物赠给彝族兄弟，红军热情友好、亦诚相待的态度，受到彝族同胞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充满彝汉兄弟团结的欢声笑语。彝族同胞到处传颂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的动人事迹。 走出沽基家支范围，小叶丹派人继续引导红军前行，并与其他家支交涉让路。红军则按照彝族各家支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受国民党蒙蔽，不了解红军政策的老伍族说服其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并劫去红军器材及枪支的罗洪族，采取政治上争取与军事上打击相结合的政策。因此，一路没有再受到阻挠。 经过七天七夜的行军，红军畅行无阻，全部通过了被视为畏途的彝族区，并吸收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使蒋介石企图利用彝族同胞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彻底破产，红军因此争取了时间，为先机到达大渡河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非常兴奋。走出彝民区，在大渡河畔见到刘伯承后，他幽默地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