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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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留下了百多件建筑作品

时间:2018-06-19来源:文汇报 作者:毛时安 点击:
100年前,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来到上海。在随后的29年间 图片中的建筑均为邬达克设计 武康大楼 上海市作家协会大楼的阳台 联合大楼 孙科故居 修缮一新的吴同文旧居,人称绿房子 大光明电影院旧照,据上海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介绍,为邬达克本人拍摄,拍摄时间
100年前,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来到上海。在随后的29年间——


图片中的建筑均为邬达克设计  武康大楼

上海市作家协会大楼的阳台

联合大楼

孙科故居

修缮一新的吴同文旧居,人称“绿房子”

大光明电影院旧照,据上海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介绍,为邬达克本人拍摄,拍摄时间大约在1930年代
 
    
      今年是著名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抵沪100周年。100年前,邬达克以一名一战战俘的身份逃亡至上海,在随后的29年间,他在这座城市设计了一百多处风格各异的建筑。在上海的土地上,建筑设计的多样性是由中外设计师共同完成的,而邬达克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为纪念这位文化使者, “2018邬达克年”系列活动近日启动,其中 “致敬邬达克·‘一带一路’畅想”中国上海美术家画作展已于日前在斯洛伐克开幕。让我们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文艺评论家毛时安的笔触,去探寻、重温邬达克的 “拥抱”。——编者

      他是一个幽灵。

      在我生活的这座现代化大都市里,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他像长笛透明的音符潇洒地洒落在湖畔河边弄堂深深的尽头,像气势磅礴的交响曲轰响闹市宽阔的路边。你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认识他的人,但你无法避开他,因为不经意之间你就会在这座城市遇见他。他把他的灵魂他的才华镌刻在了这座城市的大地上。然后他就一去不归了,消失在一片茫茫的虚无之中了。

      这座城市星星点点到处回响着他留下的声音

      六十年前,我还是个懵懵懂懂少不更事的孩子。那时弟弟妹妹还没有都出生,家境也还过得去。一年过生日。父母带我走进南京西路头上一栋深棕色的高楼。它陡峭的雄姿矗立在路边,是那个时代上海的地标,最高的建筑。在周围楼群的簇拥下,它像帝王那么的尊贵显赫,那么的一览众山小。就像姚明站在我们中间。大家习惯用上海话亲切而尊敬地叫它 “廿四层楼”。父母带我在三楼的窗边坐下。大街上铺满了金色、透明的阳光。南京路永远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车子,隔着同样透明的一直顶到天花板的巨大窗玻璃,在阳光里自由地挪动。不时,还有拉着铁栅栏门的1路有轨电车,拖着长长的  “辫子”,叮叮当当慢悠悠地驶过。父母给过生日的我买了一本《小朋友》。一个长着很长白胡子的消瘦老人在雪白的书页里微笑。我看懂了,一个叫齐白石的画家,得了国际和平奖。他的伟大,我一直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但那些虾真和活的一样,在看不见的水里游动,感动了一个孩子的一生。于是,我记住了一座叫国际饭店的建筑,一座近半个多世纪雄踞亚洲高度宝座的建筑。旁边还有一座浅黄色横在南京路上,隔着黄河路,似乎在和国际饭店悄悄说话的建筑。建筑在一片片连续的薄板中升起一片风帆般隆起,写着“大光明影院”几个大字,入夜,霓虹灯在夜空骄傲地闪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一度和电影走得很近很近,很热络。在那里,围着白杨、张瑞芳、孙道临、秦怡,还有谢晋、吴贻弓,指点中国电影如画江山。还有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许多若干年后如日东升的电影艺术家们坐而论道。

      后来,我像做梦一般跨进了童年向往的圣殿般的作家协会工作。开始有人介绍说是旧社会 “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宅院。待了一阵子,有人纠正,是他弟弟刘吉生的府邸。绘着风景的长条彩色镶嵌玻璃窗,神秘美丽的光亮中,异常气派的旋转扶梯从一楼盘旋到三楼,扶梯的铸铁栏杆 “KS”的纹饰,证实了主人的信息。从楼梯顶部往下。可以看见楼梯像海贝一般美丽的圆弧袅袅升腾而起。底部黑白相间的地坪,像数学方程式简约明快。我在小楼西南角的204房间办公。一个房间里年长的有我老师徐中玉、诗人罗洛,还有同龄的赵长天、宗福先和叶辛。南面有铸铁的大门,门两边有连着墙体装着大镜子和欧式雕花的水曲柳衣柜。推开大门,就可以看见院子的花园,不管人家世事变迁,永远郁郁葱葱的绿。那尊由巴金家老花匠李师傅保护下来的女神普绪赫大理石雕像伸展着美丽婀娜的半裸躯体,仰望着蓝天。几个娃娃和一汪清水,围绕着她。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长天一起,我们站在阳台上。伸手几乎可以摸到撑起小楼的希腊爱奥尼式的圆柱。爬山虎的藤蔓和枝叶婆娑地沿着深棕色的墙头不依不饶地伸过来。小楼的东边是 《收获》编辑部。巴金先生的女公子李小林和她的编辑们,永远地埋在来稿堆里。编辑部房间外面有一个阳台。它的下面同时也是进作协小楼的必经之地。作协成立40周年,为了拍电视片我和赵长天、陆星儿、彭瑞高、竹林一起拉开嗓子高唱过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其实那时我们都已四十出头了。204房间是当年作协所有事情的开端。无论对的还是错的。一切都远去了。连同当年主人家几个房间里发生过的各种惊险浪漫传奇的故事。唯有房子,总屹立在院子里。

      在文化局工作,逢年过节我去看望老艺术家孙道临、王文娟夫妇。淮海路和武康路夹角,一栋高楼拔地而起。从上面看,像一只巨大的熨斗。从正面看,像一艘起锚远航乘风破浪的巨轮。这座楼使周围一切猛地就有了庄重恢弘优雅的不凡气度。顶楼的环形大阳台,可以极目远眺,似乎能把人间万象尽收眼底。整栋楼就像马勒的交响乐,宏大而不失次序。沿街长长骑楼下的连续券门,就是一小节、一小节由小号吹奏出来的嘹亮乐句。孙道临王文娟夫妇就住在这栋大楼后来加的四楼里。当年,赵丹、王人美、上官云珠、秦怡、郑君里这些中国家喻户晓万众瞩目的电影明星都曾在这里过过 “日脚”。在孙道临王文娟的面前,我真正领略了气质和风度。大楼曾有过一个显赫威风的名字:诺曼底公寓。现在很平民,武康大楼。还有,我写过评论的 《蓝屋》的原型 “绿房子”,染料大王吴同文的宅邸。在华东医院老楼,我闻到了一股混合着来苏水味道的肃穆气息,在走廊间漂浮……雁过留声。这座城市星星点点到处回响着他留下的声音。那是建筑,凝固的音乐。

      恕我孤陋寡闻,在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些建筑出自同一个建筑师的手笔。他就是当今已经赫赫有名的邬达克,一个来自欧洲的建筑师,一个连国籍是匈牙利还是斯洛伐克都不太分明,身上却流淌着两国血脉的建筑师。就是这样一个建筑师,在上海,他居然留下了住宅、影院、教堂、医院、饭店大大小小百余件建筑作品。其中三分之一列入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它们不娇不宠却流光溢彩,装点着这座城市。就建筑师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而言,迄今无人能出其右。以致建筑史家如此断言,如果没有邬达克,上海的建筑史将完全是另一部建筑史。

      在他最困难最低潮的时候,上海接纳了他

      就建筑师和城市的关系的重要性而言,邬达克使我想起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伟大建筑天才高迪。一座和上海同样伟大的城市。虽然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艺术家毕加索、米罗、达利都和巴塞罗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走在巴塞罗那街头,我最大的感动居然不是他们,而是,那个叫 “高、迪”的建筑师。他的旖旎瑰丽像来自云端的奇思妙想,飘忽在巴塞罗那街头的屋顶瓦檐烟囱砖墙门楣窗台上。米拉公寓、巴特拉公寓、古埃尔公园……它们像海浪一样的曲线汹涌澎湃地涌来,室内像大海里的贝壳盘旋蜿蜒,充满了自然主义神秘诡异而又生动的气息。圣家族大教堂170米高的尖顶犹如巴比塔直刺蓝天,犹如一部结构宏伟迷宫般的交响乐,永远被脚手架和塔吊簇拥着,一百多年了,建设还在 “正在进行时”中。在巴塞罗那,你似乎走不出高迪的怀抱,就像我一个穷人的孩子,在上海,还不懂事,就被邬达克拥抱过了。

      让人感兴趣的还有两人虽有不同却同样奇异的人生。邬达克的传奇在于,一个一战战俘营逃出来的战俘,穿过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大平原,颠沛流离来到远东。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大都市留下了一批熠熠闪光的 “房子”,成了这座城市最青史留名的建筑师。他一定很富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连国籍身世都无法确定,没有了栖身的祖国,他的心恐怕是一直有点支离破碎,甚至千疮百孔的。这种隐隐的痛,真是无人诉说的。作为建筑师,在他最困难最低潮的时候,上海接纳了他,让他得以在此安家落户,结婚生子。同时,他也把自己献给了上海,把一生的心血和辉煌留在了上海。上海是他建筑设计才华横溢的巅峰时期,那些建筑也成为了他留在大地上的永远的足迹和纪念碑。今年,是邬达克来上海的一百周年。遥想当年,这个来自欧洲的游子一个人踏上这块陌生土地的时候,我们真是百感交集。

      从1918年孓然一身踏上外滩到1947年举家飘然而去,他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一瞬间留下了耀眼的灿烂。他离别得那么决绝,此后,再没有给世界留下一张图纸,一座建筑!最后,心肌梗塞,客死他乡,结束了65年生命旅程。高迪性格乖张古怪落落寡合,三年五年天天同一套衣服,又脏又破。终生未娶。最后,被通车典礼上披着彩旗的有轨电车撞倒。人们把这个糟老头视为乞丐,送到医院就咽了气。唯有一个老太,后来认出了他。终年74岁。全城的百姓涌向街头,为他送葬。他们把所有的才华毫不吝啬地挥洒给了一座城市。作为建筑家,他们当得起后人的尊敬和赞美。我们这些庸人各有各的庸俗,唯有天才的命运都是相似的。

      为了缅怀这位建筑师,我们把 “致敬邬达克”的画展送到了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些画家,我大都很熟悉。他们生活穿行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致力于在宣纸和画布上描绘这座城市的肖像,用原创的发自内心的艺术语言。这座城市已经成了他们心头永恒的爱人。她绰约的风姿,内心的律动,寒暑晨昏的表情,乃至她的忧伤,他们都了然在心。展现在他们的作品里,和现实一样的清晰,又像梦境一般的遥远飘渺。他们真的是爱这座城市,爱这些房子,爱设计这些房子的邬、达、克。

      对于我来说,终于有一天,来到番禺路弄堂深处129号的邬达克旧居。邬达克有幸。这栋1930年落成的都铎式乡村别墅,在当年西郊大片田野的衬托下,明木的结构和雪白的墙体,色彩明朗脱俗,曾经优雅清新得像飘然而来的简爱,亭亭玉立。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后,门窗脱落,墙面翘裂神情呆滞。像一个风雨中的弃儿。这座曾经风光的老房子,已经衰败凋零了。也是异乡人,一个在商海沉浮多年的湘西女子居然在茫茫人海中一见钟情地瞅上了她。就像一个痴心的女孩为了心爱的人,不惜飞蛾扑火,甘愿为此献出一切。像抢救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她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心血洒在了这座老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我曾经在她陪同下,从一楼到三楼,走进每一个房间。人去楼空,冥冥中,往昔的岁月像月光下的晚潮无声无息地汹涌而来。主人一家围坐在大厅餐桌边的欢笑在吊灯下回响。21世纪邬达克旧居,焕发了昔日曾经的姣好容颜。

      入夜,在扶疏的林木间灯光摇曳。很温暖。有飞鸟永远停在了尖尖的屋顶上。那是当年主人设计的飞鸟铁皮雕塑。难道那是主人灵魂的归来?停留?这个为上海造房子的人啊。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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